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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哪一種「真相」?

污名、認同與無意識

作者:彭仁郁

在這個假新聞充斥的後事實時代,人們還在意真相嗎?真相真的有辦法破繭而出嗎?還是人們將成為極端的懷疑論者和建構論者,傾向相信所謂的「真相」永遠是被有心人製造出來的?或如極端的建構論者所推崇的,一切事實皆為建構之物,絕對真相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2005秋天的一個傍晚,巴黎郊區,三位原裔北非、生為法國人的青少年,在逃避警察臨檢的慌亂中,衝進高壓變電所。15歲和17歲的Bouna和Zyed,誤觸高壓電網,當場死亡,另一名少年嚴重灼傷。

消息速迅傳開,憤怒的民眾開始聚集,攻擊郊區警察局和消防隊。當時的右派政府內政部長,也就是距此數月前,才揚言要用巨型吸塵器,徹底清除郊區人渣(nettoyer la cité au Kärcher)的薩科奇(Nicolas Sarkozy,對,就是後來變成法國總統那一位,台灣大概對他當總統後娶了名模歌手Carla Bruni比較感興趣),在第一時間把事件定調為:警方追捕意圖侵入民宅的竊盜犯。

兩天後的傍晚,郊區民眾自發舉行為兩位青少年哀悼的靜默遊行。第三天傍晚,郊區青年湧進巴黎市區,砸爛高級名店櫥窗玻璃,焚燒停在路邊的車輛、大型公用垃圾桶和其他公共設施。隨著政府官員持續以強硬口吻捍衛警方,完全摒除執法過當而致人於死的可能性,郊區青年的反叛怒火蔓延到各大城市,足足延燒了21天才停息。期間,抗議群眾總共燒掉近萬部車輛,警方逮補近三千人,亦有五十多位警員受傷。全法超過200個社區的青年加入暴動抗爭行列。面對四起的烽火,總理韋而邦(Dominique de Villepin)宣布全國進入三個月的緊急狀態(類似戒嚴)。

當法國左派媒體和知識份子提醒,必須探問這些移民後代青年們憤怒的根源時,右派媒體和極右派政治人物已齊聲譴責年輕暴徒的非理性行徑。前者試圖從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史,拉到非洲移民在此地長期受到歧視的社會氛圍,去理解原生文化遭到貶抑,如何與經濟劣勢,形成移民後代結構性弱勢的再生產,並剝奪了這個族群在法國社會中以象徵表意(論述)轉化生存無力感與憤怒的能力。後者則提出北非移民如何抗拒融入法國文化,違背法蘭西民主共和價值的具體事例,並以溫順、配合度高的東亞移民作為優秀移民的對照範例,把參與暴亂的非洲移民後代,描繪成只懂得向國家伸手,不懂得滿足與心存感激的族群,因而根本不值得同情,也不配獲得國家資源挹注。

倘若缺乏細緻討論,上述所謂左、右兩種立場極可能被輿論快速地簡化為對移民的「同情派」和「仇外派」。前者易被斥責為不了解移民實際問題的理想主義者,不懂得執政之道(有沒有很熟悉?);後者則會被批評為拋棄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原則的保守又自私的傢伙。是啊,簡化的二元對立論述到處都有,即使在這個從小學開始就學習哲學思辨的國家也不例外。不要忘記,鼓吹遣送觸法移民歸返(有時已經不存在的)祖裔地,並取消歸化者國籍的極右派,在最近的總統大選中獲得超過百分之二十的選票。相較於所謂「土生土長」的白種受刑人,極右派政治人物的言論把外裔受刑人妖魔化為終生無教化可能的惡棍。對於左派人士而言,這些具濃厚歧視意味的仇外及恐外言論,早已觸動言論自由邊界的警鈴,但是聽在極右派和部分右派支持者的耳朵裡,卻是憂國憂民、腳踏實地的正義之聲。

隨著媒體記者進入郊區對目擊者和居民進行深入訪談,長久在郊區蹲點的社會學或人類學者,也陸續受邀在電視和廣播節目上發言(每天都可以在主流媒體節目上聽到重量級人文社會學者對時事做深入評論分析,大概是我最懷念的留法經驗),人們逐漸拼湊出當天晚上事情經過的樣貌。

倖存的青少年說,那天是萬聖節假期,學校放假,他們三人去附近足球場踢足球。這段期間也是伊斯蘭教的齋月,太陽升起後便不能進食,必須等到太陽下山才能用餐。少年郎玩到傍晚,看到天色漸黑,記起媽媽們的耳提面命,一定要在天黑前回到家,別讓家人們餓著肚子空等,便紛紛跟友伴們收拾東西,趕著回家。才離開球場不久,他們看到一輛警車快速駛向他們,在不遠處停下,步下車門的警察手持鎮暴槍,少年想:「又來了!」不想因為拖到開齋時間被責罵,青少年們決定快速奔離現場。警察在後追趕,情急之下,他們沒有注意到自己跑進了法國電力公司的高壓變電所。

都市人類學家表示,自從薩科奇2002年上台之後,他取消了原先左派政府設置的「鄰近警察」(police de proximité)制度。這個制度的用意在於建立警察與社區民眾的信任關係,在派任警察時,盡量讓他們留在自己熟悉的社區,並且嘗試打進當地社群人際關係網絡,了解當地青少年次文化、生活模式、日用語彙,以及非語言肢體表達的習慣(幾乎像是把警察訓練成半個人類學家!),以便降低社群內的衝突及犯罪率。按照幾位受訪警官的說法,這個制度施行後頗有成效,也讓警察和社工有機會跨專業合作,透過了解底層青年的困難,降低犯罪率和幫派間的血腥衝突。但薩科奇認為,警察不是社工,警察的角色本來就在打擊犯罪,而不是和罪犯做朋友。在此,我們看見左、右派政府在警察制度上的選擇,直接反映了他們對犯罪、移民、社會秩序、社區管理的想像差異,對於制度設計如何可能強化種族與階級歧視的敏感度,更有著極大落差。

社會學家說,自從原有制度廢除後,郊區氛圍重新緊繃了起來。完全不了解移民文化,從來沒有過郊區經驗的白人警察,帶著森嚴的戒備,濃濃的傲慢與歧視,或許還有不願承認的恐懼,進駐郊區派出所。對郊區青年來說,「相貌臨檢」(contrôle au faciès)——警方以特定族群相貌作為犯罪嫌疑判斷的唯一基礎而發動的強勢臨檢——和隨之而來的口語和肢體羞辱、霸凌,是家常便飯。因此,三位青少年極可能不只是急著想回家,也厭倦了來自警方的日常歧視和侮辱。

根據後來公布的警方通勤紀錄,事件發生前稍早,警方曾接獲當地民眾報案,表示目睹看似北非移民年輕人跨越某建物欄杆,可能預備竊盜。但該名民眾所指之可疑人物,究竟是否闖入變電所的三名青少年,已不可考。但有觀察者指出,這份接獲民眾報案的紀錄,究竟是真有其事,還是警方為了正當化攜帶鎮暴槍對付青少年的不符比例原則行徑,在官方一面倒支持警方的情況下,很難獲得證實。

關於這場郊區青少年死亡案件,究竟該如何追究責任歸屬?真相是竊盜嫌疑犯躲避警察緝捕,不慎觸電致死(薩科奇版)?或是警方執法過當,出自制度性歧視對特定移民的慣性濫捕,以致害死兩名青少年(郊區居民版)?即使事後逐漸出土的各項證據,都傾向支持後一種版本——連出生於郊區的足球明星都出面呼籲,在高分貝譴責「暴民」和郊區犯罪率之前,應首先思考社會正義的問題——右派媒體僅澄清了竊盜犯的說法,警方的責任卻被輕描淡寫帶過。而由薩科奇主導的執政團隊第一時間誤導群眾相信「竊盜說」,強化移民與犯罪污名連結的違反人權行徑,不僅沒有被追究,反而受到鼓勵:不到兩年的時間,薩科奇在右派民眾簇擁下當選法國第五共和第六屆總統。

換句話說「理盲」是普世現象。最近公投的結果可能讓大家覺得台灣特別嚴重,但只要看到法國這個歷經二百多年改革的老民主國家,也只不過走到這裡而已,也許比較不會感到絕望。即使法國有著令人稱羨的公民社會動能和媒體新聞專業倫理,從後續法國整體社會氛圍來看,中東恐怖組織之所以後來採取吸納移民後代法籍公民,直接在法國境內進行恐怖攻擊的做法,跟2005年的執政當局,任由種族歧視和仇外情緒不可遏抑的蔓延,有著不可忽視的關聯。這個執政團隊在面對移民融入困境時所採取的懲罰式強勢策略,加上愈來愈緊縮的移民政策,至少部分促成了今日法國國內隱而未發的、近乎內戰的緊繃局勢。

***

發生暴動期間的某一天,我正好到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參加一場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哲學家霍內特(Axel Honneth)所率領的研究團隊,和法國「政治與道德社會學研究中心」波彤斯基(Luc Boltanski)、鐵伏諾(Laurent Thévenot)等資深社會學者,針對reconnaissance(認納/肯認)概念的社會學意義進行對談的雙邊研討會。霍內特先發,他闡述了《為認納而鬥爭》這本書的核心論點。他認為,過往在討論引發社會行動的動機時,經常把優位放在「認識」(connaissance)上,因而預設社會動員的首要基礎是不正義的「可見性」(visibilité),彷彿只要人們看見社會上存在不公不義的真相,就會提高投入社會抗爭、引發變革的動力。然而事實上,許多社會運動的領頭羊其實是受壓迫的弱勢者自己,但她/他們尋求的不僅是他者對於迫害事實的認識,更是對被壓迫者主體性在心理、法律、社會三個層次上受到侵害、因而需要獲得修補的認納。另一方面,旁觀者之所以會受到不公義社會現實的撼動,往往不在於真相的揭露本身,而必須先在心理上對受壓迫者發生認納(肯認),才可能進一步產生了解壓迫真相細節的動機。因此,他的結論是,不論就時間序或重要性而言,reconnaissance都應該放在connaissance之前。(這是為什麼謠言很難止於智者,因為問題的根本關鍵往往不在知識本身)

《為認納而鬥爭》

就在鐵伏諾開始說明,社會行動的投入(engagement)需按照私密到公眾的光譜區分出三個分析層次的同時,管理人員打斷會議的進行:暴動已經逐漸逼近會場所在的這棟建築物,在警方要求之下,為了安全起見,目前社科院大門已經鎖上,避免閒雜人等進出,但這表示在建築物裡面的人們也暫時不能離開(謎之音:建築物已被封鎖)。Thévenot起身往窗外瞄了一眼,轉過身來氣定神閒地說:街那一頭的大垃圾桶有火光冒出,但是離我們這理還有一段距離,我應該有時間把這張PPT講完,不用擔心,等他們更靠近的時候,我會通知大家,反正現在大家都走不了,就安心聽我講吧。相較於老神在在的法國與會者,來自德國的朋友們顯得有些躁動不安,Honneth整張臉刷地鐵青,嘴唇緊閉。我腦補地想像大師的內心世界:談論認納理論是一回事,等到尋求認納的鬥爭之火燒進自己的生活現實,強迫自己不得不面對它時,又是另一回事?

事後,一位負責雙邊聯繫的年輕學者告訴我們,德國團隊對於法國團隊當下沒有提供任何補充訊息,確認會議能在安全無虞的情況下進行,讓他們深感不安。雙方面對暴動時在態度上的差異,其實是基於兩國人民對於六八學運有著截然不同的經驗。法國方面即使發生零星的激烈衝突,整體而言是一場歡樂平和的全國罷工罷課運動;而德國的六八學運,卻是在極左派發動死亡恐怖攻擊,及軍警的血腥鎮壓下收場。

後來,在一次內部討論中,在研討會上不怎麼吭聲的波彤斯基竟不客氣地說,認納才不是社會行動的關鍵詞,「確認」(confirmation)才是。君不見,每一次發生爭議事件,看官們的價值觀和政治立場,早已預先決定了他選擇相信的「真相」:人們會按照自己既定的政治立場,選擇閱讀和觀看特定媒體,也就預先選定了想要知道的「真相」版本。更多時候,人們讀報、看電視,從來不是為了獲取更多訊息,瞭解可能拼湊出真相的各個複雜面向,而只是為了確認媒體所述的人事物,是不是符應自己以為的樣子,好更加確認原本就深信不疑的世界圖像。(這點對台灣的讀者和觀眾來說應該再熟悉不過了,會讀自由時報的,通常不會看TVBS或中天)

當年還是博士生的我不敢造次。尤其是因為知道身為猶太裔的波彤斯基,在二次大戰期間度過不可思議的童年。他的父親為了躲避納粹追捕,長年躲在一個僅可容身的地下室隔間。父母為了避免孩子們太誠實說溜嘴,危及父親性命,刻意在孩子和鄰居們面前合演了一齣夫妻激烈爭吵,以至於父親憤而離家出走的八點檔。母親每日趁小孩不注意,偷偷送餐下去,維持父親基本生存需求。小波每天在父親頭頂上方做功課,遊戲,想著父親現在不知流落何方,獨自思考著連大人們也沒有答案的問題。我想,Luc作為受迫害族群二代和左派知識份子,面對右派保守力量的強勢回歸,內心想必翻湧著巨大的無力感和挫折感。但在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想回嘴說:親愛的Luc,認納和確認並非互斥現象,可同時成立,毋需比較孰優孰劣。(否則社會都不用進步,心理治療也不會有效,轉型正義更不用想轉得過去了!)

波彤斯基(Luc Boltanski)&鐵伏諾(Laurent Thévenot)
合著

 

從祖師爺佛洛伊德開始,精神分析早已體認朝向真相之路的艱難,並且見識到精神症狀與主體真相的探尋(或逃離)之間的辯證關係(請把「主體」這個看起來有點難解的指稱,代換成擁有性/別身體、總是早已嵌在關係中、面貌模糊難辨、需要透過他者目光才能顯影的「我」)。不論是發生在主體個人史、家族史或集體史上的重大(暴力)事件,或主體在關係中生發的情感、情緒或情慾,這些內外在感官經驗形成的主體記憶,必然是由歷史真實和心理真實交織而成。真相,經常是這內外來回織就的記憶篩網下的遺落之物。從意識記憶(或單一國族正史)所篩下的真相,無論它屬於私密、家族或社會集體領域,往往嵌卡在複雜的情感認同、倫理秩序與權力結構之中,動彈不得,並且可能外顯為精神症狀,沒來由的罪惡感,扭曲的關係,不正義的政治社會結構。幾乎不可避免地,揭露真相的行動,必然遇上有意識的壓制和/或無意識的阻抗。有意識的壓制,涉及保全壓制者自身利益的行動;無意識的阻抗,則是為了捍衛自我認同(包括潛意識自我意象),維繫早期重要情感關係(內在客體),卻遺忘了原初動機的重覆衝動:「不要問為什麼,照著做就對了」的內在強制規定(比方「囝仔人有耳無嘴」)。壓制與阻抗的目的,都在維繫帶來安全感的既定秩序。

回到前面法國巴黎郊區暴動的案例。每個流傳在公共空間中的「真相」版本,都嵌在由意識與無意識欲望、需求、認同所串接而成的關係網絡、權力結構和價值信仰體系中。無人能宣稱擁有上帝視角的絕對真相,但被集體製造出的真相版本有優劣之分。「確認」的重複衝動與無意識阻抗有著類似的邏輯,行動者運用熟悉的既定認知框架汲取與過濾資訊,並參與某種「真相」版本的再生產,同時守護了自我形象(同一性),並維繫了對世界秩序的掌控感。在行動主體需要全能感(全能妄想)來鞏固自我的情況裡,這樣的確認衝動,不只展現為歧視、污名化他者,甚至可能升級為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攻擊(所有可能威脅自我全能感的東西都必須被剷除)。

認納的邏輯,則更接近精神分析療癒中的「修通」(perlaboration,或譯「透工」)。這裡面涉及不迴避地、如實地看見自己(包括自身之惡,或陰暗面),願意放棄奠基在全能妄想上的封閉安全模式(嬰兒期妄想-分裂位置的殘餘),承認自身的缺口(伊底帕斯主體的閹割),而願意向異質的他者開放,並不斷嘗試在必然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維繫他我的倫理關係(交互主體性)。簡單地說,精神分析意義下的療癒,即是主體在關係中探尋自身真相的迂迴歷程。如此,有認納能力的主體,意味著對自我、他人、世界的「真相」保持探問的開放態度,而非進入全控、預測、壓制的防禦位置。

 

***

在民主社會中,理論上人人有言論自由,應該能夠允許種種不義的真相為眾人所知。但實際上,複雜的心理、社會、政治結構,加上媒體的第四權角色經常在隱沒在新自由主義的娛樂消費邏輯中,往往使得真相難以出土。有些真相乏人問津(例如各種社會弱勢被欺壓的事實);有些因損及既得利益而被刻意遮蔽(比方食安);有些則因關係網絡的介入或牽制,以至於曖昧難辨(譬如長期家內性侵);有些原本清晰易懂,卻在紛雜的政治角力下被刻意扭曲(如……請讀者自填)。透過傳媒、網路新媒、自媒體掌握關於世界「真相」的行動者們,是否能在「確認」的誘惑與「認納」的召喚之間,找到一個共同打造公民社會的理想觀察位置?應該是每個民主社會避免法西斯威權復辟的關鍵。

 

【註】本文中所有外文皆為法國用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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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仁郁 你相信哪一種「真相」?: 污名、認同與無意識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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