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場休息結束。裁判哨聲響起，下半場開始）

Kaka在足球祖國唸書時，曾有一年的時間居住在距離足球場館僅有幾個公車站牌距離的公寓中，週末午後出門會看見穿著支持球隊衣服與圍巾的居民，手拿飲料與零食魚貫地走向球場（那個城市的居民熱愛走路）。英格蘭超級聯賽季期間，BBC每逢週日下午總會轉播當日足球比賽及當週賽事結果。賽後，實力較強的一隊若不小心輸球，球迷甚至會在街道上與對方球迷高聲爭執。當時Kaka住家附近小酒館的玻璃門片上總寫著：No Football Colours。世界盃這種節慶式的觀光活動之所以可能，必須仰賴球迷的高度熱情。在英格蘭超級聯賽賽季，英國各城市的居民各為其主地有支持的球隊；到了世界盃期間，球星大團結在為國家拼搏（Durkheim所說）的effervesces之中，超越職業球賽的敵對狀態，讓國旗成為唯一的football colour。

球賽轉播過程中，觀眾時時可見球迷大玩充滿國族色彩的cosplay：英格蘭球迷將自己打扮成中世紀十字軍武士戰袍，德國球迷則換上二戰的軍裝。英國首相David Cameron在爭議聲中將官邸的國旗（Union Jack）換成英格蘭隊旗（Saint George’s Cross）來助陣，甚至在加拿大多倫多參加G20峰會的德國總理Angela Merkel與英國首相，以「雙邊會談」之名離開會場去看電視轉播。不過，英格蘭隊大敗後，首相官邸迅速撤下隊旗換回國旗的舉止，背後隱藏了多麼深刻的羞辱（想想台灣棒球隊在北京奧運被中國隊擊敗帶來的憤慨與羞辱感）。首相官邸公開懸掛英格蘭隊旗與組成「英國隊」的不可行，意味著大英聯合王國內國族主義構成的次政治（sub-politics）（例如，蘇格蘭地區的教育文化政策是由蘇格蘭議會一手主導）才是日常政治的實相。對照而言，西班牙隊是由Catalonia的巴塞隆納隊與皇家馬德里隊共同構成，在冠軍頒獎與接受媒體拍照後，出身巴塞隆納的球員才拿出Catalonia的旗幟來慶祝、拍照。冠軍賽前幾天，巴塞隆納才剛舉行百萬人遊行，為Catalonia爭取更大的自治權，尋求日後獨立建國的可能。即使在國家隊的旗幟下，國內國族主義的次政治轉而在個人層次上將相對自主性具象化。其次，若我們將國家隊看成是由跨球會或俱樂部的員工（球星當然是受雇者）所構成的聯軍，國家隊與職業球會之間彼此相互構成（單在國家隊踢球無法維生）。在新自由資本主義造成民族國家界線被穿越與消解的情境中，參與者的狂熱情緒體現了（摻雜著職業球會打造的身體技藝）民族國家的存在。

然而，過度狂熱的足球迷因輸球而向對方球迷尋釁開打甚至造成集體互毆而被貼上「足球流氓」（hooligan）的標籤。2006年世界盃開打前，英國政府將國內足球流氓加以登記造冊，在海關嚴格盤查準備前往德國觀賽的英國旅客身分，同時將名單送交德國警方，有助於該國警察盤查出身分後直接遣返回國的依據。本屆世界盃期間，阿根廷的足球流氓同樣因跨國警察合作而被禁止進入南非看球。「足球流氓」以未經馴化的身體展現暴力，而國家以合法的警察暴力來「管控」他們的身體暴力。這隱含了在跨國運動競賽情境下，當代國家如何面對及處理參與者未馴服的「暴力」與「非理性」的問題。這構成了世足賽情緒政治的一個面向。

當足球隨著大英帝國擴張的足跡進入非洲、大洋洲與亞洲等地，殖民地官員為了教化被殖民者，引導居民開始踢足球比賽使其明白「秩序」的意義，從而以足球馴服了「野蠻」的暴力。這證成了Norbert Elias（1969, 1982）的論點：在接受佛洛伊德對於先天性心理情緒的看法，Elias指出西方社會的文明的發展，是為了控制與馴化人類先天的攻擊性與暴力本能之心理情緒。在世足賽中，球員的身體暴力被遊戲規則所馴化及美學化了，而「足球流氓」的赤裸暴力轉而成為當代國家治理的對象。事實上，「足球流氓」被媒體與政府共同建構成是一群不受文明規範且威脅社會秩序的危險份子，此一意象是相對於不鬧事的球迷而被建構出來的：球迷應該以合乎文明規範的、節制的與理性的方式來表達對球賽的熱情。很明顯地，這是符合統治階級（多為資產階級）理想中對個人情感表意的美學。宛如世足賽恐怖份子的「足球流氓」，他們的身體挑戰了統治者的美學霸權，是單一民族國家企圖控制、馴化與征服的對象，必要時更需借助跨國的警察合作來加以監督、規範。

事實上，統治者以維護秩序之名以樹立其理性形象，並藉媒體與學校教育來灌輸理性的與節制的情緒表達乃是有教養的公民之表現。對於那些以身體暴力來抗拒統治階級美學的人，國家習慣性地以道德教化的辭令來譴責「暴力份子」，將事件表面化為純粹的身體暴力事件，從而掩飾了權力的宰制與不對等關係。久之，這種滋養統治階級美學的人觀，使我們無法批判地思辨與審視「暴力」與「不理性」是在怎樣的社會條件被創造出來的，並忽略了道德教化與文化機構的灌輸與國家如何具體化意識型態的效應密不可分。

除了球迷意象的建構方式很難擺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與治理技術的影響，球迷的出現更涉及了建立關係的新形式之出現。英國人稱參與世足賽的球迷為festival-goers，世足賽因著衛星轉播而允許更多人以不在場的方式參與節慶。2006年世界盃期間，Kaka母校對面一間餐廳老闆，在廣大的庭院上架起超大螢幕現場直播球賽。入場者只要付最低消費，可以坐在院子古老的石磚地上，邊喝飲料、啤酒邊欣賞球賽，高分貝的加油、歡呼與惋惜的聲音宛若親臨現場。球賽結束後，球迷各自帶著不同的情緒離去。看球賽的人除了朋友，也有陌生人，這些人因為共同的嗜好而集中於這個空間，共享若即若離的社交關係與短暫卻美好的回憶。世界盃是一場將觀看者身體感官經驗全盤捲入的節慶，不同空間尺度的人群以各自方式（現身的與虛擬的／看轉播）參與其中，而觀看者因著共同的嗜好及興趣在特定時空下產生關聯。

Kaka認為，要理解足球迷狂熱情緒的性質，必須先將球迷放回日常的社會經濟脈絡中來檢視。相較於足球迷的全心投入，世界盃讓企業主與資本家最感頭痛的（當然不是買不到VIP球票）就是員工請假看球賽，即使上班都要找機會偷看球而無心工作，贏球時開瓶慶祝，輸球時借酒澆愁。為了看世界盃，中國的網站出現了「世界盃觀戰請假指南」教導員工編造請假的藉口與戰略，英國網站推出指導雇主如何管理員工請假看球賽的對策， 連英國的就業法法律專家提醒雇主如何預防大批「世界盃病號」的產生。如果連德國總理與英國首相為了觀賞英德大戰都要編造「雙邊會談」的藉口好「翹班」（逃離峰會討論行程），顯然看球賽與工作間的拉鋸戰，還是由充滿歡樂（與國族主義情感）的世足賽佔了上風。從受雇者的角度來看，「最上道」的老闆之一是香港的企業家，為了體恤員工觀看球賽，決定要調整工時，好讓員工兼顧工作與休閒。而Newsweek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研究，推估南非世界盃造成人們無心於工作，導致生產力下滑，使全球經濟損失上看百億美元。

此一說法似乎意味著，世界盃只對申辦國家的經濟成長有幫助，而這是以非主辦國的經濟損失為代價所換得的果實。對於金融海嘯後全球企求經濟復甦的國家而言，此一經濟預測幾乎是接近世界末日等級的噩耗。不過，Kaka不是經濟學家，無法從經濟學模型去檢驗這個推估（那是Chicago boys的專長）。Kaka比較關心的是，此一世足賽與經濟損失呈現正相關的圖像所蘊含的意義。

首先，這份出自管理學研究者的報告，雖然是從雇主的角度出發（他們一向如此）來討論世界盃與經濟損失的關係，隱藏了一個非常社會學的論點：世足賽的舉行讓雇主與管理學研究者體認到，人類勞動力在創造經濟價值之上是具有關鍵性的。這個隱藏的論點其實違反了管理學所熟習的資產階級經濟預設：例如，利潤來自雇主的投資、增加投資才能創造財富與經濟成長，受雇者的勞動力貢獻通常被忽略。為了看球員工想盡辦法突破僵化的工時規定，影響了工作進程的安排與規劃，損及了雇主利潤的實現。在新自由資本主義過度強調消費具有經濟魔法時，被掩蓋了的生產部門對財富創造的顯著性，在世足賽期間得以重見光明。

另一方面，將經濟損失的原因歸咎於受雇者過度熱衷於世足賽而荒廢工作的說法，預設了受雇者被預期應秉持新教倫理的精神投入工作。弔詭地是，讓人們暫時背離這種資本主義工作倫理的力量，竟是來自世足賽這類當代節慶。事實上，世足賽的球迷在觀賽過程中展現出酒神式狂放不羈及溢出日常工作常軌的強烈歡愉，毫不掩飾地表達真實的（authentic）感情（Kaka只談發自真心愛好足球的球迷，不討論純賭客），這使得人們暫時擺脫了被資本主義工時所長期滲透的日常性之限制，被宰制者以狂歡與節慶來對既有的社會差異（階級關係）與資本主義對日常生活的全面宰制（工作時間的僵化）進行美學式的顛覆。這是在球迷狂熱情緒中展現的政治能動。

（裁判吹哨，正規賽時間結束。進入延長賽上半場）

足球比賽總與性別建構及性愛／情色的意象有關。「足球寡婦」一詞道盡了足球是純粹男人世界的通行證，創造了 homo sociality（請看清楚，不是sexuality）。本屆世界盃不能免俗地繼續製造足球寡婦，個人嗜好繼續斷裂異性伴侶間的親密關係。相對於「足球寡婦」，世界盃中有越來越多的辣妹球迷：比基尼與宇宙超級短的熱褲是基本配備，身材看來保持在BMI指數23以下。稍有知名度的女球迷，賽前開出國家隊奪冠就裸奔甚至「以身相許」的支票，或是公開點名要成為某球星的女人，讓足球賽變成情慾交換的遊戲。的確，比起以令人莞爾一笑的造型玩起cosplay的啤酒肚大叔，辣妹確實較為賞心悅目。辣妹球迷的意象創造，隱含了多數人認為女球迷出自女性本能，以各自喜愛男人類型的眼光來看待球星，缺乏專業足球的專業知識和分辨球員技術水平的能力（世足版的woman: man :: nature: culture結構論性別觀）。這種性別建構在主播台上繼續複製：相對於比賽轉播的專業球評與體育記者都是男性，負責開幕轉播的女主播或是中國央視的女主播球評，全都在談論球星的型男指數與八卦。

足球世界的建構儘管逐漸納入女人的意象，卻是從特定男性雄風中心的美學角度所製造的（歐美都一樣）。一方面，足球比賽做為建構男性homo sociality的場域不僅沒有因為女球迷加入而改變其性質，反而使得前述的性別建構方式更具支配性。另一方面，當德國總理現身球場觀賽時，沒有人會認為她是一般女球迷，而是看到國家元首這個身分。隱約中，女球迷意象的建構多少會受到階級意識所節制。

（裁判吹哨，進入延長賽下半場）

相對於板球這種非常布爾喬亞的運動（規則之一是雙方下午比賽到午茶時間必須停賽，等到午茶結束再開始），足球是英國工人階級青少年的最愛。在巴西與南非，貧民窟的小孩赤腳或隨便穿雙鞋，即可在任意場所中進行盤帶、頂球與停球的練習或分隊對踢；若球被路邊經過的車子輾破，稍加補丁就繼續使用。一則外電新聞訪問在路邊踢球的南非小孩，問他們為什麼要踢球？「加入國家隊或職業隊，當一名偉大的足球員」，另一個說，「當足球員可以賺很多錢」。在遊戲中，貧困的小孩靠著腳下那顆破爛不堪的足球，來想像一個超越當下飢貧交迫的未來。

有人踢足球是出自上帝的召喚。巴西隊的Kakà先生18歲那年在游泳池畔發生意外，造成脊椎骨折幾致癱瘓，險些斷送足球生命。一日，身為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Kakà先生感應到上帝的手，將他從絕境解救出來。從此，在基督內重生的他將信仰帶入職業足球生涯中，將宗教與工作／足球彼此結合。最經典的鏡頭莫過於Kakà先生在2007年歐洲足球聯賽決賽中成功射門後，跪在球場上的他頭仰向天而雙手高舉，而球衣上印著：I belong to Jesus；他的球鞋鞋舌總繡著God is faithful，Jesus loves you之類的話。不難理解，Kakà先生退休後的願望是去擔任專職的傳教士。

對南半球貧苦的孩子而言，足球允許他滿懷希望地夢想一個超越當下艱困的生活現實的自我形象與未來的意象。足球甚至與聖靈充滿的宗教經驗有所關聯，讓個人以身體技藝來實現一種闡明個人存在意義的當代宗教性。

（裁判哨聲響起，延長賽結束）

Kaka的朋友說，足球比賽很無趣，常常一群人踢了大半天還掛零。對Kaka而言，在足球場上，實力堅強與看好度或許確保能跨過一定門檻，卻不是通往大力神盃的保證；贏球必須因緣俱會。即使球員努力拼鬥了許久，在最終哨聲響起時無法進球，宛如經歷一場Sisyphus式磨難的試煉，都無法抹滅球員奔跑行進時瞬間身體移動與鬥智彼此完美結合的存在時刻，亦不能否定在時空壓縮的情境下，球迷與球員悲喜與共的convivi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