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 anthropology covers things that are Grotesque, Unabashed, Apostate, Virid, and Auspicious about anthropology!

說服與否,有時候只是速度的問題

異溫層的說服(與無法說服),人類學家 vs 公共政策參與講座側記

作者:芭樂合作社

時間|2021/12/13
地點|左轉有書
主辦單位|左岸文化
主講人|郭佩宜老師、呂欣怡老師、邱韻芳老師
記錄人|林芝蓉、陳敏瑜、張鈺玟、劉書瑜(皆為台大人類系學生)

當我們討論社會議題,面對意見不同的人,也就是所謂的「異溫層」時,該如何對待彼此的立場,進行溝通與說服?這場講座邀請郭佩宜老師、呂欣怡老師與邱韻芳老師三位人類學者,從參與公共議題的親身經驗出發,談談各自與異溫層過招的故事,以及其中的反思。

在會議室裡做田野——郭佩宜老師

「人類學家在公共政策間對話的同時,其實正是面對異溫層的好機會。」郭佩宜說。

郭佩宜接觸公共政策的途徑,多半是受公部門的邀請,擔任審查、諮詢委員,抱持著人類學式的好奇心,她會在參與原民會、文資局、海委會、教育部等部會的相關會議時切入「田野模式」,除了在枯燥的議事中自得其樂外,也能自情境抽離出來,從第三者的角度觀察自己和他人,傾聽異質的聲音,嘗試以一種後設的方式參與,偶爾也讓在場的人知道她(彷彿)正在做田野,提供自己的觀察與建議。

在這「會議室田野地」,人類學家得以從參與的學者、官員、廠商等「土著」的發言,推敲其經驗、思維與行事邏輯;也運用人類學的比較觀,進行不同部會內部文化的比較,思考這些異質的文化,如何帶給每一位身處其中的「土著」不同的經歷養分;至於人類學的全貌觀,則有助於多面向地思考公共政策,看見議題的複雜程度,同時也認知到自己所知的限制,提醒自己保持願意修正的態度。

人類學家參與公共政策時,除了身為觀察者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提供意見,作一名發聲者,這時面對的問題便是:該以什麼方式傳達不同的聲音?有效的對話是要讓對方聽得進去才成立,而異溫層之間對立式的論述往往引起敵意,與「說服」的意圖背道而馳。不過並非要求犧牲立場以取得異溫層認可,而是在堅定的專業意見與自身價值判斷之際,適時站在對方的角度,互相體諒,尋找較易被接受的表達方式。

溝通媒介也是一個重點,近來因疫情緣故,會議改以書面或線上進行,在這樣的轉變下,郭佩宜察覺,比起透過書面、網路,現場面對面更能專注聆聽、感受彼此的誠意,提升說服的機率,長期下來得以建立信任的基礎,但相對地,也可能產生人情包袱,威脅到專業原則。郭佩宜強調專業性的重要,給予意見時,須秉持著自己的專業知識,遇到比較不熟悉的議題,花時間查資料、做功課亦是必要的,於內在與外在展現專家的權威,讓異溫層願意信服你的專業,認真看待你說的話。此外,公共政策有許多一般人看不到的複雜性,通常難以硬性要求其全盤翻轉,有時要走務實路線,提供配套、調整細節方向、思考替代方案的可能性等。

雖然外界經常認為公部門都是保守而僵化的,但郭佩宜累積的觀察發現,其實裡面有許多認真想解決問題、完善制度的人。例如在一場文資施行細則的說明會上,有一位公民談到關心的個案有些情緒失控,高分貝飆罵,但其訴求與說明會內容並不相關。一位中階主管私下跟她評論表示:「其實這個人會那麼大聲,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聲音。」郭佩宜發現,這位主管是同理民眾的,兩者的立場其實相距沒那麼遠,卻被當下的情境塑造為對立的兩方。人類學家能著力之處,或許便在於鬆動這種對立的界線,居中改善公、私部門間的互動關係,開啟更多對話理解與協力的空間。

人類學家對權力敏感,會意識到在公共政策討論裡獲得一個角色的同時,也具備某種權力,雖然可能人微言輕,但仍大於一般民眾,因此更需不斷警醒,對自己的言行負責,「自我節制」是郭佩宜在會議經驗之中,學到的一門重要功課。她笑說自己沒有太多權力欲:「我只是因緣際會地成為某些角色、希望做出一些微不足道的貢獻......也不清楚是改變異溫層較多,還是自己被異溫層改變較多。」

環境議題的說服與不說服——呂欣怡老師

呂欣怡分享自身參與公共政策的三個經驗,分別是環評委員、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溝通與橋接小組」,以及漁電共生環社檢核機制的相關討論。

呂欣怡同意佩宜說的「若想說服別人,前提是讓他們願意聽我說話。」場合的性質影響意見的呈現方式,雖然人類學家習慣隱身於人群之中,但在體制內的場合,既要與各領域專家、承辦案子的公務員打交道,也要面對希望開發案通過的業者以及抗議的民眾,這時,專業的內涵與形象展現成為先決條件。如同人類學家在田野地以當地人的方式生活,在正式會議裡,衣著、說話語調和語速等細節也須因應「當地」的方式進行調整。

曾經,某個開發案因侵犯到邵族傳統領域,一名反對者為了阻止該案通過環評,以街頭抗爭的方式擋在會議室的投影螢幕前,但這樣的舉動並無法對環評審議產生實質影響;另一位抗議人士則運用自身專業,解釋邵族因人數稀少,應當以瀕危文化的標準待之,該項發言引導委員們將初審階段沒有充分考量的族群文化因素納入環境評估,雖然沒有當場裁定不應開發,但環評結論附帶的條件,要求業者必須與邵族諮詢協商,取得部落同意方可動工,讓該案延遲至今,間接呼應了反對者的訴求。從這個包含說服不成功與成功的故事,可以看見,行動策略與身處的場域性質有密切的關係。

能源建設與民生息息相關,溝通過程中,不該僅有公部門觀點的單向說服,更應拓展雙向的對談空間。在藻礁公投案投下同意票的人,理由不見得在於三接或藻礁,而是程序不正義;同樣地,面對各種開發案,當地民眾也經常質疑政府決策的程序。體制內的會議進入門檻高、資訊不透明,與會者的小小決議,對常民而言難以觸及,又對其日常產生巨大影響。一定要蓋發電廠嗎?為什麼蓋在我家附近?民眾始終摸不著頭緒,而從地方走入會議室,是條相當遙遠的路。對此,呂欣怡曾經在地方社區舉行環教活動與工作坊,除了說明再生能源的原理,也向民眾解釋環評的程序、如何取得與解讀相關資訊,並撰文主張大型開發案的環評應從前期就納入公民的意見。

接著說到對於公部門的想法,呂欣怡笑道:「政府不一定都是壞人。」技術部門的智庫曾與她私下接觸,打聽地方民眾的想法,或委託進行相關調查,雖然做事方式較迂迴,但可能更具實質影響力。例如,漁電共生計畫的環社檢核機制,就採納了環團提出的「從選址階段開始公民諮詢」的想法,對廠商進場前的環境社會調查,以及進場後的審議標準,做了比環評更細緻的規畫。從自己的參與經驗中,呂欣怡看見公部門的學習能力與能動性,在改善社會的眾多途徑中,體制內的改革儘管繞了點路,仍有抵達目的地的希望。

有別於三十年前反污染抗爭時代,學者與弱勢民眾一同對抗政府的情境,現今的環境爭議,涵蓋層面更加廣泛而複雜,且牽涉到特定學科專業知識,藻礁公投即為一鮮明案例,同意與不同意的雙方主力都包括了研究藻礁生態系的科學家,他們為非人生命代言、發言踴躍,鄰近藻礁的大潭在地民眾反而鮮少出聲。人類學以往批判科學霸權,如今或許應調整兩者的關係,放置一些審慎的、具反思性的信任於科學知識,在一定程度的接受與信任的基礎上,做下一步判斷。

談了這麼多「說服」,呂欣怡也察覺「說服有時是一種暴力」。人類學教科書教導我們要當一個「轉譯者」,然而,文化與個人經驗之中,有某種核心價值,是無法被完整轉譯或說服的,除了嘗試改變對方的想法,我們也應理解那異質的核心,接受說服的限制,並審慎處理說服過程中可能隱含的不平等權力。

跨越異溫層,跨越族群疆界——邱韻芳老師

邱韻芳因緣際會下從事原住民研究,為她帶來重大的啟發,也希望將自身經驗與更多人分享:「接觸原住民文化後,我發現它在台灣應該要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卻不被認識,所以我一直想跨過那個界線。」

2014年暨南大學成立原住民專班,邱韻芳擔任主任,開啟了穿梭於學校與行政機關之間的奇妙經驗。近年提倡多元文化的聲音漸強,但教育部推行的原專班似乎只是一項因應潮流的「計畫」,而非納入「制度」之中進行考慮,其真正的內涵——原住民文化教育,處於缺乏完善設計和配套措施的窘境。原專班作為學士學位學程,配給的師資、資源遠少於一個科系,對於人力吃緊的大專院校,更是難以負荷;此外,一些人認為這波政策所推動成立的原住民學士專班是一種特權,或將其誤認為在職專班,在校園、在社會,各種立基於無知的歧視接踵而來。

2016年底,暨大原專班忽然收到一筆來自教育部的經費,邱韻芳與夥伴討論後,計畫建造一棟排灣族石板屋,作為校園裡除賽德克穀倉和泰雅竹屋以外新的族群傳統建築。然而當校方要求需申請建照,她去諮詢排灣族藝術家拉夫拉斯時,卻赫然發現以自然資源為建材的石板屋,無法合法申請建照——原住民傳統建築竟然是違法的?為了符合法規,只好先築好鋼骨結構,再於外層蓋上石板,最後在拉夫拉斯和工班的努力下,暨大的第一座排灣族石板屋總算完工,回想跌宕起伏的經過,制度面的困境令人十分無奈。

1993年的紀錄片《排灣人撒古流》裡,撒古流指著自己的老家說:「它是政府推行新生活運動時,部落裡拆掉石板屋後蓋的第一間水泥房屋」,而1994年原住民正名後,復振原住民文化的聲浪漸起,部落又逐步蓋回傳統的石板屋。2010年,邱韻芳前往位於屏東的比悠瑪部落,見到當地為響應原民會部落營造計畫中「傳統建築保存與復振」項目而建造的石板屋,兼具美觀及實用性,卻因「不夠傳統」而在評鑑中被打了乙等,有意思的是,相對於一些完全遵循傳統工法建造的房屋淪落為極少使用的蚊子館,比悠瑪石板屋至今仍作為社區的共享空間持續存在著。

原住民如何在當代世界實踐傳統?這是個大哉問,從獨尊中華文化到多元文化的主流思潮改變,僅僅發生在兩代人之間,上一代被灌輸「當漢人比較好」的想法,下一代就被要求迅速拾回「原住民」的角色和認同,而即使自身有期盼回歸文化傳統的意願,法律規範也不見得能跟上變化,讓人擔憂目前學習原住民文化的學子們,會不會因文化政策的朝令夕改,導致既沒能傳承傳統、又無法接軌現代。回到講座的主題「異溫層」,民眾仍把對原住民歷史和文化的理解當成原住民的責任,無關於自身,因此毋需了解相關議題,族群歧視與衝突往往便來自於這樣的不了解。

邱韻芳在走出學術圈外,隨著網路專欄的書寫、部落的走訪,認識許多原住民和關注原民議題的朋友,雖然同溫層逐漸擴大,但跨越異溫層之間的界線依舊不易,讓原本不關心原住民的人開始感興趣,是這些年來始終難以達成的目標。「除非你覺得台灣對你不重要,不然要了解台灣的土地、台灣的歷史,原住民絕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們比我們更早來到這裡,他們的歷史文化和這裡密切地結合在一起。」邱韻芳語帶感嘆地說道。對原民議題長期的忽視,是當代台灣社會亟待面對與處理的癥結。

結語

切入田野模式、說服可能是一種暴力、同溫層的擴大與異溫層的開拓,郭佩宜、呂欣怡、邱韻芳從自身和異溫層交手的經驗出發,帶來不同「技巧上」和「心態上」的分享。人類學家的角色讓他們提醒自己注意權力關係,以及「理解異質的核心」,進而接受說服(或者說溝通)的限制。在最後的QA中,三人不約而同提到,每個社群都有自己的節奏,有時其實是速度的問題。這個結論或許給了總是汲汲於說服的我們,一個安放焦慮的方式。

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非商業使用-禁止改作 3.0 台灣版條款 授權。歡迎轉載與引用。
轉載、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如:

芭樂合作社 說服與否,有時候只是速度的問題:異溫層的說服(與無法說服),人類學家 vs 公共政策參與講座側記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909)

回應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