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為了瞭解竹北璞玉新園區開發與土地徵收，著手進行了一點相關的政策與法律的考察，才發現1990年代 (獨台會案到2000年政黨輪替間)，須要再被重新訪視與研究，官方所謂寧靜革命其實並非比喻，而是應該照其字面意義來加以理解：這段期間開始或完成的許多政策與法律工程，直接且革命性地但在不受注意的情況改變了台灣社會狀況，其效應仍然深深主宰今天的生活。

政治科學家用民主鞏固或概念試圖了解這些轉變，文化研究者則挖掘民主化的新極權本質 (解嚴了嗎?)，社會學家援引新自由主義理論來談新治理機制。這些大型理論雖然都觸及了這個轉變社會的部分面向，但卻無法提供視野以具體地掌握國家計畫實施的日常細微影響與回應。

舉例來說，檢討璞玉計畫牽涉到的空間形式與土地倫理問題、在地與社區意義問題或是發展與環境問題，發現在這10年間，這些專業與日常概念歷經不同程度與層次的再發明、再建構與再介入。官方透過制定或修改比如土地徵收條例、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獎勵投資條例、環境影響評估法等，加上提出並執行大型國家建設計劃比如亞太營運中心、綠色矽島到現在的愛台建設等，轉換了整個社會的願景想像與感知結構，重編織了一個立體的意義網絡，改變了體系運作的方式與日常的生活型態。

到目前為止，這些細微處仍然脫離人文與社會科學家的掌握。1990年代，看似剛過卻又有些距離的年代，除了1996年擦槍走火的飛彈危機吸引世人目光外，似乎少有令人驚訝激動之處，成為現在的歷史學、社會/人類學和政治科學的三不管地帶。歷史學家很少將眼光放至台灣的現代化與民主化問題，自不待說；政治科學則陷於實證主義和制度政治的泥淖中；社會/人類學家雖然試圖掌握這個關鍵年代的日常意義，卻常將這10年看成是1980年代的不完美結局，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不算快樂但還可以的生活，或是民主化的應付場面的序曲，只為了引介21世紀的政黨輪替大戲進場。

我們必須歷史化1990年代，以了解這個10年如何重結構化了台灣社會，重塑意義、價值與美學標準，重建生活風格與型態。人類學家長於透過空間移動來進入異己生活，時間卻總是民族誌研究不方便的變項。對年輕一代的人類學台灣研究者來說，1990年代多是他們去國求學的年代，返國田野的過程「自然地」異己化了當時的台灣社會，從現在往前看，意外地將時間變成田野重要因素，因而不經意地解消了民族誌現時的天真。過去人類學界以「本地人類學」來標籤這樣的民族誌經驗，不過1980年代中期之後的批判風潮後，我們不再滿意這樣的殖民主義思考模式與研究安排。

這篇短文是一個網路書寫計畫的呼籲，重訪台灣1990年代，再脈絡化我們這一代人類學工作者的田野經驗起點，也是人類學台灣研究的重要建立時刻。在這個民主10年裡，各種力量試圖按他們的需要建立新遊戲規矩，卻總是招致更多更雜的說三道四的力量介入。追求瞭解這個民主新生活一直是許多年輕人類學者之所以投入台灣研究的原因，致力於探索這個學門的(原始)新任務，標舉學門的在地責任，及從這個責任產生出來的倫理/知識探索。回到1990年代，將可以使我們更清楚看透這個倫理/知識探索的時空脈絡，讓道德想像或是對他人的責任成為不間斷的自我批判的憑藉，成為人類學知識內在無法脫離的重要組成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