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故宮博物館發生打破三個碗的意外事件，招致立法委員嚴厲的批評。這個狀況體現了一種被默默認可的敘事，即故宮收藏即為國寶，損害國寶乃國家之損失。可惜的是這樣的敘事在現有的臺灣媒體與學界社群似乎並沒有再有更加深入的對話討論。除了有學者提出「建立損失文物的公告機制」[1] 的建議之外，臺灣社會對「國寶」的保存，僅存於「如何」的提問，卻少有「為何」的反思。而事件在大眾媒體上的呈現，也只動員了一波政治對抗。這篇文章，剛好以在墨西哥參加研討會的機緣下參觀的「徹底摧毀博物館」的展覽為例來借題發揮，作為一個省思國寶保存與定義的參考案例。

位在墨西哥市的國立人類學博物館是墨西哥規模最巨大的文資中心，收藏了中美高原時期、瑪雅時期的諸多文物、壁畫，甚至重現了金字塔內外部的實景，顯示投入相當驚人的研究與工作成本。墨西哥人的自身認同，長久以來卻躊躇在原住民文化與殖民者之間的矛盾。國立人類學博物館的設置與收藏，以原住民文化為核心，顯示出對其原住民認同的肯定。然而墨西哥藝術家埃度阿多·阿巴羅亞(Eduardo Abaroa)卻在博物館成立半世紀後，策畫了「徹底摧毀博物館」的藝術展覽（圖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圖一：展於墨西哥安帕羅博物館(Amparo Museum)的「徹底摧毀博物館」的藝術展覽（作者拍攝）

以原住民為核心的國家博物館

圖二：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內的金字塔文物（作者拍攝）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成立於1964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圖二）。這個館以地理位置區分出不同的展區，用以展示墨西哥境內在前西班牙時期的古老文化。博物館本身是由國立人類學與歷史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NIAH）來經營運作的。而整個博物館最著名的造型即是將以阿茲提克為主題的墨西哥廳置於場館中央，這個設計讓墨西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Paz 1950）批評博物館錯誤地煽動了某種民族主義，並說博物館的設計像個神殿一般（圖三）。事實上，正如諸多殖民社會所面對的認同困境，帕斯曾在他的作品中指出墨西哥的國家認同「在原住民的根源與殖民地遺產之間進退兩難。」儘管如此，這個將原住民的歷史與文化置於核心的博物館，如今已然被視為一種國家文化的代表性場館，也是認同的象徵，也是其他國家元首來訪時的迎接之地。

圖三 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博物館彷彿神殿的空間設計（作者拍攝）

然而在距離墨西哥城兩個半小時車程的普埃布拉(Puebla)的舊城區，在安帕羅博物館(Amparo Museum)——一個結合前西班牙文物展覽與當代藝術並存的博物館——其中一個展竟然就叫做「徹底摧毀人類學博物館」，主要是對國家如何收藏前哥倫布時期的文物的作法提出批判。這個批判的論點在於，看似保護文物的博物館收藏，乃是墨西哥政府侵佔原住民文化的體現。這是策展藝術家阿巴羅亞所設計作為回應博物館的方法；他製作出按步就班拆毀建築的藍圖，另一面牆上則模擬出一幅巨大的照片，顯示以怪手拆毀博物館的工程實況。展場中間則是堆滿了那些被視為國家珍寶的文物。一瞬間，那些前一天在人類學博物館看到的印象深刻的雕刻、陶器，全部都被砸碎堆在眼前，相當震撼（圖四）。

拆毀博物館：挑戰內部殖民主義

在傳統的概念裡，博物館的功能乃是保護與展示國家的文化實力，甚至是一種殖民主義的展現。例如大英博物館在大英帝國殖民全球各地時，透過戰爭掠奪、採集、以及不符合比例原則的購藏等行為，收藏了從全世界搜刮而來的物件，事後再解釋唯有他們能有保護文物的技術，對被搶劫的國家而言簡直傲慢到底。當然，這種展示帝國實力的意圖本身如今也逐漸受到挑戰，甚至如摧毀博物館的作者所認為的，這是一種「有形的考古搶劫行為」。「徹底摧毀博物館」所主張的是，今日的博物館機構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地方。除非人們具備某種自由，而得以選擇消除不利於官方文化記憶和精神方式，那麼寧可將博物館摧毀。這個計畫呼應了早已影響許多藝術創作的俄國思想家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的無政府主義，激進地採取了批判博物館的象徵性行動。它的基本立場是，如果說國家所設立的人類學博物館的目的之一就是重新定位墨西哥原住民，那麼今天我們看到它的方法是不足的；甚且，博物館的作為在某種程度上也早已過時。藝術家認為，國家博物館龐大且輝煌的建築本身其實掩飾了許多不同族群的絕望困境。因而，博物館機構的威嚴感，與國家所聲稱意欲捍衛之文化所面對的不穩定以及被忽略的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藝術家所想到挑戰這種威嚴的方式，便是建造的對立面：「拆毀」。阿巴羅亞採取了破壞性的想像，提議全面拆除墨西哥國家人類學博物館。這樣的「革命行動」言明了挑戰墨西哥社會學家巴勃羅·岡薩雷斯·卡薩諾瓦(Pablo Gonzalez Casanova)所提出的「內部[2] 殖民主義」；這也凸顯了墨西哥的政治現實，儘管西方殖民似已走遠，但當代的治理卻依舊將原住民置於政治經濟的邊緣地帶並持續受到剝削。換言之，這個展覽的目的，便是對這個國家刻意將原住民至於文化展演的核心但現實上卻將原住民邊緣化的現象提出批判。展覽空間的牆上的一面，是墨西哥前總統阿道弗·洛佩斯·馬特奧斯(Adolfo López Mateos)在1964年國家博物館開幕那天說的致詞：「今日的墨西哥必須向原住民的墨西哥致敬，國家必須認可作為其根本的基本特徵。」然而這句話的對面的牆上，則是哲學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話：「好的建築能給予一種表達思想的印象。人們也能用某種姿態來回應它。」（圖五）看來，策展者刻意援引這段話，作為他對博物館採取特定的回應態度的思想基礎，也給他拋出拆毀的概念一個鏗鏘有力的解釋。

圖五 展場牆上印有哲學家維根斯坦的話：「好的建築能給予一種表達思想的印象。人們也能用某種姿態來回應它。」（作者拍攝）

文化解殖的躊躇

自十六世紀墨西哥遭西班牙入侵殖民以來，原住民受到大規模的奴役、屠殺、血淚斑斑，這過程也少不了語言與文化的剝奪。博物館的展示固然展現了以考古成果來復振原住民文化的決心，但這當然只是恢復原住民主體性的一小部分。如今墨西哥也正在啟動生物與文化多樣性的保存工程，在即應對氣候變遷、解決環境正義和公平問題時更加包容、尊重墨西哥原住民和非裔墨西哥社群的參與。「摧毀博物館」的展覽，在其行動邏輯上有某種大破大立的企圖，這當然也能作為台灣在思索原住民文化的借鏡。台灣在面對原住民文化時常出現的矛盾，一方面將原住民文化置於台灣許多節慶或國際交流重要場合的門面，但在制度政策與資源分配上卻是將原住民邊緣化。在墨西哥高原上遠眺台灣島國，其住民經歷殖民在歷史上宛如平行時空，如今依舊面對強權的干預，在文化解殖的議題上躊躇。如果博物館能作為一種啟動反思與逆寫的場域，相信台灣也有許多的材料，也值得更多研究者、藝術家與策展單位投入更多有創意的行動。

近年來，「文化解殖」(cultural decolonization)的概念逐漸被重視，意指被殖民國家在脫離政治殖民以後，在知識、藝術、語言、傳統與文化實作上亦尋求自主，並且有恢復真正非西方的價值。墨西哥作為多元文化與種族混合的國家，其國族認同有著因殖民歷史而來的困境。一方面，現代國家的知識份子曾一度面臨西方所假設原住民的野蠻性的問題，比方說傳統犧牲儀式的汙名；而一世紀以來也都還在面對殖民本身帶來的矛盾，它有可能既是創傷，一部分又有著較為被正面看待的殖民遺產（Coffey 2012）。然而，將原住民文化至於國家博物館的核心，也體現了墨西哥在去殖民歷程上的苦心。臺灣在歷經多重的殖民後，文化主體的複雜性必然是更加難解。若要以一個單一的博物館來概括呈現完整的臺灣文化，本來就有一定的難度，但「故宮」儼然做為一種「代表」，而我們也看得見故宮近年來力圖呈現臺灣文化生物多樣性與歷史多元觀點的努力。只不過，相對於將原住民文化作為核心，臺灣的故宮卻以中國宮廷式的建築設計，以及從北京搬運而來的物件，做為主要的賣點。當然，這與臺灣國族建構的歷程有很大的關係。

儘管臺灣在政治上歷經民主化，在文化上的解殖卻依舊是躊躇的。當然，這和世界各地的後殖民社會是有著類似的焦慮的。過去因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從中國載運至臺灣的故宮文物本身，究竟應如何代表臺灣，本身就是一個困難的命題。不過，近年來臺灣故宮也有不少亮眼的策展，在既有「中華文化」的「正統」上進行解構，比方說在「什麼是『番』」的展覽便是為一種解構的行動，爬梳清帝國文獻裡的臺灣原住民族，檢驗建構族群想像的意識形態，並且也邀集當代作家進行「逆寫」，重新詮釋原住民。又或是「臺灣意象」的展覽，以十七世紀以降不同的帝國勢力的視角來探究臺灣的地理與風土，並進一步從在地的角度形構出有別於治理者的集體認同。這些展覽某種程度，都是對既有的意識形態進行拆除與重建。

思辨意識形態之必要

回到故宮打破碗的案例。立委在國會上質疑說：「政府刻意忽視故宮專業，頻頻任用有特定意識形態的院長，用外行來領導內行。」卻殊不知，國寶之所以成為國寶，也是在「意識形態」操作下的結果。其實，「意識形態」本身即賦予了文物的價值，然而意識形態也是多元的，是持續辯證的。而博物館的「專業」也並非僅止於保存文物的技術，更必須落實在如何詮釋這些文物的思辨之中。換言之，博物館並非只是靜態性的陳設，而使得國寶的詮釋受限在靜止不動的意義之中。博物館需要有反思的動能，需要有對話的能力。故宮近幾年的努力，在策展上也顯現了某種對既有史觀的批判省思，這一筆是值得被看見與嘉許的。

類似於墨西哥在文化上的解殖矛盾，臺灣在歷經不同時期的殖民與外來政權的統治之後，必須將不同族群的文化並列在適切的位置上並強調其價值，本身就需要細膩的訴說方式。而這些，不但仰賴國家投入更豐富的資源以確保文物收集與保存的工作能穩定而持續，也需要更多的博物館專業與跨領域的學術工作者的合作與深化；同時更重要的，也必須讓承載文化主體的「人」能夠在這個過程中發聲。「摧毀博物館」的展覽固然只是一個藝術家的「幻見」(fantasy)，但也能作為一種省思文化主體的有趣案例。臺灣社會在故宮打破碗這件事上的討論，只在媒體上被聳動的指稱文物保存的疏失，較為可惜的是無法深入指認「國寶」這件事上，能趁機啟動對國族文化主體性的深度討論；這個案例恰好能藉以在國家級博物館的陳設與國寶本身的意義上，需要有什麼破而後立的新思維與行動。

參考文獻

Coffey, Mary K, 2012, How a Revolutionary Art Became Official Culture Murals, Museums, and the Mexican State.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 London.

Paz, Octavio 1950 (1994),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The Other Mexico, Return to 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anthropic Ogre. Grove Press.

Casanova, P.G., 1965, Internal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 2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