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饒舌已從一個底層的口語技藝成為高度成功的全球商業事業，其表現的情境也從非裔美國人社群內部轉移到高度流傳的串流平台和萬人矚目的舞台。因此，原本的符號使用美學現在必須面對更嚴肅的當代身份政治，以及更複雜的在地文化價值。

人類學家David Graeber在《規則的烏托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一書中指出了「玩樂」和「遊戲」的差別--前者是不拘形式的創意，但後者意味著規則。在暨南大學長期陪伴學生流連在暨大原保地的邱韻芳老師分享，在觀察原青學生於原保地共學共作文化技藝的過程中，逐漸體會出兩者的重要差異。相較由他人設定了「遊戲」規則（例：如教學計畫)而限制了一起學習的過程，位於樹林旁的原保地及後山擁有類似部落文化氛圍，適合學生自由採集、尋寶的大型「玩樂場」，成為極少數得以拒絕被績效控管、當代原住民青年得以散發閃閃發光的力量的另類異質空間。

泰雅族人有和解sbalay的儀式，是因為常常衝突，和解完了，隔天就又衝突，然後又需要和解。其實，這就是人性，其中有生物為了生存爭奪資源的天性，也有超越其他生物的地方，像是彼此的包容，忍耐與慈愛。我想《哈勇家》真的不僅是泰雅族人，也是我們其他人群的真實寫照。說真的，泰雅族的Gaga與Sbalay真的教了我很多。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於2007年頒布之後，臺灣娛樂產業必須正視原住民族群權益，尊重當地人文化詮釋。不過，當代也有許多獨立或小規模創作者，囿於創作產業高工時低報酬的生態，在作品中運用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特色時，無力負擔智慧財產權授權所需的各項成本，只能採取轉化或是模糊化角色與背景的方式，避免將創作主題與特定族群做明顯連結。今天的芭樂人類學，就由王人弘博士為我們介紹這些個體戶創作者，在不利的大環境之中，必須兼顧創作自由度、原住民族權益、族群文化傳播、市場接受度時所面臨的困境。

台灣政府為落實落實原住民族的長照政策，由原民會依長照2.0原住民族專章在各地開設文健站，不過，文建站的計畫主持人、照服員都因各種抽查、超越時空的管理方式而疲於奔命。長者每天像是去「幼稚園」上課，大部分的人寧願在田裡工作，或在家裡、雜貨店等場所享受作更自由的生活。台東大學的張育銓老師長期關注文健站的議題，為了找出文建站「推廣原住民傳統醫療保健」的適切方式，自2020年起參與執行台東縣內的相關工作，從中反思以部落長者為主體的文化照顧可能性。

本⽂企圖藉由「聽點」詞彙的初探，試著由⾳樂作為媒體和內容的差異，來詮釋聆聽切入⾓度的觸發時刻，「聽點」觸發的可以是⾳樂「轉譯」時的新意義，也可以是扭曲或失去的訊息。⽂中特意選擇兩張跨⾳樂類型與跨⽂化意涵的專輯作為舉例，期許從聽者的介入，探究聽者、創作者與⽂化社會脈絡所創造出的空間，以及⾳樂被視為媒體所承載的意義和⾳樂作為內容所喚起的對話，來理解聆聽作為⼀種態度。⼈類除了閱讀所產⽣的「觀點」以外，在聽覺上則可藉「聽點」彰顯當代以⾳樂為主體的審美⾏動。

雖然台灣的主流政治正確意識形態早已從「獨尊中華文化」轉變成「多元文化」，現今原住民族的生活和文化型態也越來越多元，但大社會對於原住民的認知和刻板印象卻依舊非常狹隘和固定，數十年沒有什麼變化。邱韻芳老師認為，許多原青努力地希望透過文化，去肯認自己的身分，但當部份原青認為自己對自身文化不夠熟悉或是離文化很遠，心中出現了沉重的壓力。當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隔閡、誤解、歧視仍深，學習文化是源於自身的動力和渴望，而非為了滿足他人，尤其是大社會認為原住民應該如何的期待。

新世代原住民音樂人在創作時貼上「文化斷裂」標籤，就是因為理解了原住民族經歷的長久殖民歷史，也明白了這個世代在語言、文化和土地環境的斷裂，既然斷裂產生了，那麼我們就正視因為斷裂而產出的音樂。應該討論的不是夠不夠傳統，或者夠不夠現代，而是當我們活在這個世代，基本上已經是斷裂的，努力的追尋文化很美，但如果音樂中透露出斷裂，那也很美。音樂的特殊性在於能夠建構獨特的理解，因此透過音樂讓生命回到能夠抓住的根源，不論根是什麼，都是一種得以往前邁進的回頭。

最近常聽聞這樣的說法：「在過去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如此論述主要是為了強調傳統上部落有別於（且先於）當代政治制度的主體性。但事實上，情況遠比這句話描述得更加複雜，因為不同族群有不同的聚落組織形式與內涵，此外，所謂的「部落」也因著外在和內在的作用力，一直持續地在轉變當中。

「你們這本書會成為典範。」
在研究所課程與社區營造計畫的交錯下，劉正元老師獲得了卡那卡那富族民族植物的專書出版任務，與學生一起向耆老們學習各種民族植物的使用情況、意義，進而認識族人與自然的互動關係。這本專書以耆老姓名作為主要作者、撰文者姓名為次。這本專書，除了讓讀者學習原住民生態智慧外，背後也隱含某種傳統話語權的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