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與《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是經常用於人類學導論課程的讀本。這兩本書的作者分別為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兩人專長各異但具有幾項共同點：首先，兩人既身為學者，又能成功橫跨通俗書籍市場；其次，這兩本書並非教科書，但卻成為許多大學的課程教材或新生共同讀物(common reads)；第三，兩位作者的作品熱賣同時卻都爭議不斷，大眾讀者與學術同僚對於他們著作的評價存在著極大落差。從公共人類學視角觀之，這些爭議實涉及了專業知識在大眾化與通俗化時必須面臨的挑戰，或可做為我們思索學科公共化途徑時的參照觀點。

今天早上起床就看到聯合新聞網上提到高速公路收費站收費員婉拒過路駕駛新年紅包的新聞，而在這溫馨新聞裡面提到這位收費員原本是學考古出身，「但薪水吃不飽、穿不暖」，最後只好考國道收費員，擔任起收費員的工作。

對我來說，田野地的決定一向是種種機緣的巧合。大學時最常出田野的地方是宜蘭，那裡是我母親祖先來臺時的地點。寫博士論文時的田野地在重慶，是我父親出生的地方。所以當北大的老師向我提出邀請赴海南島進行鹽業考察時，雖然我已說了很多次想要暫停鹽業的題目，擺脫「鹹溼考古學家」的稱號，但還是立刻答應了這個邀請，因為海南島是我父親在1949年來臺灣前生活的地方。從小我的身份證及戶口名簿上的祖籍都是寫「海南特別行政區」，讓我總覺得與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樣，對於海南島，總是有股很特殊的感覺。今年一月的海南島田野行，剛好就完成了我以田野尋根的最後一站。

2012年底，在回台灣任教的第三年，終於有機會帶著修習自己在研究所開設「台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課程的學生，回到苗栗縣南庄鄉的向天湖參加Pas’taay，此行的目的除了希望修課學生藉著實際參與賽夏族的祭典，了解在課堂上所學習到的賽夏族文化外；另一個目的則是因個人對族群的情感，趨使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回家參加祭典。雖然往年皆會參加Pas’taay，但今年參加祭典的目的，卻讓我第一次對祭典的凝視產生不斷地在「emic」與「etic」觀點跳動的情形，而這樣的現象，似乎也讓我對祭典中所發生的事件與自身情感的流動更加敏感。

2012年，大學教師透過籌組工會的方式集結，希望以集體的力量，共同面對快速變化的高等教育環境。一年來，工會主要著力於抨擊大學評鑑制度、高教的市場化與惡化中的高教勞動人權，但對於大學內部治理的制度性變化，除了對教師評量制度的討論外，並未有進一步的批評。本文主要希望拋磚引玉，共同思考一個已經進行多時的大學變革，亦即大學行政擴權的問題。雖然部分問題已經在大學法人化討論時被提出，但行政擴權和法人化實屬不同層面問題，雖然法人化還未實施，但目前的大學制度經過國家法律與各校規章的修訂，已經朝行政權擴大的方向走去多時。這個擴權工程，並未像其他問題一樣，受到輿論較多的檢視注意，反而在所謂追求卓越與頂尖的口號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推進。在大學內部，年輕一代教師雖受到這個擴權的影響最大，但在新的評量與升等規範的制約下，並未能充分認識到自身處境，就算有所體認，也在新的權力機制與文化下噤聲不語。

最近公視在播「為什麼貧窮」系列，也讓我想來分享一下對於貧窮的觀察。我的田野地是在一個正高速發展的地方，一方面在快速脫離貧窮，另一方面卻也創造更多的貧窮。好似富裕身邊總站著貧窮，兩者以同樣的速度前進。在發展過程中，貧窮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不同文化如何看待發展中創造出來的貧窮，這些提問常常浮現我心。今天這篇芭樂文，我既無意於對這系列的影片寫些影評，也無意講述我的研究發現，第一次來種芭樂，芭樂軟硬尚不知如何拿捏，但主編已經提醒過不宜過度學術，字數也不要太多，所以，我想我就試著用人類學最擅長的說故事手法，來跟大家說一個我在這幾年間接觸到的人群，他們怎麼看待身邊的貧窮的故事。

由芮秋卡爾森女士（Rachel Carson）寫下的「寂靜的春天」。書中的最開頭就以環境經驗的消失破題，給予讀者「冷酷」的震撼：

「過去未工業化的年代，每年的春天都有著數以百計的鳥兒於天空翱翔，或於樹叢間鳴啼著悅耳的歌聲。然而現在因為大量使用DDT等殺蟲劑，導致鳥兒不再飛翔、鳴唱......。我們還能在春天時聽到鳥兒的歌聲嗎？」

在天鵝城詩巫 ，紀念公園（Memorial Park）是從2001年才開始出現的新現象，也代表著這座城市力求現代化脫胎換骨的期望。然而，詩巫市議會的這項計畫，也使得當地華人社會原先暗潮洶湧的歷史詮釋具象化，歷史不再侷限於少數人可以取得閱讀的書刊，而是安置在開放空間，讓大眾有機會接近觀看。

好容易發掘結束，卻發現要離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汪洋中引擎忽然熄火，怎麼辦？該不會要上演考古學家Pi的奇幻漂流吧？

在東拼西減，勉強湊合的情況下安頓在島上，終於要開始發掘工作了。然而事情當然不會那麼簡單，好戲還在後頭！蚊蟲、老鼠、和邪靈都來攪局，不過一疊台灣帶去的收據有特殊功效，可以擋住不懂得報帳的老鼠喔！

你以為當個考古學家，在大洋洲出田野很浪漫嗎？在上次爆笑的初期探勘之後，歷經千辛萬苦，考古團隊終於申請到許可、拿到經費、湊到時間，正式前往挖掘。然而事情總沒那麼簡單，請看這篇田野日記～

金融時報頗受歡迎的專欄作家Tim Harford以「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為名，「解答」讀者疑難雜症，還結集成書，有不少趣味。2012歲末的芭樂人類學因為連假失去週一的節奏感，差點開天窗。臨危救火，就以此為格式，來個「親愛的芭樂人類學家」專欄吧。

第七次「美麗灣度假村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會已於2012年12月22日結束並做成「有條件通過」的決議。可想見的是，包括縣政府等支持者是額手稱慶，因為美麗灣的營運會帶來臺東的發展；反之，反對者則批評此案例一開，全台國土恐都要失守。
從第七次環評當日的過程來看，一個值得注意和思索的現象是人群的組合與區辨，同時隱含著對於社會關係的漠視。另一方面，忽略社會關係與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也隱含著狹隘的「發展」的觀念。

2012的美國大選，我剛好躬逢其盛，作為一個人類學愛好者（本人是amateur的層次)，又是一個對美國文化陌生的人，正好做了具有文化驚訝（直翻）的觀察。美國大選最受矚目的重頭戲當屬三次辯論，而恰巧今年這三次辯論，都不只讓美國人「更了解（？）」他們的候選人，更重要的都順便捧紅了其他明星，從芝麻街的「大鳥」到新出現的集合詞明星「文件夾」，一直到最後一回合的「馬和刺刀」。
作為一個長期沉浸在地方的研究者，聯邦與特殊投票制度引起了我的興趣。米國聯邦制所決定的選制，造就了他們特殊的選舉文化、溫度和情感與認知結構，就像台灣的選制和歷史造就了我們自己的。

為什麼David Graeber最近吸引那麼多人類學者的注意呢？或許對交換理論、價值觀理論及Madagascar的民族誌等議題有興趣的人，早就看過他的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2001)。但，在Graeber出版了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2011) 一書後，他更廣泛地引起了很多人在人類學期刊及部落格上的討論。不只是Debt一書的內容引起人類學界的興趣 (我自己覺得他2007年出版的論文輯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的內容更豐富)，可能更重要的是，他從很早期開始便參與了紐約市的Occupy Wall Street（OWS）運動，且他也常常出現在媒體上，解釋OWS運動的目標、方向與實踐原則。因此，在人類學界(包括芭樂人類學!)正在熱心地討論「公共人類學」的時候，Graeber便成為了一個很令人樂觀的公共人類學者典範。

二十世紀末，當時全球地理定位系統還在發展中，也沒有谷歌全球地圖。我們已經多少年讚嘆著好萊塢電影中ＣＩＡ或是ＦＢＩ神通廣大無所不知的地理定位系 統。這個過去只是虛構的東西，結果在短短幾年內都被發明出來了，我認為這是好萊塢是我們的model for的最佳證明。如果說以前波赫士與Lewis Carroll要用1:1的地圖來做一個誇張的比喻，說我們是活在地圖上，現在的我們應該說，我們是活在好萊塢電影已經建構好的世界裡。

比起去歸類我這種具有「澀味」的文章是否屬於大眾人類學，我更關心自己的知識建構，是否能address那些我遇到的尋常百姓切身關心的問題，以及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感受、理解或不解。更精確地說，我關注如何能自一般人生存當下的脈絡及其所關懷的問題中，希望藉此重新提問，由此如何可能為重新建構人類學知識帶出新的空間。從今年人類學營及總統大選以來台灣社會高度關注的現象中，我挑選了三個問題分別是：臉書／或網路、多元家庭以及為了維生與個人生存而出現的各種示威、抗議。這三個問題分別涉及了研究者如何思考當代的個人、家和社會的理論化工作得以可能，並進而以此思考人類學知識的重構。進一步而言，正因為當代是個人主義以及個人做為主體能夠有效運作的時代，身為研究者的我關心的是：究竟是怎樣的個人？造成了怎樣的家？在怎樣的意義和層次上，社會或者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是有可能的？

「砍掉之後，到底要重練什麼？」我吐了一口神祕的力量，繼續練：「這篇埃及芭樂若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在2012年的11月26日公開，換句話說，再過三天，一件重要的大事即將發生，那麼，就先說說這件事吧。」

要釐清這段糾葛的三角戀習題，必須將時間倒轉到1990那年，我決定放棄台大數學所學業，轉考人類學研究所的關鍵時刻。那是我人生中最不順遂的考試，連著兩年落榜只能苦苦地單戀人類學，卻意外地促成了和原住民部落的美麗相遇。

時序拉回到20世紀末的一個春末夏初的日子，我還依稀記得在我申請推徵人類系研究所碩士班的面試考試時，面對看著我的研究方向不以為然的老考官問道：「妳為什麼不去考舞蹈研究所？」，我心底油然而生地反問：「人類學不能研究舞蹈嗎？」(不過當時我很睿智地沒有讓這個問題脫口而出）。等到了英國唸博士班時，台灣留學生聚會時，每逢有人問起我的研究領域時，我就直說「舞蹈人類學」，身旁的學友想一想簡潔地回一句：我唸的就是人類學，又反倒讓我的自我標籤顯得邊緣。儘管我很清楚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探索舞蹈或藝術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然而一直以來，學科的邊界和內涵的定位問題催逼著我在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上跨域蜿蜒前進，直至落腳在一所以藝術知名的高等教育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