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國第一個學期某門課的最後一堂恰好在聖誕前兩週，授課老師（剛好是我的指導教授）帶了高檔的shortbread與義大利汽泡酒（法國香檳區以外所生產的「香檳」，只能稱汽泡酒）來上課。討論結束後，她問修課同學（共三名），各自在家鄉如何過聖誕節。兩名同學分別來自美東與美西，一聽這問題便滔滔不絕地談述美國人過聖誕節的習俗及各類趣事。就在他們對話出現一秒鐘空檔時，教授立刻轉頭問我，妳在台灣如何過聖誕節？我開始談台灣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以及田野地的居民，如何以各自的方式來過聖誕節。最令他們最驚訝的是，居然有人將聖誕節當成朋友聚會、情侶約會、甚至集體舞會的玩樂時間，而不是與家人團聚的節慶。隔天與指導教授meeting時，她貼心地提醒，「現在應該還能訂到機票，妳要不要回家過聖誕節？」過了幾天，我為準備返回蘇格蘭某小島的學姊送行時，她很真摯地抱住我，並以充滿無限悲憫的眼神與聲音說：「聖誕節假期千萬別工作，好好休息；聖誕節就是要跟家人一起度過，沒有人在工作」。

相對於多數英國人強調聖誕節應該與家人一同度過的想法，台灣與日本則是在慶祝、享受或渴望親密關係的浪漫情緒中度過。在日本，聖誕節時最具支配性的是愛情關係與朋友關係，而後者往往是做為前者的「板凳後補」。不少日本偶像劇都將聖誕節設定成情侶能否繼續交往的關鍵；一個人過聖誕節，幾乎等同於未來一年將悲慘度日之前兆。在日劇中，城市（多以東京為背景）聖誕節的城市街道景觀，是雕琢的布爾喬亞品味所鋪陳出來的；各色聖誕燈飾或霓虹或柔和的光照下，映照出了人的孤寂以及對親密關係與愛的渴望。聖誕節引發出個人對建立親密關係的渴望，蘊含了當代的人對「家」意象的想像。若我們從當代日本社會的「婚活現象」－即婚姻做為一種「志業」，需要付出與尋找工作一般的努力與熱情才有可能獲致－來加以對照並考察，才能看出並掌握當代人在節慶時期對親密關係的渴望，是如何地與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面臨成家立業的憂慮與困境彼此相互糾結。

 

對於當代日本年輕人渴望追求親密關係卻無法順利找到合適配偶共組家庭的問題，文化評論家白河桃子（2007）認為，該現象與當代日本兩性意象的建構發生轉變有關。在經歷工業化與日本職業婦女增加後，主動且勇於自由戀愛的女性大增，大談姐弟戀或跨越社會階級的戀愛所在多有。相對而言，經濟泡沫化之後，日本男人不再以過去父權家庭中頗具威嚴且能一肩挑起重擔的傳統男人為理想男性意象，轉而重視培養自己的興趣、內在修為與修飾外表，並對婚姻與家庭感到卻步（以芭樂語言重述，當代資本主義情境下，「肉食女」增加，而「草食男」或「花美男」也與日俱增。這些人對愛情與親密關係各有（不）渴望，讓他們剛好湊不成對、結不了婚。桃子不是人類學家，芭樂讀者別太強求）。

對此問題，日本家庭社會學家山田昌弘（2007）提出一個具有歷史向度（雖然比較schematic）的解釋。明治維新前（1603-1867，江戶時期），工作與婚姻對象係藉家庭與社區關係網絡來張羅：一個人（山田討論的是平民，不是武士、幕府與皇室的情況）的工作是繼承家業，而婚姻依靠媒妁之言與父母之命來完成。女性的婚姻對象通常門當戶對（與父親做同樣職業或類似職業的家庭），婚後與丈夫共同勞動。在婚姻與工作生涯中，個人選擇與意志不具主導性，一切水到渠成；我們可以說，此時個人的生命歷程與家庭及社區彼此親密關連且不可分割。

二次戰後到日本經濟泡沫化之前（1945到1990），就業與一個人（特別是男人）進入怎樣的學校有關，不同層級的教育學歷決定了人在整體經濟結構的位置；然而女性就業因為企業訂定結婚應離開職場的內規而深受限制。此時，（常看日劇的讀者會發現）公司中資深同事負責張羅聯誼；終身聘雇制度不僅讓員工產生視公司如家的親密感，而此一公司如家的意象更具體呈現在公司上層極力促成員工組成家庭之上。在當時，（經由他人介紹而談的自由）戀愛與結婚之間有因果關係。換言之，此時學校與公司取代了家庭與社區，與個人取得某種集體身分的對象，而個人與家庭領域的形構彼此交錯；學校與公司使個人能在資本主義化過程中完成家的建構與繁衍。

1990年代以來，日本就業市場開始朝放寬限制的方向發展。就業協定的取消與「男女僱用均等法」通過後，職業婦女人數直線上升；同時，個人不再依靠舊方式尋找工作，而必須（像我們所熟悉的）努力蒐集資訊與歷經層層面談，才能找到一份工作，能找到的工作往往不等同於理想的工作。經濟泡沫化之後，各級企業取消終身雇用制度的鉅變，造成了彈性聘用與派遣制度的盛行。公司與員工之間只剩下純粹的僱傭關係，雙方不再有著如家庭成員般的親密感，公司高層不再主動介入員工的家庭領域。企業內部結構的改變（也就是日本資本主義產生質變之際）促成了個人主義化，伴隨著大眾媒體極力渲染自由戀愛的美好，讓個人尋找婚姻的對象很少（並非完全沒有）透過他人，單打獨鬥地談起（西方社會中認為的）自由戀愛。在日本的婚友機構高度成熟之際，日本人將結婚當成如同尋找職業一般的努力為自己找尋歸宿時，卻又在戀愛中因為彼此個性不合而無法共組家庭。換言之，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蓬勃帶來婚姻及成家的阻礙時，「婚活」的市場化被用以解決這個問題。山田昌弘論點中最引人深思的部份是，他認為個人意志的高漲與自由選擇，並非如想像中能直接促成或造成了當代核心家庭的出現。將白河桃子與山田昌弘的觀察與社會學解釋並置來看，我們隱約看見，當代個人主義高漲與性別意象的重新建構，無法承擔與成就傳統日本社會對「家」這個意象的理想。

反觀台灣，各類婚友網站、聊天室與愛情公寓之類的網路平台同樣存在，網路戀愛或感情糾紛已成日常愛情景觀。然而，我比較感興趣的反而是山田昌弘較少觸及的層面：國家如何積極涉入個人婚姻與生育與否的私密領域。台灣政府對本國榮登全球生育率最低這件事，極為焦慮不堪：各縣市公家機構的公務人員變成了政府催婚與催生的對象（不知是否列入年終考績？）；政府高層不斷喊話希望促成公務人員與竹科或高科技公司間婚友聯誼，有些單位甚至開出年薪下限與有車有房無貸款的條件（婚姻必須追求高投資報酬率，不能有風險）；內政部提供獎金尋找催生標語，希望讓年輕人一聽就想生小孩（而首獎自己坦承不敢生小孩）；執政黨立委嘗試性地提出公務人員或可享有「相親假」的法案（怎麼沒有政府官員關心受僱於私人機構或勞動階級的未婚者該如何成家呢？）；行政院長接受質詢時，直接對多年懷不上孩子的立委提出催生建言（如同隔壁家三姑六婆「熱心地」詢問適婚年齡男女何時結婚生小孩）；經濟部官員被記者問及此事時，直指生育率降低將減少勞動力來源，影響國家未來整體經濟發展（政府當下無法解決勞動力過剩造成的失業問題，卻不斷鼓吹人民生小孩以提供未來的勞動力）；五都大選前，各類生育津貼與托育津貼紛紛出籠，連社會住宅這類福利國家才有的政策，變成向來只與財團資本家結盟的執政黨之「社會」政策（國家財務不是接近舉債上限了嗎？財政部日前啟動了國債鐘來提醒我們國家與個人的負債狀況；選後執政黨立委抨擊嘲弄社會住宅的作為很有可能讓此選舉支票變成芭樂票）。

 

對於薪水只夠一人溫飽的男性上班族而言，結婚與生育小孩成了奢望，買房更是天方夜譚。最近，政府為了解決高房價問題，竟促成公股銀行推出40年房貸方案，以減輕年輕人負擔，而試算結果卻是支付更多利息。即使結了婚，有生育力的女人不敢生小孩；我們當然不排除有些人自願不生小孩。但若將生育率下降單純歸因於個人注重享樂而不願承擔養育責任的心態，無法真正掌握問題的核心。一份不算嚴謹的民調指出一個數字：有七成的上班族認為，生育會造成自己失去工作，讓飯碗不保（事實上，今年來女性因產假被迫調職降薪而引發的勞資爭議層出不窮）；而竟有五成的資本家同意這種說法。姑且不論數字比例的真實性，其呈現的意象令人心驚膽跳：對平凡的上班族女性而言，生育居然成了工作的對立面！有什麼比這種想法更能凸顯出新由資本主義對家庭領域與女性帶來的威嚇力量呢？在確保個人溫飽與家庭繁衍之間，居然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諷刺的是，前述民調發表時間與台灣首富喜獲麟兒的消息僅相隔數日；首富喜上眉梢之餘，除了承諾加碼繼續生，並且喊話要大家「增產報國」。在生育這類親屬實踐中，階級界線隱然在浮動與流竄。

之前Lady Kaka分析選舉政策時指出，在新自由資本主義情境下，家是個人感受其在世存有的所在。當資本主義力量對個人基本生活水平（一個小窩與一份穩定的工作）與再平凡不過的渴望（成家與生育後代）進行全面侵蝕時，我們發現新自由主義國家對個人、家庭與生育問題的憂慮與補救作為，僅僅是在後果的表層進行修補，無法真正解決結構性的問題：薪資水平的倒退、彈性僱傭制度的恣意橫行、工作與勞動權不斷弱化、勞動條件的惡化與長期失業的趨勢、國際熱錢不斷匯入（後ECFA時代將更猖獗）助長了投資客炒熱了房價、地皮與股市（老百姓只能仰賴央行力保台幣匯率）、以及政府（多數時候）任由自由市場機制來決定民生物價上漲幅度。對於當代適婚青年不願意與無法完成進入婚姻與家庭的現象，必須放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不穩定與威嚇力量的展現之中來加以理解。此外，國家一方面放任自由市場邏輯運作導致成家不易，另一方面試圖採取補救作為，而這些作為是出自國家視家庭為提供資本主義勞動力來源的意識型態。當人類學家將家與親屬與親密關係進行理所當然的聯結與想像之際，無法忽略家與親屬是如何全面地受到當代政治經濟的節制、干預與建構。

前述山田昌弘的研究與台灣政府催婚與催生的政策作為，皆預設了家庭與生育必須以合法的婚姻為基礎。若我們將視角轉到個人層次，在資本主義勞動條件日益惡化與個人主義蓬勃的條件下，當代的家是否非得透過婚姻來完成？在我的田野地中，單親媽媽不再被認為必須找到男人結婚才能繼續生存，若要能找到親戚願意協助孩子托育，單親媽媽同樣能肩負養家責任。若配偶有外遇並生下非婚生子女，除了託付親戚收養外，也有人願意真心撫養配偶外遇所生小孩。事實上，我們自己周遭的親友或網友的故事，對於家庭的形式、關係與意義各有不同的想像與實踐方式：單親母親憑一己之力完成「家」的理想，而父親不再是家庭不可或缺的人；週末夫妻與無性夫妻日益普及；分居不同城市或國家的家人；一面顧家庭一面維繫婚外情的人亦不少見；年輕女性將情婦當成職業並認真實踐；養寵物或蒐集各式公仔並與之建立「親屬」或「婚姻」關係；一生照顧年邁親人而終身未嫁娶者亦有之。即使維繫著傳統的家庭形式，當代對理想住居安排與家庭生活的想像，悄悄地顛覆了傳統對家的定義。數年前參加女校高中同學會，席間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指出，她們心中最理想的家庭生活安排是從母從妻居，因為女婿們通常很得岳母疼惜；有人甚至説出，同為母女的女人來主導家庭生活是「比較人性的」安排（以都市化或女性主義抬頭這種因素解釋顯得過於膚淺而理所當然）。

此一對理想家庭生活的想像，隱含了在漢人家庭生活中，長期存在著依照父系理想的住居安排與由女人主導實際家庭生活的情感衝突。當代家庭生活的安排方式與另類想法，不僅鬆動了我們身處的社會脈絡對家的想像，同時挑戰了人類學對家的概念化。

研究日本家庭史的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終結）指出，當代日本家庭諸種形式與性質的理解，可由家庭認同（family identity）做為切入點來加以考察。她認為家庭認同包含家庭的形態（共同居住）與意識（共同血緣）兩個層面，而此二層面為軸線，垂直交錯以構成四個象限，而軸線走向意涵著由遵循慣習的（conventional）朝向非遵循慣習的（unconventional），將當代形式各異的「家」被放置在相應的象限空間中，例如，以寵物或公仔為家人，放在非遵循慣習的形態與意識的象限；分居不同城市的家人，呈現出遵循慣習的意識卻有非遵循慣習的居住型態。儘管上野沒有分析日本人對於家庭的意識發生了怎樣的轉變，她提供了一種能夠有效呈現當代的家的可能性。

上野的關懷令我想起David Schneider在研究美國親屬時提出「你認為誰才是你的親戚」關鍵問題，雙方不同之處在於，Schneider的研究隱含異性戀婚姻才是構成（美國）家庭之基礎。在當代情境中，Anthony Giddens宣稱個人親密的純粹關係乃是構成家庭與伴侶關係的基礎；然而，Giddens以侷限窄義的性愛與生育繁衍的「親密關係」，不足以描述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愛慾的感受、對伴侶關係的想像以及對家庭生活的安排方式。我同意「家」是建立在親密關係之上，但是我們必須正視當代人們渴望建立親密關係的對象，從情侶逐漸擴展到寵物、親人與朋友；親密關係包含了共同生活與陪伴的情感安適，超越了肉慾性愛的層面。在當代，「誰是你的家人？」這個問題能引出許多發人深省的答案，每個人幾乎都能給你一個具有存在論意涵的家意象。例如，某日女兒問我，「家人到底是因為出生的關係才存在的呢？還是因為在一起生活，有了感情才叫做家人呢？」我沒有回答，反問她的想法。她認真地說，「我認為，在一起生活彼此有感情的人，才叫做家人」。

當代台灣（與日本及其他新自由主義國家）有關「家」的種種實踐、想像、理想與制度性安排，促使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在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威嚇與弱化國家對家庭與生育採取「經濟」想像的條件下，個人如何經驗與建構家庭、親密關係與生育／繁衍。另一方面，研究者必須貼近個人對親密關係的主體經驗，更留意建立親密的對象、更關注表達親密關係的文化形式時，才可能感受並理解「當代的家」的意涵，以此反思社會科學有關當代新自由資本主義、個人與家庭／私人領域間複雜的糾結與動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