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克洛城（Chole）裡，在街上穿行的人群都是異鄉人。每次碰面時，他們都想像著關於對方的千百種事物；可能發生在他們之間的會面、談話、驚奇、擁抱、輕咬等等。但是，每個人都不和別人打招呼；眼光定住一秒，就投向別的地方，找尋其他眼光，絕不停歇。（Calvino, 1993: 69）

城市（cities）百百款。有些城市特別引人矚目，是一切的參照點，自那裡來的人似乎有底氣，高人一等。還有很多城市不起眼，從那裡來的人說不清起點的樣貌，僅專注於抵達其他更好的城市。城市自古已有，卻尤其成就現代神話。紐約、倫敦、東京、巴黎，乃至於臺北，既是夢境所指，也是眾人為圓夢而實際奔赴的目的地。前往某座城市，代表未來的許諾；離開某座城市，可能代表許諾失效；或者，前往某座城市是為了逃離，離開某座城市則是一種昇華。影視作品對城市的描寫樂此不疲，令城市彷彿自帶救贖與墮落的魔法，是巨大的物神。

人類膜拜城市，藉此獲得自己的形貌。據此，我們會說上海人如何如何，「真正」的老臺北人又是何樣貌——儘管我們深知，成就大城市的往往是匯聚一地的異鄉人。城市賦予人們它的名字，比如臺北人、臺中人、臺南人，以致我們輕易以這些名字及其位址，定義裡頭的人群。可是，我們也知道，比起純正的臺北人，更多時候，我們遇到的都是找尋自己樣貌的移居者。於是，在都市神話的複製與追索之外，成為「都市人」（urbanite）或許是更尋常的經驗。即使在進入城市後又退出了城市，都市人或許也不是一種能輕易洗去的狀態。都市人不只意味著寓居城市，它牽涉的更是一種存有狀態，一種人類的境況。理解這點，或許有助我們重新看待近年愈形重要的空間與移動課題。

從「都市性」（urbanity）和「城市性」（cityness）這兩個詞彙之間的關係，展開何謂都市人的思索，或許是一個不錯的起頭。我們能藉此拆解看似理所當然的，城市之於個體的關係，看到都市人實為一個歷史主體，是在特定時空狀態下與社會制度、符號文本及物質環境互動而成的。

 

都市性（urbanity）與城市性（cityness）的辯證

牛津英語辭典中的 urbanity——都市性——有兩個意思，一是「舉止有禮高雅」（courteousness and refinement of manners），二是指「都市生活」（urban life）。都市生活因此與文明進程扣連，對比於經常以鄉村為代表的粗鄙、缺乏人為加工、尚未精緻化的一切慣習。都市性表達了無法由牆圍或政治疆界框範的性質和象徵意義：雖然依託於某座城市，卻直指個體的行為特質。這樣的特質超出其所奠基的時空座標與物質基礎，指向了巨觀的西方文明化價值，將智識性的，有禮高雅的文化表現，聯繫至都市生活。

都市性指涉具有西方文明意味的都市生活型態。城市一詞則更久遠，泛指一般理解下的人口密集地帶，行政領域相對明確。相對城市一詞由來已久，城市性（cityness）這個字在辭典中不存在。然而，2000 年後的都市研究可見其蹤影。以全球城市研究聞名的學者 Saskia Sassen（2005）在一篇名為 Cityness in the Urban Age 的文章裡，甫開頭便指出：

都市性（urbanity）可能是個被過度定義（charged）的字眼，充滿了西方寰宇主義認定下公共空間的理所應當。相對於此，城市性（cityness） 暗示可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都市性，而它們與這個由西方發展的大巨頭都市主義（urbanism）不相吻合（p.1）。

換言之，城市的深入探索容易遭西方遺緒挾持——都市性就是西方遺緒的體現，與其相對的城市性則成為掙脫的管道。對 Sassen 而言，城市性可以是「掌握那些容易遭忽略事物的工具」（p.1）。她以亞洲城市如上海為例，指出城市公共空間的營造方式和用途，顯然和西方預設大相逕庭。就此而論，城市性成為某種相對客觀，較不受先驗概念「污染」的詞彙，有別於預設了西方價值的都市性。

據此，城市性指涉眼見為憑、現象感知、實作生成的物質空間樣態，都市性則表述了個別主體演繹的生活型態和思維方式。當然，物質空間和主體認知總是相互影響和共構。這由牛津辭典對「都市人」（urbanite）所下的定義，也可窺知一二。辭典中將 urbanite 解釋為「住在城鎮裡的人」，地域範圍是唯一的定義標準。於是這衍生的問題是，在偶然關係下身處同樣時空的異質人群，在怎樣的過程和機制下，會成為演繹集體抽象意涵與特定個人舉止的都市人？僅由地域關係聯繫起來的一群人，如何能演繹都市性、如何成為「都市人」？

城市性和都市性因而成為一組辯證概念。儘管僅僅寓居於城市、長期使用城市的物質資源，就可以成為辭典中所定義的都市人，但要成為一個演繹都市性的主體意義下的都市人，卻總是牽涉了情感、認同與身體感知等，既涉入物質性卻又超出那之外的運作。

 

被迫翻譯的都市主體

1960年代，美國芝加哥社會學派（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發展出都市民族誌的研究取向。他們尤其關注族裔移民組成的城市聚居位址，因為這些地方也經常是承載道德汙名和種族衝突的「失序」之所。對特定族裔和離散群體的關注，因而是對應著某種道德秩序的重建企圖，其核心課題在於，異質的初級與次級群體，如何可能在新社會和諧共處？

芝加哥社會學派的民族誌傳統，儘管經歷1970年代計量研究的壓倒性力量，仍成功延續至今，臺灣近年也陸續有知名作品翻譯出版。比如Duneier（2018）的《人行道》（Sidewalk）（原書出版於1999年）、引發倫理爭議的Alice Goffman（2018）的《全員在逃》（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原書出版於2014年），和普立茲獎得獎作品，Desmond（2017）的《下一個家在何方？》（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原書出版於2016年）等，皆聚焦美國內城的底層弱勢群體，試圖指認這群人難以為外人理解的道德框架，以及令其如此的困局。簡言之，這些作品傾向優先承認邊緣群體的道德性，預設他們可能進入社會秩序，但礙於某些困境而無法如此。

不過，人類與都市場域的關係，或許更複雜一些，並非只是因為結構性力量而不能如此，或只能那樣。在此，我們不妨設想城市是一個「翻譯政治的場域」，因「都市是密集而異質的網絡，無論是加以分析、治理，或僅僅是在其中生活，都要求持續不歇的翻譯與轉換，以便滿足特定功能、施展權力，並引發倫理難題」（王志弘，2015: 15）。這種翻譯性不只出現在個體與個體之間，也不只是自我出於某種情境需要和客體的外在表現，而給予的理性回應，如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傾向預設的那般。這種翻譯性還牽涉了自我的拆解和重構，以及面對相異層級的人與非人、人與非人複合體，乃至更加龐大超出個體認知的時空網絡時，為獲取資源、安頓身體、追求夢想而衍生的多譯、錯譯、曲譯、超譯、拒絕翻譯，乃至翻譯失能。

多重複雜的翻譯路徑及其斷裂，在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環境、個體與制度、個體與技術，以及個體與集體的符號文本之間交錯衝突，而這在匯聚了繁複歷史紋理，有異質記憶、慾望、信念和制度交錯的城市，特別容易上演。進入如此場域的人類，發覺自己被迫進入翻譯的境況，體察到翻譯的晦澀、曖昧與不可能，進而意識到他人乃至自我的不透明性，甚至是既有信仰的不合理。在某個相較而言更加單純的社會裡，翻譯關乎的是約定成俗；在大城市裡，各種慣習、信念和認同，則不斷處在拆解或瀕臨拆解的邊緣，而主體則被迫更有意識地思索自身翻譯的後果（不論是意圖或非意圖），並為其負責。都市人或許就是在此間誕生。

 

平庸之城裡的庄腳都市人？

在我的家鄉彰化市，曾有一座斑駁的蓮花柱，聳立在三條道路的中心點（地方稱之為三角公園）長達13年。直到2022年1月，市公所將這座號稱「最醜公共建物」的蓮花拆了（劉明岩，2022）（圖1）。拆除的理由，除了因為「很醜」的呼聲正高漲，還有所謂道路安全的考量，即在三叉口道路中間立一座蓮花，不僅無助車輛動線，還可能妨礙視野。不過，地方聲音絕非一尊。拆了之後，開始有人說這塊地變得像墓園，政府的城市美學仍舊差強人意（戴榮懋，2022）（圖2）。

此前，「城市美學」在彰化不會是個課題。這個人口23萬，說小不小的老城市，從來不太在意自己的樣貌。彰化市是個能讓人吃住溫飽的地方，居住在此的人抱怨的多半不是貧乏，而是機會的不足。彰化市正是那個讓許多人記憶模糊的起點，因為待在裡面的人正忙著想怎麼離開。曾幾何時，這樣的一座城市，竟能通過美學涉入自身形象的翻譯政治場域？人們試圖理解公共藝術的意涵，為此爭執；他們在意公共藝術的翻譯效果。在此，我們似乎看見了某種都市性的展現，起因是這群人對於城市性（或者說眼前景觀）的關注。

由鄉村前往城市曾經是一條無須質疑的移動路徑，也主導了關於城市之於個體關係的多數討論。但是，另一種可能性或許正在浮現：更多懷揣著城市性印痕的都市人漫溢各處，他們試圖重新理解到訪的鄉村和城鎮。這次，他們希望將那些土地轉譯成自己的樣貌。在當代臺灣，我們常稱這群人為「返鄉青年」。

1950年代左右出生的彰化人，或許會自嘲，彰化不過是一處「庄腳都市」，住在庄腳都市的自己，比不上真正的都市人見多識廣。可是，即使是這群人，其實也是從遠處汲取著某種理想的城市形貌，努力與在地的符號、物質與制度協商，重新建構自我認同。比如，彰化郊山出生的人，選擇在接近市區的地方開一間碾米店，成為老家農地稻米的貯藏站，順便做起放貸生意，也購置零件加工機，逐漸在家鄉接軌當時的全球代工產業鏈。然後，他們用這筆錢為自己的家族起新厝，內部裝潢採用（他們認為的）巴洛克風格。

城鄉結構交錯的生活型態，可見於臺灣諸多中型城鎮（莊雅仲、陳淑容，2016），但過著如此生活的這群人，經歷怎樣的主體性重塑過程，仍有待刻劃。換言之，「庄腳人」也在經歷成為都市人的過程，儘管這個過程不免有擅自幻想的成份，也迥異於那些前往都會區者的經驗。2010年後，當「庄腳都市人」與「返鄉青年」合流，異質的全球時空經驗就此匯聚一處。雙方從城市樣貌讀出的意涵不同，既有的風景於是遭到質疑。當日常生活不再應然，多重譯本開始競逐，小城或許因此顯露了質疑傳統的現代性風貌。

 

都市人作為歷史主體

共享是脆弱的。在下一刻，別人可能就會以違背我原本意思的方式來了解我的話語，或是將我的行動帶向我無意造成的結果。讓我們之間的共享成為可能的那個相同差異，也會造成誤解、拒絕、撤退、衝突；它始終是社會存在的可能條件。（Young, 2017: 385）

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艾莉絲．楊（Iris Marion Young）在《正義與差異政治》一書中，提出以「城市生活的理解，做為一種肯定群體差異的社會關係的願景」（2017: 376）。換言之，楊認為，鑲嵌於城市的生活方式，是對彼此不透明，且充滿誤譯或翻譯無能的主體，或許得以共同棲居的雛型，也是指向更加包容差異之未來願景的當代物質基礎。

據此，城市既是某種社會型態的體現，也是促成下一階段轉型的社會–物質空間。但是，這個過程並非如化學式般絕對。畢竟，久居都會者經常認為自己見多識廣，自恃甚高，拒絕理解「見識淺薄」的外省人／鄉下人觀點。受過高等教育、頻繁在城市間旅行的知識份子，則自詡進步立場，認為一動也不動的老父母看法不值一聽。於是，楊的城市生活提案該進一步與「都市人」意涵構連。換言之，城市生活的社會轉型潛能，關乎的是人類的存有狀態，即一種願意持續修正邊界，儘管充滿誤譯與曲譯，但仍保持溝通可能的生活之道。

社會轉型聽起來是一項過於艱鉅的任務。畢竟資本主義仍舊百折不撓，各種制度動量過於龐大，難以撼動。但是，日常生活的動量或許沒有那麼小。都市人作為一種存有狀態，的確在發揮著改變地方社會的效果，只不過他們需要的，或許是一塊還未受眾人膜拜的小城——一座還未成為物神，他們也因此能以自己的名字參與的城市。

彰化市或許就是這樣的地方。這座城市發展有限，與刮去重寫式的土地開發無緣，因而留下許多清代巷弄，以及躲藏其間的自有宅厝；它的地方政府不是嫻熟世故的政府，因而允許相對世故的「返鄉都市人」舉辦實驗性的活動，利用整棟透天厝策展，或在公有廟埕舉辦搖滾音樂會（高郁婷，2022）（圖3）。這群返鄉都市人當中，有典型的「歸家者」，亦即曾在外工作一段時間方才搬回家鄉的人，他們往往必須在經濟和人際交往上，最徹底地移植自我；有「巡遊者」，即儘管長居彰化，但因貿易工作之故經常週期性離家的人，他們在「返鄉」之後開始關注地方日常。最後，也有「留守者」。不論工作或生活，留守者從未離家，儘管固著地方卻仍經歷世界的巨變，從某一個時刻開始，他們脫離自在狀態，重新看待自己居住的城市。

前述三種類型，或許都稱不上刻板印象中的「都市人」。然而，他們都在摸索「彰化人」可以是什麼樣子。因為匯聚一處，這群人的日常實踐正在跳脫個人的囈語，挑戰著既有的地景符碼，以及地方政府的慣性行政姿態。他們互相連結，發起了對城市的轉譯與質疑，並且也正在勾引他人回應。「彰化該是什麼樣子」，一躍成為公開爭執的命題。蓮花裝置的美醜之爭，或許就是一個例子。

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這句德國俗諺簡明道出了城市與寓居其中者的複雜關 係：地理位址的疊覆，竟然可能轉化人的存有狀態，彷彿城市能夠施展超越性的 魔法。但此處更值得思考的是，人類如何在特定的城市生活中，通過翻譯或許全然陌生的符號文本、物質空間配置、技術中介、乃至多樣交錯的群體，而逐漸重構自我、成為願意挑戰自我邊界，乃至涉足集體事務的主體？ 這樣的主體，又會在怎樣的時空情境下，擔任歷史的創造者？

彰化市的例子顯示，共同匯聚一處，各自秉持著移動印痕、記憶和欲望，卻又力求轉譯既有城市規範的「都市人」，似乎是促成相對理想的社會轉型路徑的一環。面對當前越趨頻繁的移動機會，以及通訊設備的普及，已然都市化的主體正四處散溢。這群人企圖創建某種生活方式時引發的效應，及其之於社會轉型提案的啟發，或許值得進一步思索。

 

參考文獻

王志弘（2015）〈城市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理論性的探索〉。《城市學學刊》6(1): 1-28。

高郁婷（2022）〈翻轉市街：彰化市文化生活的內縮與流溢〉。吳介祥（編）《文化超開展：共振臺灣公共領域》（pp.187-210）。高雄：巨流。

莊雅仲、陳淑容（2016）〈中型城市發展與城鄉新連結〉。《文化研究》22: 123-46。

劉明岩（2022）〈最醜公共建物拆了！矗立13年彰化蓮花燈塔走入歷史〉（https://udn.com/news/story/7325/6032346）。《聯合報》。1月13號。2022/10/5。

戴榮懋（2022）〈彰化最醜「蓮花寶塔」拆了！ 民眾諷鋪綠地變墓園〉（https://tw.news.yahoo.com/news/%E5%BD%B0%E5%8C%96%E6%9C%80%E9%86%9C-%E8…）。《台視新聞網》。2月10號。2022/10/5。

Calvino, I. (1993)。《看不見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王志弘譯）。臺北：時報。

Desmond, M.（2017）《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胡訢諄、鄭煥昇譯）。臺北：時報。

Duneier, M. (2018)。《人行道》（Sidewalk）（黃克先、劉思潔譯）。臺北：游擊文化。

Goffman, A. (2018) 。《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李宗義、許雅淑譯）。臺北：衛城。

Sassen, Saskia. (2005). Cityness in the Urban Age. Urban Age Bulletin, 2: 1-3.

Young, I. M. (2017)《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陳雅馨譯）。臺北：商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