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卓蘭鎮：不一樣的卓蘭，給你不一樣的旅程」的臉書粉專中，收錄三張照片（見下方圖一至圖三）
。 這些照片顯示，在卓蘭象山的山林某處，坐落著一處名為雪廬山的清修場地，專供求佛之人前往修行。有趣的是，在這園地裡竟也矗立著一座於1928年設立的「思源碑」。細讀碑文後才知，此處原為一位名為賴雲祥的臺灣人（日本時代稱之為「本島人」）開闢的造林地。當年他為了感念雙親對其創業所付出的全力支持，於此處種樹以時刻提醒自身「思源」的重要。就在立碑這天，他又選擇了昭和天皇即位的日子，以同時遙祝帝國遠方的天皇。

若閱讀此碑的另一面，赫然發現有一篇名為大日本帝國眾議院議員山崎延吉的讚文。其實，山崎不僅是議員，更是賴雲祥在愛知縣求學的恩師。在賴事業有成之後，山崎便受邀前來此處遊玩。對此得意門生，山崎讚其「奮力營林，成績卓著」，幾可作為臺灣林業界的「示範」。讚文的最後，他以「雲山渺渺、林木蒼蒼、為家為國、可富可強」十六字，總結賴雲祥在林業界的貢獻。

這幾句讚揚看起來雖然風光，但若回到當時的環境，有可能會讓人對他的成功感到詫異。原來，此處是漢人和原住民的交界，殖民政府屢在此界線上與原住民發生衝突。若再加上環境的險惡，以及當時政府扶植日籍資本家的心態，對於任何意圖在此拓墾的漢人來說，無疑是一項艱難的挑戰。然而，他不僅克服了如此連日籍資本家都難以處理的困境，並成功地從此不平等的政經結構中殺出一條血路。其熱血奮戰的故事，堪稱臺灣近代史上的一頁傳奇。

他是怎麼辦到的？

近代環境治理與地方知識

這如何辦到的問題，構成了我與張家綸博士於〈近代環境治理與地方知識：以臺灣的殖民林業為例〉（即將刊登在《臺灣史研究》第27卷第2期）的主要內容。作為臺灣山林史的研究者，我跟家綸都知道賴雲祥；但我們對於這位「臺灣山林王」的理解，似乎也只是「知道」而已。我們對賴雲祥的漠視多少與臺灣山林史的研究典範有關。提到臺灣山林史，論者自然而然地會想到林業與原住民的關係，或者日本資本家如何與殖民政府聯手，蠶食鯨吞臺灣的山林資源；要不然就是阿里山、八仙山與太平山等規模龐大、由政府主導的官營林場，抑或殖民政府如何知所進退，透過順應舊慣之法，順利地將生活在森林邊緣、數量龐大、「每丈必反」（土地測量必然引發造反）的臺灣農民納入統治。在這樣的研究典範中，如賴雲祥這樣的本島林業資本，不免被當成「異例」，甚至視而不見。

我們之所以能看見賴雲祥，與晚近臺灣自然資源經營典範的發展有關。如我們在文章中指出的，「過去十年間，臺灣環境學界與實務界興起一陣『地方知識熱』；研究者投身田野與檔案，尋找及建構自成一格、與近代自然資源管理體制截然不同的『生態智慧』」（頁1）。然而，什麼是「地方」？當代地理學告訴我們，「地方」一詞，就跟九二共識一樣，是個曖昧且充滿各種想像空間的詞彙。放在環境史或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傳統中，我們可梳理出兩種處理地方的手法。其一是資本主義化的傳統；論者關心的是資本主義如何消解地方，遂行原始積累，如馬克思所言的「資本以其形象打造全世界」。其二是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傳統；論者關心近代國家如何重新詮釋與發明地方，即在承認地方為邊界清楚、具內在邏輯之「主體」（subject）的同時，確保其從屬（be subject to）的地位。不難發現，不論是資本主義或治理性的研究傳統，地方均非不證自明的空間單位；地方的邊界與內涵，恐怕得放在資本主義與近代國家的脈絡中，才能妥當理解。

前述關於地方的豐富討論又與賴雲祥有何關係？原來，賴雲祥之所以在1920年代殖民林業中現身，理由在於，當時的林業經營者與學者，就如同現在的自然資源管理學者一般，倡言「地方知識」與「在地色彩」之於林業的重要性。要之，臺灣山林史中常見的「起手式」，即殖民政府係以日令26號「無上手地契者歸為官地」為擋箭牌、恣意收奪被殖民者土地，恐怕得進一步檢討；同樣的，當代流行的「社區林」或「以社區為基礎的自然資源管理制度」，恐怕也不如當代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以為的那麼新。現在的問題是，地方於臺灣殖民林業間的關聯能否帶來什麼理論貢獻？同樣的，如果說地方於自然資源管理中的現身絕非當代才有、而是歷史上早已出現過的現象，我們能否從歷史中汲取些許啟示？

結構中的縫隙

回到1895年日本領臺之初，當時日本人可不像1930年代的地方長官那般，將賴雲祥成功經營模式視為營林的典範，反而是將本島人視為破壞森林的原兇。1897年10月當新竹五指山一帶發生水患時，前來視察的侍從武官有馬良橘就直接指出，此即劉銘傳開山撫番以來漢人濫墾濫伐所致。事實上，有馬良橘並非唯一提出如此觀點的日本官員，早從1896年日本派遣人員進入山中調查臺灣森林資源，每每看見森林濫伐的慘狀時，便將原因之一歸諸於「本島人的濫墾」。

日人對於本島人的既定觀點，正好用以合理化山林經營中有著差別待遇的政經結構。原來，在日本人經營山林的設計中，隱含了兩項原則，第一是官民共利。領臺前，日本在經營自身山林時，曾一度仿製西洋模式建立以國家為中心的國有林政策，未料此舉卻引發了長久以來依賴山林維生的農民的不滿。當時在與社會運動的合流下，險些釀成農民暴動。有鑒於此，日本轉而建立了兼容舊慣和近代、並重視官民共利的森林經營模式。第二便是領臺後，因應殖民政策引入的差別待遇原則，亦即森林經營以國有為中心，同時搭配著以日本人為主的官民共利之經營方式，至於臺籍資本家和本地農民不過是結構邊緣甚至是之外的角色。

在兩種原則合併下，原本在林地上生活已久的百姓，由於長久安身立命的土地被劃定國有或者放領給日籍或臺籍資本家，於是起身反抗。明治39年當竹苗一帶頗負盛名的廣泰成墾號申請馬那邦一帶的林地時，由於脅迫當地墾民離開以便於他們種植樟樹，結果隨即引起墾民反對，並兩度先後向臺灣總督府和苗栗廳提出請願。雖不知結果如何，但由於相關事件在全臺各地層出不窮，促使林務單位設立「保管林」制度，一方面允許人民以繳交租金為代價採取森林資源；另一方面，也希望林地上的農民可以種植樹木以協助營林。

不過，林務課似乎過於樂觀了。

從造林過程來說，其並非如水稻可一年兩穫甚至是三穫，必須經營將近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回收利潤。於此期間，就算有龐大資金作為後盾，資本家也難承受如此不斷燒錢之事業。為了讓資本家得以繼續營林，臺灣總督府於是開放他們得以在林間空地種植作物。未料，政府如此之決定，卻是將這塊如石頭般的結構敲開了一條縫隙，讓人類的慾望從這小小的縫隙中冒出新芽，接著生根茁壯，最後甚至崩解了整個體系。

「癌腫與寄生蟲」

原本，林務課對作物的想像應是番薯、芋頭或生薑等根莖類作物，目的是讓資本家在維持生活之餘，又不會毀壞樹木，但是資本家卻逮住了規則上未強制種植上述作物的漏洞，開始在造林地上種植當時受歡迎的商品化作物—茶葉和香蕉。若我們走進1920年代的臺灣造林地，便會看到林瑞騰造林照片（圖四）的場景，原本應該有著樟樹的林地上卻突兀地錯落著香蕉樹。諷刺的是，當1919年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巡視三峽熊空三井企業的造林地時，不知箇中原由的他，反倒稱讚起造林地上的樟樹、水稻和茶樹生長得相當茂盛。

此類在林地縫隙生長出看似合法的作物，就如「癌腫」（殖民林業官員的用詞）般於1920年代快速地在臺灣山林裡蔓延。看準此天賜良機的資本家，一下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向林務課申請林地；不僅如此，就連資本家雇用來照顧林地的本島人，也見縫插針地在林地上種下經濟作物。以殖民林業官員的說法，這群「寄生蟲」正肆無忌憚地蠶食著臺灣的美麗山林；他們先是砍伐林地上的產物獲取第一層利益，接著又在砍伐好的林地上種植經濟作物以獲取第二層利益；甚至得寸進尺，妄想進一步地獲取林地。當然，殖民林業官員也不會讓這些寄生蟲為所欲為；畢竟，依照當時的造林規則，造林者得等到造林成功後，才有資格取得土地。

這下資本家可得想其他辦法了。

他們先放棄造林的土地，然後再以開墾的名義重新申請原有的林地，藉此不僅可合法地種植經濟作物，最後還能在開墾成功後獲得第三層利益—土地所有權。若加上先前的兩層利益，此種方法可謂一箭三鵰。結果不僅資本家未如林務課想像成為協助營林的林業家，林地也大量地轉移到資本家手中。即便林務課屢屢派人前去林地視察，甚至是在大正8年發布「臺灣森林令」以約束人們對森林的利用，但仍無法阻擋這波林地私有化的浪潮。

不僅如此，更雪上加霜的是，在林務課焦頭爛額之際，大正8年出現的新單位—內務局地理課接管了林務課的部分業務。對於受過近代土地制度的地理課而言，不僅無法理解「保管林」此類地權曖昧不明的制度，也想盡快解決造林地被不合法開墾的問題，於是趁著林野整理之時，不僅大量放領保管林，也讓許多不合法的土地就地合法化。

至此，林務課對於營林的構想已逐漸偏離原有的道路，原本的小縫隙早已成為裂解結構的深溝，若要縫補這個裂縫，勢必得揚棄既有的經營模式和心態，並另尋維持森林經營的新方式。正當林務課愁苦困頓之際，東勢的賴雲祥正從此縫隙中奮力掙扎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臺灣山林王」的誕生

賴雲祥，東勢人，1905年東勢公學校畢業後，就先在臺中廳農事講習所和總督府農事試驗場學習農業，最後遠赴日本求學，1912年從愛知縣的農林學校學成歸臺。剛回臺灣時，他先在東勢角支廳擔任雇員，並兼任農會的囑託，期間還曾到江蘇省長江進行農事考察。不過，他並不甘於此。1914年他辭去官職，全心投入苗圃和果樹事業。一開始，雖然他憑著本身的學識和短短幾年的職場歷練順利地展開他的事業，但隨即遇上果園遭殖產局大南庄蔗苗養成所收購，以及暴風雨的侵襲，導致其數年心血毀於一旦。不過，這一連串打擊並未消磨掉他的鬥志。

此時適逢前述之內務局正使地權曖昧不明的緣故關係地就地合法化。在此時點，原本居於東勢蕃界附近的居民，因該區環境貧瘠難以拓墾，加上蕃害頻仍，於是以低價大量拋售土地。正逢事業低潮的賴雲祥見此良機，便大量收購東勢一帶的土地。如此孤注一擲的險招，說是危機，但同時亦是轉機。一開始，賴雲祥看好桐油和木炭業在市場的發展，在土地上混合種植相思樹和日本桐樹，孰料日本桐樹無法適應臺灣風土，導致樹苗大多枯死。

正當其困頓之際，1920年代初期正隨軍討伐北勢蕃的佃民，稱其在海拔1700公尺的山區發現了本土薄葉桐。賴雲祥聞此消息大為振奮，隨即在其林地上培育此種桐樹，結果一舉扭轉了他屢嘗敗績的造林事業。在此不斷失敗的過程中，賴雲祥摸索出「三重利用法」，亦即因應地形環境搭配種植農作物、主木和副木。沒想到，原本被林務課三令五申不斷禁止的違法私種，最後竟在本島人的巧手下編織出一套新的山林經營法。

賴雲祥以黑馬之姿在林業界打拼成可與日資匹敵的成功故事，不僅有賴於他的學識、見識和經營手法，也因其身為被排擠於邊緣的本島人身分，相較起政府重視的日籍資本家，更能自在地遊走於法律和蕃界的邊緣。他的成功在一時之間成為政府效仿的樣板，不僅地方政府爭相邀請演講，產業界人士亦前仆後繼前來視察。1925年，呂來傳就受臺北州產業組合聯合會之託前來視察，事後他聲稱賴的成功「不外乎植林和撫民的政策得宜」。

在賴獲得成功的同時，殖民政府也對本島人的森林利用態度逐漸改觀。當時任職於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的永山規矩雄便出版《臺灣に於ける木竹材の利用（本島人の部）》，內容便是在說明本島人木材利用的概況。他聲稱因應森林狀況、木材性質、經濟關係和舊有習慣，每個民族都有其利用木材的「地方色」，如本島人即是多樣地利用本島的闊葉樹，堪稱「闊葉樹工藝利用的民族」。

「羽化成蝶」

無論賴雲祥的故事，或是殖民政府的改觀，我們可以發現原本被政府在態度上蔑視、在結構上被邊緣化的本島人，因應山林治理結構的崩解，而逐漸受到政府的重視，甚至援引其經驗治理臺灣山林。據此，在〈近代環境治理與地方知識：以臺灣的殖民林業為例〉中，我們提倡一種以被殖民者為主體、以地方為標的的山林史。所謂「主體」或「地方」都應理解為關係的產物，既在殖民者推行資本主義化與治理的過程中誕生，也是下一波資本主義化與治理的導火線。我們在文中寫道：

從日治時期的山林治理來看，行政機關的相互掣肘，中央機關的鞭長莫及與地方機關的陽奉陰違等，再再讓以資本主義化與治理為中心的林業體制充滿破綻。自這些破綻中，滋生出殖民官員所鄙棄的「癌腫」與「寄生蟲」；但也相當弔詭的，這些癌腫與寄生蟲竟然在下一波合理與合法化體制的形構中，被培養為支撐該體制的幹細胞，或期待將羽化為美麗的蝴蝶。

回顧「地方」從臺灣山林治理體制中現身的歷史，或許可以說，當代研究者針對地方與地方知識的探究，若不能細究其與國家環境治理體制間的相生相剋，逕自將地方知識類比為—但又在本質上不同於—近代的環境科學知識，其結果恐怕不會比1930年代之日本殖民官員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