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晏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二〇〇〇年六月，新世紀才正開始，全球化卻據說已經抹平了地球、也終結了歷史。我獨自駕著一台引擎無力的老爺車穿過奧勒岡喀斯開山脈，載著全部家當一路往南。在車潮不斷的矽谷加油以後，我進入蜿蜒的第十七號高速公路，發現窗外連綿不斷的商場變成連綿不斷的加州海岸紅木，公路的盡頭則是一片海。那是我第一次來到聖塔克魯茲（Santa Cruz），一個無論走哪條路線都要兩小時才能抵達舊金山的海濱小鎮；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UC Santa Cruz）的校園則又孤懸小鎮北端的高地之上，被兩個自然公園環抱其中。我有點哀嘆自己來到了舊金山灣區繁華世界的盡頭，卻渾然不知許多舊金山重要地標的前身，那些巨大的木料與石灰岩建材，百年前都來自這片森林。這裡既是灣區資本主義世界的盡頭，也是其財富積累的核心。

當時的我也不知道的是，這個從紅木林與取石場長出來並以原生香蕉蛞蝓（Ariolimax）為吉祥物的奇特校園，也正在一群女性主義學者與她／他們的同事、學生、親友、動植物與真菌夥伴們的日常對話中，生機蓬勃地躍升為許多當代關鍵社會人文學術對話的核心。她／他們堅持女性主義對於差異、邊緣、混亂與多重歷史的關注，更據此挑戰資本主義與進步主義從自然（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科學（凱倫‧巴拉德［Karen Barad］）、國族與革命（賀蕭［Gail Hershatter］、韓啟瀾［Emily Honing］）、現代性（羅麗莎［Lisa Rofel］），到全球化（安清［Anna Tsing］）的諸般宏大敘事。這是孕生《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與更多其他精采作品的生活與學術支持網絡，一個觸角多樣卻又嚴重相互感染的開放性聚合體，一個創製世界的世界。也因為這樣的「滲染多樣性」，身為Anna的指導生卻寫著與她的森林主題毫不相關的博士論文，我依然得以從這片知識林地收穫無數養分（包括每次討論論文的林間漫步時，Anna 隨手採集的各種菇！），直至今日。因為我的每個田野也都告訴我：人群與物種一樣，都是片刻穩定分類中的聚合體；無論人或非人，都在聚合體裡成為自己。

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UC Santa Cruz）的校園（蔡晏霖攝）

從《鑽石女王的王國》（In the Realm of the Diamond Queen，一九九三年）、《摩擦：一本關於全球連結的民族誌》（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二〇〇五年）到《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二〇一五年），安清的民族誌與人類學反思持續在台灣累積讀者與對話。從摩擦（friction）、不只是人的社會性（more-than-human sociality）、覺察的藝術（arts of noticing）、多物種世界創製 （multi-species world making）到拼接人類世（patchy anthropocene），Anna持續以日常用語打造思考工具，用以取代大敘事裡常見的炫奇字眼，同時堅持概念與故事之間的具體脈絡。敏於各種時空尺度的可規模性（scalability）與做尺度（scale-making）本身的政治性，Anna的複音多物種民族誌總能讓我們看見人類與非人生命在至少四種不同時間尺度上的遭逢：一，個體與個體間的肉身相遇；二，人與非人各自的生命成長史；三，由人群與非人之物在長時限移動與交流所共構的各種政治經濟學提問意義上的大歷史；以及四，銘刻著地球生命與非生命之物在萬億年間互動演化軌跡的地質時間。穿梭於這四種時間尺度，我們由是得以體會人事物生滅的耦合性，以及一個由「不必然如此」的過去所指認的開放性未來，即便一切看似已成廢墟。

概念邀請概念，故事召喚故事。近年的台灣社會人文學界，來自外文、史學、地理、人類學、社會學、藝術、科技與社會、宗教研究的學者紛紛投入「不只是人」的相關研究，他／她們的問題意識或者始於環境變遷、產業轉型、原民主體、地方關懷，但也一起為彼此逐步廓清當代台灣社會與非人之物接觸、摩擦、陪伴，或協調或緊張的多重歷史。僅從我最熟悉的人類學界舉例，我有幸從吳映青（二〇二三年）精采的「海路」研究重新打開對漁業與漁村的認識；從鄭肇祺（二〇二一年）的水產養殖研究學習漁民如何將水、水生生物、身體與漁具協調成一個技術系統；從李宜澤（二〇二三年）的里漏阿美田野認識部落老人家眼中「多於科學」物種意義上的鳥；也從羅素玫與胡哲明（二〇二二年）的都蘭部落野菜研究看見野菜與阿美族人的共同演化。我也看見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生勇於從不只是人的角度質問當代台灣「科技農業」（林千慈，二〇二二年）、「動物福利」（黃思敏，二〇二三年）、「生態農業」（廖珮岑，二〇二四年）、「永續城市」（徐振輔，二〇二四年）的行動內涵；他們持續精進覺察的藝術，依隨螢火蟲與黑翅鳶的生命軌跡，看見或大或小的生物如何以其非人魅力鬆動既有的城市空間與種植習慣。甫從南藝大取得博士學位的藝術家與策展人陳冠彰（二〇二四年）更請尪姨與獵人帶路，從土與水之呼吸追問「西拉雅」與「鄒」的意義，讓這些身分走出廢墟化的歷史與我們相遇，儘管新的合作關係也已改變了它們。而如果讀者們容許我以唐娜‧哈洛威的培育怪親緣（making odd kin）精神將黃瀚嶢獲獎連連的《沒口之河》也寫進這個多物種研究系譜，我想說《沒口之河》或許是台灣目前最好的一本多物種民族誌，因為它正是藉由游刃於前述的四種時間尺度，清楚揭示知本溼地可以是台灣任何一片當代社會生態地景的對影。

最後我想回到《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繁體中譯本最初來台的機緣。二〇一九年初，我在友人家的聚會中遇見富察，大讚他引進此書的好眼光。二〇二三年二月，富察來信告知本書（初版書名為《末日松茸》）預計於二〇二三年中改版，希望我能協助審訂。當時已經答應《石頭記》審訂工作且患有嚴重拖延症的我，為免耽誤萬眾矚目的改版進度，只能懷抱對老師的無比歉意，回信將審訂工作推坑給強大的浩立。二〇二四年三月，浩立與編輯雅云不負眾人苦心等待，終於讓本書以《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之姿重版出來，且在第一版譯文原有的流暢之外，還給了這本在中文世界全球化與人類世論辯中早已影響深遠的書應有的理論銳角與精準洞見。多年來，富察就像一位採菇人以敏銳的覺察引介各界好書，像紛飛的孢子般感染讀者無數。謹在這篇小序的最後感謝富察的努力，更期待身為本書最初感染者的他，也能如在絕望中總是讓人抱持希望的松茸，早日重回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