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系統性的檢視，考古學家們發現，過去的考古研究並非完全沒有談論性別，而是理所當然的把二十世紀對於性別關係的理解直接投射到過去，於是過去社會理所當然就是男狩獵／女採集，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是食物供給、社群保護者，是社會進步的啟動者，是考古研究的重點，也因此，無論是女性考古學家或是我們的女性祖先們，在考古學的世界裡，不是被邊緣化就是被完全噤聲。

長期在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意識史學系任教的克里弗德，其學術生涯和學思路徑看似都是以美洲西岸和太平洋為向度。然而在《復返》的序言中，他自陳一九四五出生並成長於紐約，深受作為世界中心的紐約市中多樣文化的影響。我們或許很難想像喜愛美國民謠和鄉村音樂的克里弗德會聽起源自紐約市的嘻哈音樂文化，但如果他有，他一定能聽出其中的離散與路徑，還有旅行的意義。

《子彈歌謠》是都市社會學家史都華（Forrest Stuart）花了五年時間在惡名昭彰的芝加哥南區做田野的成果，他研究新型態幫派青少年如何透過「鑽頭饒舌」（drill）獲取名聲和網絡流量，但卻掉進了自己拼命建立起來的「暴力人設」陷阱之中，難以脫身。這些芝加哥幫派份子/饒舌歌手的處境反映了涉及犯罪事蹟的歌詞是否能作為犯罪證據的刑事法律議題，以及雖然掌握數位資源卻必須承擔更嚴重使用後果的「數位弱勢」現象。

安清（Anna Tsing）的人類學民族誌《末日松茸》臺灣中譯版經林浩立老師重新審訂後，今年初以《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之姿重版出來。對曾在安清任教的校園攻讀人類學博士班的蔡晏霖老師而言，安清歷年的複音多物種民族誌總能讓我們看見人類與非人生命在至少四種不同時間尺度上的遭逢：一，個體與個體間的肉身相遇；二，人與非人各自的生命成長史；三，由人群與非人之物在長時限移動與交流所共構的各種政治經濟學提問意義上的大歷史；以及四，銘刻著地球生命與非生命之物在萬億年間互動演化軌跡的地質時間。閱讀《在世界盡頭遇到松茸》，我們穿梭於這四種時間尺度，得以體會人事物生滅的耦合性，以及一個由「不必然如此」的過去所指認的開放性未來，即便世界的一切看似已成廢墟。

《文化的困境》首先指認了民族誌現代性所面臨的「文化同質性」窘境（或者說是，「純粹產物已然瘋狂」），試圖說明民族誌職權中「參與觀察」在身體與知識經驗上的文化轉譯，或是民族誌的超現實主義元素喚起文化價値的片斷化與異文化並置。

對我而言，《神聖生態學》這本書中文版的產出，真的並非只是一本書帶來的知識價值而已。回顧來看，這本書的內容連結到台灣這二、三十年來關於自然資源管理背後的價值與理念的轉變，這個轉變的關鍵緊緊地與原住民族的文化與知識建構相連。更進一步說，這樣的轉變引導著台灣社會從專家主導的管理模式逐步地朝向原民參與或是更尊重以原民為主體的共管方向，這本書從理論到實際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促進了這個關鍵的轉變。

在閱讀曼恩《巫師與先知》這本帶有強烈傳記性的生態反思作品時，不知什麼原因，我的腦海中不時出現我的恩師林俊義教授所寫的自傳《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在自傳中林老師活脫地展現出在臺灣民主轉型中，生態先知與巫師對壘的諸多情節。曼恩不僅是個優秀的記者，他更像是一個經驗老道的民族誌寫手，在他的筆下不僅有文獻回顧的詮釋功力，更驚人的是他的文字中有太多他自己設身處地，跟人類學者一樣去到異地探詢與求知的親身經驗。以下，我也來效法曼恩，試著寫寫一些在台灣的脈絡下生態與人文思維如何互動的個人故事。

當我們情緒受困、睡眠困難，甚至感到精神折磨而必須尋求精神科醫師的協助時，醫生為什麼會說那樣的話、開那樣的藥？這些都是有其背後千絲萬縷的理由。人類因心靈受苦而求醫，在長遠的歷史中只是一個短暫的篇章，如今卻也成為某種主流；讀者也許會好奇，當代精神醫學的知識系譜與技術操作究竟是如何長成現在這個樣子？《兩種心靈》或許能提供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