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你要不要一起吃一點炒麵？很好吃的。」
「不用了。我自己準備午餐了。」

我發現不滿在我的心裡再次地從不知哪裡的黑洞縱橫流漫。控制了一下情緒之後，我盡量平穩地發問：

「為什麼你最近都另外準備自己的三餐呢？」
「沒有為什麼。這樣對大家都比較好。」
「怎麼說對大家都比較好呢？」

安妮沈默了兩秒。

「沒有。就是這樣。」

然後她就揮揮手表達希望結束對話的意思。沉著臉、著急地繼續著日常整理清潔的工作。

防火牆

安妮是我們家的外傭。我們一起工作已經有六年多的時間了。這篇文章是 2017 年寫的芭樂文「我不是你的家人：香港菲律賓籍家務傭工吃飯的學問」的續篇。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解釋的是雇主和傭工既不是家人，也做不成朋友的殘酷領悟。

「我不是你的家人」的探問和落筆的動力來自於安妮的謹守分寸；因為已經有了（其實算是微薄的）膳食費，而自律的不輕易分享我們的食物。這篇續集的主題（「不是家人，也不是朋友」）雖然構思已久，但成文的契機最終是來自於 2020 年疫情所帶來的變化。所以這篇文章，間接的也是對疫情中的僱傭關係的反思。

過去一年半以來，因為居家工作、上學與廣泛社交距離的限制，以至於一家人包括外傭長時間一起待在窄小的居住空間裡。一年多的時間裡從雇主的角度看，有許多微小的卻又是天天出現的不便和情緒。從研究者的角度看，又可以想像家傭們長期承受的、毫無喘息時空的壓力，更不要說來自社會的各種標籤和值得商榷的管治。作為一個人類學家要怎麼樣寫出這些在每個家庭關起門來後才發生的、多方的委屈與難言之隱？

文章開頭的這段對話，是我和安妮一年多來漸行漸遠的關係的一個剖面。

在「我不是你的家人」那篇文章中，我的外傭友人們曾經語重心長地提醒過我：

「你知道，不管你的僱主對你多好。你還是應該要維持著適當的禮貌和距離。就好像小心的維護著兩人之間一面看不見的牆。沒有這面牆不好的 ‧‧‧ 我們看過太多的例子，一旦你自以為自己不需要這面牆啊，隨便地打破它，很快就會被解雇了。」

在安妮對我揮手結束對話之後，我忽然有一種領悟：

「安妮，我在想，僱主和外傭之間那面看不見的牆，固然要小心地維護。但是如果因為害怕不小心擊碎那面牆，而把牆蓋得愈來愈厚，防火牆讓關係降到了冰點。那麼這份關係終究也會無法維持下去的。」

我並沒有真的把這段話說出來。但心裡有一個充滿怨懟的聲音，反反、覆覆地，說著這句話。

內褲

「是我的內褲啊！難道我不能決定要怎麼摺我的內褲嗎？」

所謂的關起門來的私人空間中的衝突大概都是這類芝麻蒜皮的小事。安妮一直以來都幫我把內褲用一種精巧的方式捲成一個一個小小的捲心餅形狀，整個抽屜井然有序，一目瞭然。我也一直很喜歡。但在家工作時間大量增加後，我忽然多了各種居家整理升級的念頭。網購了貼身衣物整理盒之後，我告訴安妮：每一件褲子都有一個小格了，就不需要再靠著褲子腰間的鬆緊帶把褲子一個一個捲緊了。安妮聽了不置可否，只是點點頭。

觀察了幾天之後，我發現她還是把每一件內褲都仔細地捲好，鬆緊帶綁得完美。於是我再次跟她說明，希望不要再拉鬆緊帶來做捲心餅了。

「這樣可能鬆緊帶比較不會壞掉，好嗎？」我帶著微笑解釋。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吧！」安妮面無表情地說完，掉頭就走了。繼續忙碌地工作著。

類似這樣的溝通雖然是普遍地存在於家務工與雇主間，但回想起來在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裡，發生的頻率確實是大大的增加了。畢竟在眼前發生的情況，就多了機會可以馬上「交換意見」（介入？）。我有時會告訴安妮：「我希望洗衣服的時候可以這樣這樣分類，不要混洗。」過了幾天，我又告訴她：「我希望瑜珈墊可以這樣捲，不要反過來。」然後，「窗戶玻璃不需要常常擦，擦不到的地方就不要管它了。」前一陣子，我又提議「不如你不必幫家裡的植物澆水吧。交給我，我會留意。」

有完美主義和強迫症傾向的我，還有一些不願啟齒的頑固。

電視上的置物架有幾張我們一家人的照片，還有四枚排成一直線，以我們四個人的側臉剪影打造的「女王頭像」硬幣。每一次安妮擦過置物架之後，四枚硬幣總是以隨機的順序擺放。我會在她沒看見的時候，默默地把四枚硬幣依照我心中的固定順序重新安置。浴室的擦手巾，我也固執地要依照某種特定的方式，有序地一一使用。因為難以說明，於是我也建議：「擦手巾就由我來更換就可以了。」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吧！」這次安妮臉上露出了不耐。手上繼續快馬加鞭的工作。

「她不需要喜歡我們」

漸漸的我心中那個綜橫流漫的怨氣，已經超出了我的忍耐範圍。為什麼我和安妮似乎都漸漸地生起了彼此的悶氣呢？

對我而言，一方面是那個「是我的內褲啊！我不能說要怎麼摺嗎？」的有點小氣又有點好笑的疑問，另一方面是不明白為什麼安妮總是「沈著一張臉」。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個外傭朋友曾經在回想自己的經歷時，跟我說過一個小故事：「我聽說香港人不喜歡看到人掉眼淚。覺得會觸霉頭。所以如果我覺得很累或是很沮喪的時候，我就會去站在鏡子前面笑一笑。多笑幾次，雖然心中還是很苦，就真的可以帶著笑容工作了。」在所有的摩擦中，其實我最害怕的應該依然是自己是一個不好的雇主。「我不想要整天看著一張不開心的臉，也不想要做一個要求家傭要保持微笑的雇主啊！」媽呀！我好痛苦。

到了最後，包括她在工作時總是全速衝刺的努力也成了我生悶氣的原因：「我們給他的工作並不多啊？為什麼她永遠好像工作壓力很大，稍微停下來就會做不完的樣子呢？」我三番兩次地問家人。

有一天兒子忽然認真的對我說：「媽媽，我覺得 Tita (菲律賓語阿姨的意思）確實是不太有笑容，然後個性也很固執。她有她希望工作的方式，這點跟你一樣。但是我覺得這完全沒有問題。」

「怎麼說？」我扶著忽然射中我的飛刀，小心翼翼地問。

「其實我們和 Tita 簽約請她來幫我們工作，最主要就是陪我和妹妹、整理房子，還有偶而做飯。對嗎？她的合約裡面寫的應該就是這些工作，是嗎？」
「是。」
「她的工作並不包含要喜歡我們、要對我們微笑、要關心我們。合約裡有這些項目嗎？」
「沒有。」
「對啊。你不能因為你說話總是笑笑的，就希望她也會笑口常開。不能因為妳對她好，就希望她也會喜歡你。不能因為她在我們家工作，就認為她會關心我們。你知道現代人常常都會有這樣的傾向，覺得自己「值得某些對待」 （“culture of entitlement”）。」

「嚴格來說，Tita 不需要喜歡我們。」

「我習慣了獨立地工作」 

雖然被小孩指正我是有玻璃心的現代人有點震撼，過度期待情感的等價交換也有點尷尬。但是兒子的觀點，戳中了問題的核心。一瞬間，我發現自己能夠放下心結平靜地接受了。是的，「安妮有臭臉的權利」。是的，我們對她而言，是「她的工作」，而不是「她的朋友」。

剛開始的幾天，我偶爾會想這是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呢？後來我又轉而問自己：從一開始我們就清楚地明白這是一份僱傭的關係。在「身為她的工作」以外，我付出了什麼努力去和她交朋友呢？所有我對他揭露的生活最私密的部分，不難道都只是因為這是她的「工作的一部分」嗎？

我從來都沒有問過他，在疫情之下她的生活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這樣吧。這一年多來，因為我們總是在家，不只是在家工作也沒有出門旅行。我想你一定很累了。我們建議你下個星期，休息一週吧。你什麼都不需要做，待在家裡或是出門去都可以。」安妮有點意外。她說，其實週末有放假就可以了。如果我們工作忙，她可以幫忙沒問題，不需要特別放假的。

「我只是想，我們都在家裡，你必須要不停地配合我們亂七八糟的生活作息，沒辦法順暢的工作，應該有時候也會覺得很挫折。既然下星期我們都沒有計畫出門，這個房子裡都是人，也很難工作，剛好可以讓你休息休息。」

她臉上的線條似乎慢慢地緩和、放鬆了。我們坐下來一起摺衣服。我開口問她，疫情以來對外傭而言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一個是不能回家。」
「另外一個是有些雇主不願意讓家傭在放假日，出門去走走，總是說會有染疫的風險。但是同樣的雇主又會要求家傭每天上菜市場買菜，然後也會邀朋友到家裡來玩。」

「對你來說呢？對你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什麼？」我誠懇地問。

安妮沈默了一會兒，對我露出了久違的微笑：「就是我早就習慣了獨立地工作。」

「獨立地工作是什麼意思？」

安妮看我一臉困惑，想了一想，和緩地解釋：「就像你剛剛說的，你們都待在家裡。我沒辦法依照我的習慣，流暢地工作。當然你們也是沒辦法，我理解。但是工作就是常常卡住。」

她頓了一下，忽然又看著我說：「還有，有一些工作習慣也會需要改變。」

安妮把摺好的衣服疊起收攏，似乎小小地鼓起了勇氣：「我也會希望依照我的方法做事情。」

啊。

這次換我沈默了。這是「摺內褲」的難題吧。「會說話的工作」，想必是有點煩的。我也需要時間想想怎麼辦。

親密勞動

當兒子對我指出安妮其實「不需要喜歡我們，也不需要關心我們」時，我腦海中快速閃過的是關於親密勞動 （intimate labor）的相關論述。

性別研究學者 Eileen Boris 和 Rhacel Salazar Parreñas 在她們合編的論文集《親密勞動：文化、科技與照護的政治》一書中提出親密勞動指的是，一個人的工作是照顧他人在住家內外的親密需求。這些親密需求的範圍相當的廣泛，從性的需求、身體的照護、心理的關愛到維繫社會和情緒的紐帶都可以算在內。他們同時指出，親密勞動的接觸時間雖然有長有短（長的如老人看護或是家傭，短的如按摩師或是美甲師），但是所有這些工作基本上都需要建立在好好維護的、適當的社會關係上。相關的學者也提到了雖然多數的親密勞動工作包含了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 的成分，但親密勞動和情緒勞動還是不同的。情緒勞動是指一個人需要調動情緒的展演 (包含壓抑情緒的表現）才能完成的勞動。在家傭的工作上，情緒勞動牽涉的往往是要壓抑某些情緒，以免僱主感到不開心（前面提到的「不能掉眼淚」的家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從這些學術的論述看來，家傭這一種特殊的親密勞動，一方面需要建立在「適當的社會關係」的維護上，另一方面需要做好「情緒勞動」（表現好心情壓抑壞心情）的控制。

安妮從我們的合作初始，就一直非常堅持好好維護我們之間那道防火牆；即使不認同依然同意遵循我的要求工作（「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永遠都把工作擺在第一位，好好地完成家務清潔和盡忠的陪伴小孩，對她而言總是比自己的需求來得更重要。可以說，她對於維護適當的社會關係盡了全力。這也是為什麼她是一位鄰里間廣受稱讚的外傭，同時她自己對自己的工作也有很高的評價。

但是在壓抑情緒（不開心我對她的工作的介入，對家裡人太多以至於工作不能順利進行感到煩躁）方面，不論是做不到或是不願意，她的「勞動品質」就不能算是太好。這也是我感到不滿的起源。

但是，家傭是不是一定不能臭臉、著急，怨懟呢？

「他不需要喜歡我們！」兒子平靜理智的話再次重擊在我的腦海裡。

「她不是我的朋友」

不知為何，我想起了香港的當代藝術中心 Para Site 在 2016 年推出的展覽《工餘》。這個展覽透過不同的媒材探討香港和亞洲鄰近區域的階級、種族與移動的相關議題。在這個群展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秘魯創作者 Daniela Ortiz 的作品《97位家傭》(97 House Maids)。Ortiz 把秘魯的中上階級家庭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 97 張家庭照片，透過數位相框反覆播放。觀眾看了幾次，才會慢慢發現，每一張照片裡都有一個在角落的、背景裡的、看不見臉的或是面部被裁切到鏡頭之外的家傭。

我大膽地想，也許安妮不開心的臉與不耐煩的肢體語言，可以被理解成一位不願意壓抑情緒、被裁切掉臉部、隱身在背景裡的家傭的堅持。

當我不再去期待在每一天的互動中，安妮應該要理所當然地展現開朗情緒，不再去期待她應該要隨和地包容我們，在家裡因為睡懶覺或是霸佔整張餐桌工作，以至於打亂她的工序的行為時，我就同時明白了我們在她的眼中首先是待處理的工作。因此，我也不能夠再一廂情願地把她當作是一個朋友。以《97位家傭》來比喻的話，我不再要求她在相片中隱身，但是也不能夠自行決定要她到鏡頭前一起合照。取而代之的，是我懂得了要尊重她，不要隨性地把她包含在家庭合照中。

這份領悟真的不是很美好溫暖，但也許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家傭與雇主的關係。而人類學一直都不害怕差異，一直都相信理解本身會是一個比較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