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因緣際會地接了一個地方政府委託的研究計畫案，針對某市某公園遺址的範圍及內涵進行調查研究，而這計畫的另一個重大目的便是透過考古工作的執行，進行公眾考古教育，而對於所謂的「公眾考古教育」僅只就形式上做要求，而通常執行團隊因應的態度也就是照著行政要求執行，進行現場導覽或是室內說明，然而公眾考古教育的企圖應該是更大，這活動執行的過程對於考古知識的建構本身具有正面的意義，絕對不是只是考古家單方面盡社會責任而已。也因此在去年暑假的田野中，我嘗試將考古發掘現場變成社會大眾的田野，讓現場工作人員成為田野報導人，想盡辦法吸引不同的人來到這田野來。

台灣的考古教育推廣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過往這些教育推廣呈現了對於考古知識生產的特定想像，即認為考古家是透過科學、客觀的研究，生產出關於過去的知識，因此考古家可以像科學家一樣，透過單一向度的知識傳遞讓大眾知道其內容，在這樣的推廣場域中，考古家及公眾是單向的關係，將科學知識傳遞給公眾，而這知識是被認為透過中立的科學方法建構出來，可以被檢驗而具有權威性。考古家則握有開啟認識過去社會的唯一鑰匙，擁有正統的發言權。然而這種樂觀精神的基礎越來越受到質疑，考古學家開始體認到其知識建構的不確定性，考古詮釋被當代社會意識形態所影響的例子處處可見，而考古知識更是被當代社會所利用，合理、正當化許多當代的意識形態，也因此這知識生產的過程需要更小心被檢視，更需要不同觀點的加入。

在這樣的前提下，所謂的考古公眾教育不該再像是過去這般單向的知識傳遞，而是透過將考古知識建構的過程透明化，讓社會大眾理解考古學家是如何定義考古資料，如何將這些資料轉化成一個關於過去社會的想像，傳遞出考古學家在面對詮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甚而積極邀請大眾加入此一知識建構。然而目前大部分的考古教育進行方式卻是維持單一話語權，考古家被視為考古遺址的唯一代言人，大眾僅接收到考古家所生產出來的知識，而未看到這知識生產的過程，也造成大眾仍視考古為一神祕難解的知識，有相當的門檻進入，這學科被視為存在於另一個時空的範疇，尤其在台灣這樣的殖民社會脈絡下，考古更被視為與當代主流社群毫無關係，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考古遺址與當代生活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考古學家建構關於過去的論述主要依賴那些不會說話的物品，而獲得這些物品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關鍵的是考古發掘工作，這也是社會大眾對於考古最主要的想像來源之一，也因此考古發掘是最該進行公共教育的場域。而且當我們越來越意識到考古發掘是另一種對考古遺址的破壞時，如何讓每次的考古發掘達到最大的效應更是考古工作者必須思考的，考古發掘過程是展示考古學家在生產考古資料及建構知識重要的過程，因此邀請民眾參與這樣的過程便是每個考古發掘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然而如何將考古知識建構過程的不確定性在發掘中展現出來呢？如何將考古家的遲疑傳達給大眾呢？如何透過這些公共教育的機會創造共同建構過去的可能？這些便是我在開始真正進入田野前不斷思考的，也是在田野結束後持續詰問自己的。

當這公園考古計劃在開始進行之時，我們便積極聯絡遺址旁的學校及公園管理單位，希望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計畫的存在，而從早期的地表調查鑽探開始，我們的工作就與公園內的民眾生活在一起，當我們扛著鑽土器在公園內爬上爬下到處鑽洞時，公園內健行運動的民眾總會駐足詢問，給了我們許多機會解釋我們的行為，也透過這些對話，讓我們對於公園本身的小歷史及其對當地居民的意義有更多的認識。文獻裡關於公園的敘述包含自然環境的介紹，人群活動的歷史，但是這樣細緻的個人與地方的連結卻是透過這樣實際在地景上與人互動對話中才會出現，我們透過這些故事，看到這個公園在不同人眼中的模樣，它是有些人幼時的回憶，是有些人祖先安居的所在，是許多人晨運的場所，是外籍移工們烤肉放鬆的樂園，是小朋友們遊戲的天堂，更曾是見證戰爭的場域，這些不同的模樣並不是僅只存在於人們的記憶中，公園內的不同步道、古墓、平台、烤肉台、溜滑梯及防空洞等，這些不同時空的記憶交織在這些物上，構成當代地景的一部份。

作為一個考古學家，我們相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只是這痕跡在時空的變化中已經不是原來的樣貌，而那留下痕跡的人與當下的我們更是隔著時間的洪流遙遙相望而不相識，該如何找到痕跡便是考古工作第一課。

在 「鑽」 、「爬」過整個山頭之後，大致理解了地底下的狀況，便進入考古工作中最吸引人的發掘工作，為了藉這個發掘想讓大眾們認識考古家如何產生這些資料，考古探坑的設置地點除了考量可能的地底下狀況外，更選擇可以隨時與公眾有對話可能的空間，因此探坑皆設置在步道旁，我們更放置說明看板在探坑旁，竭盡可能地在公園內被看見，歡迎更多人加入這個發掘討論的過程，除此之外，發掘進行期間，更透過不斷自我宣傳及曝光的動作，進行多場現場發掘導覽的工作，在這長達2個多月的時間，來參觀的民眾除了鄰近學校的老師、學生、公園活動的民眾、志工外，甚至還有親子共學團體，一群媽媽帶著3-5歲的小朋友，雖然這樣的發掘設計必然後讓整個工作時間延長許多，卻讓發掘除了生產考古資料外，更產生了其他的意義。除此之外，我們團隊亦把清洗標本的工作帶到發掘現場，希望在那個場域可以將考古工作中重要的過程呈現給民眾，讓這過程透明化，也讓大家有機會體會到考古家在田野現場可以感觸到的感動，更重要的是希望將這種物品與場域的連接更加立體化，讓考古家、物品與遺址間的關係更加清楚。

在現場導覽的過程中，如何讓社會大眾積極加入知識建構的過程，一同與考古家在現場與遺址進行對話是一場需要時間及設計的展演。近年來，越來越多考古學家將遺址視為一個展演的場域，一個完整的考古發掘現場，不但可以見到傳統的考古學家，各個科學分析的專家，還有不同的藝術工作者，希望透過不同形式的展演活動創造遺址與當代人群間的連結，邀請不同觀眾進入建構過去的過程，產生與地方更深刻的連結，也讓這詮釋過程更加透明化，其實也更豐富了考古學家對於過去的想像。

然而，在台灣政府委託文資評估案件的架構下，時間及經費皆某種程度的限制了這樣的可能，而官方對於文資的理解也仍然將考古遺址視為客觀知識產生的場域，在這樣架構下要求的公眾教育就停留在考古家單方面的 “知識”傳遞，強化單一考古知識的重要性，尤其在台灣這樣的殖民歷史架構下，地上與地下是兩個世界的存在，考古家打開地面，成為地下世界的代言人，讓大眾忘記，其實考古家也是生活在地上的一群人。

因此在這個計畫中，我們團隊反倒希望透過現場導覽來打開對話的可能，將考古田野工作者在發掘現場所面臨的疑惑、感覺到的不安、甚至是酷熱天氣對於工作進行的干擾都傳遞出去，這些都是真實影響考古學家如何理解這批  “資料”的過程，而這也是生產出更多未知的過程，是考古家在離開田野後持續工作的動力，在過去與現在這兩端，遺址將它連在一起，而考古家只是其中一名說故事的人，透過遺址，希望將不同說故事的人集合在一起。

考古遺址現場導覽是合理化發掘的重要步驟。考古家都知道，考古發掘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遺址一旦經過發掘就不可能在復原，因此考古家都盡力做好各項記錄工作，舉凡文字，影像及圖像，甚至是現場的儀器量測等等，都是希望為未來的考古學家留下更多理解的線索，而儘管考古家在現場戰戰兢兢地坐著記錄工作，我們也都清楚明白一定有東西在這過程中被遺漏，再加上我們深知下一世代的發掘技術及紀錄方式一定會更好，所以考古家在進行發掘工作之前，都會盡可能評估發掘的必要性，若是發掘仍有其必要性，則在發掘期間進行導覽工作更是讓這發掘更有意義。這樣的意義不是僅為了生產考古知識，而是讓社會大眾透過這一機會認識考古資料生產的過程。

考古學和歷史學一樣都在嘗試理解過去社會，當大家都體認到歷史對當代的影響力時，對於考古知識是如何被生產則少有關心或批判，很大的原因來自於這知識生產過程的神祕性。在台灣，這知識更常常被視為另一群人的歷史，在主流社會中被忽視，而考古發掘現場則是重新將過去與現在連結在一起最好的場域。當你站在遺址現場，看到陶罐、石箭頭等這些似熟悉又陌生的物品在地層內出土時，當你聽到這些物品可能都是在數千年前所製造的時候，考古學就不再陌生，過去也不遙遠，而對於這些早期先民樣貌的故事也不再只有考古家可以發言了。

讓考古家的田野變成大眾的田野是一個不容易的工作，考古現場有許多實際的問題需要考慮，民眾的各種疑問勢必讓發掘工作的時間延長許多，現場地形的限制讓民眾接近時，我們必須格外注意安全的問題，甚至要忍受對於考古工作有誤會的民眾的謾罵，還得適度的提出解釋。然而在這樣的田野裡，考古家就像是田野報導人，社會大眾就像是人類學者，報導人常常得忍受人類學者一些太過基本的提問及不間斷的打擾，但也在這過程中，我們才可能看到自身文化（考古學）本身的盲點，而人類學者（社會大眾）也可以更了解這個田野地，與田野地產生理性與感性連結。

※謹以此文感謝去年暑假跟我在公園內進行此一計畫的同學們及所有曾經訪談我們的大小 「人類學家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