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多年前第一次去到金銀島出田野，我透過G島某教授的介紹，順利地住進她的一位學生的家中。這位學生的家長身居政府要職，家中非常氣派。他們用豹紋的地毯鋪滿了整個牆壁跟天花板，然後室內放很強的冷氣，有一種「好野人」的霸氣。客房是位於樓層下方靠近紅樹林的角落。他們家中兼營了好幾項生意，有出租公寓，有經營美髮等等事業，因此僱用了大約十五名的菲律賓籍員工，分別在不同的家族經營的事業中工作。

我的身份有點尷尬，因為我其實不算是主人的朋友，只是透過他人的介紹，來此地進行研究，暫居於此。按照以往的想像，寄宿的家庭會是田野的開端，透過跟寄宿家庭的熟稔，再經由他們的協助，引介我去認識相關的訪談對象。但是住進來一天後，我就發現我的寄宿家庭的成員，每天都要去公家機關上班，剩下我一個人與幾名菲律賓籍的員工待在家中，甚至我們聊天的時間都比我跟主人聊天的機會多。於是我對當地的第一印象其實是來自於這些外籍工作者對於他們僱主的認識跟想法。

第二次來到金銀島進行長期田野時，我找機會住進了離首都很遠的村子。這時我心裡想，我總算能夠真實的跟當地人生活在一起了吧！但是沒想到，這個村子裡頭，也是充滿了外籍工作者，有菲律賓籍的家庭幫傭，有孟加拉籍的勞工，專門負責種植傳統的芋頭田。其中有兩名菲律賓籍的男性被當地人僱用，在珊瑚礁內捕魚，賣給在首都的餐廳，以供觀光客的需求。我寄住的家庭中，男主人每天要開４０分鐘的車去首都上班，晚上九點過後才會回來。女主人在小學教書，早上七點就離開，到下午五點之後才回來。家中依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名菲律賓籍的幫傭。只有等大家都下班了，或者我衝去政府機關中，我才能接觸到比較多的當地人。

當地人到底在做什麼呢？

面對這個尷尬的田野處境，我開始觀察當地的勞動力結構。金銀島在七零年代，許多青壯年都遠渡重洋到先進大國求學就業。雖然在八零年代中有一些人回來，但是目前旅居海外的人，仍佔總人口的1/3。留在島上的人口結構中，老年與青少年的比例較高一些，因此在主要的青壯年勞動力這一塊是較缺乏的，即使留在島上的青壯年，也多在為了現代經濟打拼，鮮少有人可以真正的去耕作芋頭或捕魚。以我曾寄住這個村子為例，總人口大約兩三百人，多數青壯年白天大約都在政府機關上班，過著一周五日朝九晚五的日子。因此以往的家務或者傳統上兩性分工的傳統生計--例如女性負責種芋頭，男性負責捕魚--只好僱用外籍工作者來從事家務或者維持傳統的生計活動。此外，若是子女在國外工作，但是父母已經老邁，他們多半會請一位外籍的看護來照顧家中的老人。因此在一個兩三百人的村子中，可能會有三四十名的外籍工作者在從事以往我們認為是界定性別角色的生計活動，甚致這些外籍工作者也成為在準備儀式的食物上很重要的幫手。

於是，很巧妙的，作為同樣是「外來者」，因為想要學習傳統的文化而在儀式準備過程中幫忙，而成為一個「文化新手學習者」，我很自然的又被劃分在跟外籍工作者一樣的範疇，在儀式中被當地人指導著應該怎麼協助，忙進忙出。結果我談話最多的對象，依舊還是這些外籍工作者。

因此，我只好捨棄了在台灣作田野時，經常藉由實際的參與當地工作而與當地人熟稔起來的方式，而試把自己的位置調整到「雇主」的位置，我才能比較深入地接觸到當地人。

外勞與傳統文化的傳承或斷裂

這個島的外籍工作者幾乎佔了該島總人口的一半弱，而且也是該島主要的經濟勞動力，同時也攬下了傳統生計以及準備儀式的工作。有學者曾提出擔憂，現在幾乎都僱用外籍工作者從事傳統的生計經濟，是否會影響當的性別分工的意義以及只是的傳承。這樣的擔憂似乎很合理，但是在實際的狀況中，外籍工作者的協助實際上卻是維持了傳統文化的運作。

因為性別分工的意義主要是來自當儀式舉行時，兩性分別要提供那一類的食物來協助傳統儀式的所需。以往島上的主食是芋頭跟魚，男性負責捕魚，而女性則是負責種植芋頭。當經濟環境改變，現金經濟（cash economy）成為當地主要的經濟形態，而兩性便使用現金去取得在儀式中所需要的食物類型。男性購買魚，或其它動物性蛋白質，女性則購買芋頭或者僱用外籍工作者種植芋頭。因此，金銀島的儀式，在當地的現金金經濟在九零年代初期外援增多後，反而儀式舉行的更旺盛。儀式中很重要的傳統食物，特別是巨型芋頭，從來不從缺。經濟的興盛促進了儀式的繁盛，當地人對於這些「傳統文化」的討論，辯證跟修改，也跟著沸沸揚揚的進行著，充滿活力。

某日，我跟一位在另外一個島作研究的研究生討論到芋頭這種傳統食物是不是很普遍時，她很驚訝我居然常常吃到芋頭。因為芋頭的種植雖然不複雜，但是很費工。巨型芋頭長至成熟，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在此期間，你需要定期去除草，翻土，灌溉等等的工作。而且芋頭田屬於沼澤地（taro swamp），在田中工作時，移動會是一件蠻麻煩的事情，經常需要穿到胸部的漁夫專用防水衣才能下田。此外，體重太重的人可能會深陷在其中很難移動，而現在的島民很多有體重過重的問題。因此，這種傳統食物，相較於在商店就可以買到的進口白米，著實是難上許多。不過，在金銀島，因為外勞的普遍，使得這種儀式作物的取得倒是比其他島容易多了。因此當地人現在舉行傳統儀式，倒是只需要努力的操弄象徵意義跟文化資本就好，其他的勞務部分就靠經濟資本搞定了。

勞動力結構的不得不變遷

其實在以上的故事中，如果把「種芋頭」替換成「老人照護」，或許就會變成台灣人很熟悉的例子。在台灣，現代經濟的工作形態，擠壓了社區與家庭的功能，家庭形態多數走向核心家庭，少子化。加上青壯年的工作時數長，如果家中長者癱瘓了而需要長期照護，唯一可能的途徑是請外籍看護，或者送安養中心。而實際上在目前台灣的安養中心，也都是僱用薪資較低的外籍看護來照護老人。因此在台灣，我們幾乎都是靠外籍工作者在照護我們的老人。是不是可以這麼說呢，台灣孝道實踐的勞務部分，目前是用經濟資本外包給了外籍工作者。

在人類學的交換理論中，經常會談到可異化/不可異化這一組概念。隨著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變遷，可以異化的物或者勞務似乎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逼近以往被界定為「不可異化」的範疇。例如像是種芋頭對金銀島的女性而言，除了是重要的生計行為，同時也是他人評斷自己的能力的標準（餵養夫家的能力）。但是在當代，婦女多是僱用外籍工作者來完成這個工作。芋頭雖然還是儀式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食物，但是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不過，餵養夫家的能力之判準還是在的，只是轉變成為只要妳有食物（在超市買的也算），就應該想到夫家的親戚，並且送一點過去。也就是說，在早期的民族誌中看似很本質性的性別分工及其相對應的勞務，在當代社會的脈絡中，卻被以現金僱用的勞動力取代掉了。這雖是不得不如此的一種發展，但卻沒有讓傳統的性別分工的意義體系崩壞，反倒協助了「傳統」（不管是儀式或者符合女性準備食物的原則）之運作。

我可以體會那位學者對於外籍工作者在金銀島成為主要種芋頭者的憂慮。不過，這種憂慮還是一種傾向將文化本質化對待的憂慮。或許我們應該憂慮的是，如果現代資本是轉換成傳統文化資本的必要條件，那麼以後會不會變成只有有錢人才能擁有傳統文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