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看世界金融體系與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

金融風暴之後，人類學家也對其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些相應的研究也開始產生。在所謂的「企業家時代」，生產的經營者與獲益者往往等同於擁有者；但在「管理者時代」，有一大群並不實際擁有公司、產業或是工廠的「受薪階層」，實際上是工廠的營運者。這群「管理階級」(managerial class)到底是怎麼「製造市場」的，如何做出決定，他們的社會關係與文化是什麼，Karen Ho在2009年出版的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以詳細民族誌來描述。Karen Ho在成為人類學家之前，是華爾街裡的一員，因此她對於來華爾街裡投資銀行家的工作型態與意識型態如何把他們的決定導向一個主宰了全世界但是卻高度不穩定的世界金融體系，有第一手的親身經歷。

Ho認為，市場是被看不見的手來控制這種看法基本上是把市場給抽象化並全能化了，市場的起與落，其實很大程度是由華爾街這群人給「製造」出來的。他們的決定與行動（其影響了全世界的企業與工人）是相當程度的僅以「短期利益」為目標考量，並不顧及長期的後果。他們都是長春藤名校出來的菁英，認為進投資銀行工作可以彰顯他們的專業與影響力，因此很快的就不假思索的全心擁抱華爾街的價值，投身到華爾街這個高度逐利、高度競爭並高度個人主義的環境中。

大部份人在新自由主義經濟體下所經驗到的往往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但華爾街這群人不同，他們大概是唯一一群還可以把他們的「表現」與他們的「晉升」連在一起的人。對他們而言，不穩定的工作環境意味著對其「勇氣」的証實，而在職位間的高度流動性意味著「效率」，以及「個人價值」的再次確認。他們都過度工作，透過過度工作來傳達他們對「超級有效率」的信仰，以及立即能對市場做出反應的影響力，藉此來把他們自己與那些懶惰的、不可靠的美國工人給區分開來。

當然Ho的民族誌裡面也提到性別與階級在其中的影響，不難想像，在善用特權群體關係的華爾街裡，是由白人男性來主宰的。因為工作關係與私人關係的高度重疊，女性與少數族裔往往就直接被認為是較不「適任」於那些要常與銀行的主要企業客戶（主要也是白人男性菁英）應酬的職位，而被擺到IT或是產品研發等部門去。

回顧金融史，到底借貸是怎樣從一個可鄙的、只能由異教徒（猶太人）來從事的行業，轉型成一個備受尊重的行業，然後又是怎樣再次變成一個人人皆曰可殺的行業呢？歷史學家Niall Ferguson在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已經作了一個很好的回顧。而銀行家自己也有話說，一位在英國央行任職的資深銀行家認為：銀行業的墮落，都是ATM（提款機）的錯！因為當銀行業是一種要與人面對面接觸的行業時，銀行家能感覺到自己的影響力與重要性，並且在面對面的接觸中一次次的被提醒維持體面與正直的必要性。但當牆上的洞---ATM---發明之後，銀行家與客戶接觸的機會變少了，就少了這種時時與人面對面的耳提面命，然後就容易在背後胡作非為了。

Rebecca Cassidy是一位研究賭博的人類學家，她某種程度的呼應了以上這位資深銀行家的說法，認為「面對面的與人接觸」是一個讓道德經濟產生的關鍵點：因為彼此面對面接觸，就有了彼此互相監督彼此行為的動機（當那些行為是在公開的場域裡進行時），錯誤的舉動也會被記得，甚至持續好幾十年，這導致道德經濟與財金經濟一起發展共生共存，兩者不可分割。

根據其在賭場所做的田野調查與民族誌研究，Cassidy反對以「賭場資本主義」來類比當今的世界金融體系，認為這會帶來相當程度的誤解。從顧客、市場與規範的角度來看，她認為使用「賭場資本主義」來為現在金融風暴的成因究責，只會掩蓋了這場嚴重災難背後的真正原因，並對此做出錯誤的反應而已。

所謂「賭場資本主義」是指因為政府因為採信市場應該在最不受干預的情況下進行的信念所產生的類似於意外的失序結果：包括貪婪的個體、混亂的市場以及缺席或是失敗的管制。金融危機之後，賭場資本主義一詞被英國政治人物用來為當下的金融危機下注腳，英國保守黨財務大臣就曾對工黨的首相叫板說：「Gordon，你是不可能透過指責我們是賭場資本主義而為自己解套的，因為在過去工黨執政的十一年間，你們一直都在開這個賭場並收取賭資。」

Cassidy認為世界金融體系與賭場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不只充滿風險(risk)，還充斥著高度的不確定(uncertainty)；而後者就是單純的風險而已。賭場內的遊戲規則是可以被清楚規範的，其規則必須是一致的而且是可以預測的：賭客再賭博之前就會被知會其回報率是多少、遊戲應該怎麼玩。政府對其賭場的規範是清楚且易於遵守的，包括什麼樣的賭博可以進行，規則應該是什麼。

相對的，世界金融體系內交易的高度不確定性，不但讓交易變得複雜到無法算計，甚至導致了無法規範管制的後果。當The 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試圖對金融體系進行規範，並讓監管者更可以納入整個金融體系的操作過程而更有效的監管他們的屬下時，發現屬下其實已經遠比他們的監管者更瞭解整個體系。如此一來，雖然FSA有權力對財經產業處以無上限的罰款，但他們卻搞不清楚該在何時，或是該如何去運用這樣的權力。因此，問題已經不在於有沒有權力監管國際金融體系，要不要使用權力去監管國際金融體系，現在問題是在於：就算想監管也無法監管了。這些制定監管規則的人連金融遊戲是怎麼樣被玩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說要去法律來管制它了。

因此，Cassidy認為世界金融體系高度不確定性的根源，根本不是因複製賭場的模式，這是一種完全不相關的類比。認為賭場意味著放任不管，任其發生，賭客意味著利益最大化的追逐者，完全顯示人性貪婪的一面，更是根本的誤解。賭場的遊戲規則與過程其實被全面的管制，而賭客也常不是為利益而出現在賭場，更多是為了享受聲光效果、任意性甚至是在機器上的時間而成為賭場的常客的。他們很常會在賭場給陌生人金錢當作禮物，並且不預期回報。他們叫這個「幸運錢」，認為錢在賭場裡應該持續流動，而不是佔有。

那為什麼政治上這兩者會被關連在一起呢？Cassidy認為這始於（經濟學）對人性的錯誤假設：假設人性是貪婪的而且以最大利益為導向，並認為這樣的人性基礎同時是人類可以共存在一起的問題根源與解決方法。Cassidy指出，已經有無數多的人類學證據告訴我們（包括她自己的賭場研究），實際生活中經濟行為裡的人並不是這樣的。相反的，人類的本性是傾向合作、共同性並且移情的，他們並不依照經濟學教科書的指示在行動。不管在賭場裡，或是在金融界，這些傾向合作的特質，並非（如人性貪婪論所假設）只有在被規範的情況下才可能發生。所以，那些宣稱可以取代現行世界金融體制的替代性方案，若都還是基於對人性的錯誤假設上，那注定會失敗，並只會使我們失去看到真正問題的可能。

Cassidy一再重申若我們以casino capitalism來描述國際金融體系，那只會模糊焦點並又再次把市場基本教義派的主張給進一步抽象化，讓其無從批評。好似「啊，這就是人性」就可以解釋一切亂象的發生。按照Cassidy的邏輯，那個理性貪婪並以最大利益為導向的「人性」（並得以用以預測人的經濟行為的人性）不但一點都不自然，反而是在歷史的洪流裡，被不同時期不同脈絡中各種「意圖去管」與「意圖不管」的經濟理論、規範與政策中，一步步建構出來，並不停強化又再強化的。世界金融體系之所以巨大複雜到難以掌握，是因為我們都迷失在這被建構出來的「人性」當中。若我們正視人性中的合作、互助、移情的面向，才會看到那「意圖不管」(及其信奉的「全能市場」與「貪婪個體」的信念)，其實才是最強力介入人類經濟行為、強力到得以扭轉人性的經濟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