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佔領，不同於示威、集會、遊行、抗議、靜坐等等我們所熟知的社會抗議或公民不服從的形式。示威、集會、遊行、抗議、靜坐等無論再激烈、再龐大，它們似乎都是一次性的，數量大小的確是令人震動的，人數的集結的確可以帶動與改變許多東西。但是，佔領有種很不一樣的味道。它必然是長期的，在這個過程中有時很安靜，有時很戲劇性，但是它是頑強的，很討人厭。它頑強的按照自己的步調走著，頑強的要建立起自己的邏輯；因此它很討人厭，它阻斷了原有在這個被佔領空間的生產--所有的生產，包括物質的生產，意義的生產，秩序的生產。佔領讓這個被佔領的空間暫時失去了原本存在的意義，所有原本依賴這些意義生存的人們、意識形態，就開始感到焦慮、憤怒、失落、損失。

所以佔領比一次性的示威、集會、遊行、抗議、靜坐，更具有讓人難定義的討厭，特別是在這個資本主義年代，凡事要求明確、可預期、迅速，那些延宕、模糊、開放的舉動，往往更讓人們急著要把它們收縮起來，要加以定義，要找出它們罪惡的源頭。我們看到很多的佔領，市民佔領公共廣場、工人佔領工廠、占地者(squatter) 佔領空地，阻斷了(市政、生產工具、地主)擁有者對於意義的掌握，規劃者藉著把空間設計其所規劃的樣式而成為規劃者，老闆藉著把工廠作為生產貨品而作為老闆的存在。市民與工人原本只是這個空間的使用者，而非定義者，他們充其量只是因為完成空間規劃者和老闆的意義而存在著。然而，佔領讓「市容」難看了，佔領讓工廠無法出貨，原本的空間不但不能持續生產物資，讓人蒙受物質損失，更令人討厭的，這些原本空間的被動使用者竟然要奪取空間的定義權，尤其甚者，(至少暫時)沒人知道這些空間會被定義成甚麼！於是，警察、法律等我們所熟知的秩序守護者被召喚以合法與非法的手段(how ironic!)來收縮這些溢出的行為；而且還有我們不太熟知的親情、溫情、善意、愛意等等來馴化那些意圖在「空間」之外、頑強的要定義空間的行為。

反服貿學生佔領立法院之後，社會各界多方要求學生應該立即退出立法院，把它還給立法院。上焉者說，同學們此舉已經達到讓社會各界重視服貿議題，可以光榮退出讓代議士做他們該做的事(let them do their job)；下焉者則直指同學們此舉如同土匪佔據他人財物，逼迫他人做他們不該做的事。學生佔領立法院，讓立法委員以及期待立法委員做他們該做的事的人，無法如同往常一般做他們該做的事。在這個號稱台灣最為崇高神聖的民主殿堂，在這裡長年儀式般的完成了一萬件神聖的工作，以及一萬零一件不神聖的工作，完成了其所以成為神聖殿堂裡的神聖儀式。然而霎那之間，他們無法做他們該做的事(好事與壞事)，他們不再能生產了，不能生產工作，不能生產秩序，沒有這個殿堂與儀式，他們的神聖性如何維繫呢?於是，善男信女開始感到焦慮、憤怒、失落、損失--民主最黑暗的一天，法治的恥辱。民主殿堂持續被佔領，上焉者說，民主最重視的意見自由、公開交換辯論的理念被「暴力」挫傷了；下焉者則說暴力也是民主社會意見自由表達的方式。然而，佔領者逼迫我們(善男信女以及所有的不信者)都要去正視，這個號稱台灣最為崇高神聖的民主殿堂是依靠著那些可以看的見與看不見的儀式維持著其神聖性；讓我們去正視台灣的民主日漸成固著的意義是如何形成的。

於是，反服貿學生佔領立法院充滿了弔詭，是的。他們以「非民主」架著「民主」，他們以「非法」脅迫「合法」，他們讓人們不安，持續的，長期的，佔領媒體的版面，佔領著意義的中心，甚至目前沒有確定的意義出現。是的，弔詭，因為佔領其實是清空，把長久以來意義固著的空間清空，讓人們重新定義。只是，我們願意嗎?

二、

 佔領，如上所說，是持續、頑強，常會是安靜的。我要說的是另一種佔領。我工作在日月潭附近，而我如同許多在地人越來越不喜歡、不願意到日月潭。因為它漸漸被佔領了(如同我的朋友說，他越來越不喜歡去故宮)。我不是要說它被觀光客佔領了，或是被來自於特定地方大量的觀光客佔領，雖然佔領的故事總是要從這裡說起。我要說的是意義被佔領。

首先，最早也最多的改變是在物質層面，比方說，日月潭附近整個的物價水準提高了(而我這個教育人員的薪水沒有提高，但有些行業的薪水肯定是提高了)，車流日漸擁塞，周末假期更是不敢領教，光是這二個因素，就足以阻斷在地人常常造訪日月潭。而這是經濟成長嗎? 其次，景觀的改變。餐廳越來越多，旅館越來越大，星級飯店不斷往上推，三星、四星，目前頂級的旅館直接跳到「日月」了。連鎖店、類似的禮品店，「特產店」，一個接著一個的開張與倒閉。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在地」餐廳越來越少，只剩下像是小吃攤的會留下，中間一層的餐廳競爭不過大餐廳，招徠不到旅客，就紛紛結束營業。而這是經濟成長所標榜的優勝劣敗的競爭力嗎?我暫不論此點，先說糟糕的是，大型旅館、餐廳所販賣的菜色越來越類似，在日月潭可以看到連鎖店似的台中太陽餅，這些產業多是外來的資金，產品肯定是從外面來的，所訴諸的客源是外來的遊客。在地的特色越來越稀少，在地的智慧和創意漸漸難以找到舞台。我曾經帶一個極端支持自由經濟的朋友到埔里吃地方菜，他大為贊歎地方料理的創意美味，我同時告訴他這樣小型有創意的人、創意料理所依賴的農業作物多樣化、作物多樣化上所築起的創意動力和知識等，將越來越少，競爭不過大型的外來資本，我未來只能帶他和一車車觀光客一起吃「辦桌」，朋友默然。

再來，人們的社會關係改變了，人們和自然的關係也改變了。空地不再是空地，它們只是在變成旅館、餐廳、禮品店之前的狀態，空地只是在這個時間軸裡目前的狀態，它們無法逃離觀光資本已經為它們預想的位置和功能；於是家族、兄弟之間為了賣不賣地，要把空地變成甚麼狀態而不斷爭吵，然而，沒有爭吵的反而是對年輕一代可以變成旅館、餐廳、禮品店的老闆或雇員的可能性。我遇到此地的高中年輕人立定志願要從事觀光餐飲業的比例之高，令我吃驚。而這是自由市場強調的就業率嗎?同時，日月潭周邊的自然環境逐漸地都有「價值」了。山泉的水純淨到可以販賣；螢火蟲特意被復育因為它們是發光的觀景亮點；有些路段的樹被保留因為其已形成林蔭大道，但不遠處的地方整個林木被改換成櫻花樹，因為每年三月有值得期待的滿眼粉紅。單車步道、行人步道大大小小的切穿交錯引導人們「享受」和自然的關係。日月潭這片大山大水還有甚麼是「自然」的？

 

最後，我要說的是意義被佔領。日月潭這片空間的意義演變與競爭從來沒停止過，原始山林、原住民邵族的傳統領域、日本人對水利的開發、蔣介石對故鄉山水的投射、921地震之後的哀愁與美麗、邵族文化的再復振等等，然而目前這片空間的意義是存在於如何可以量化堆疊讀數字上，多少活動可以吸引多少人，多少旅館、餐廳、禮品店可以帶來多少產值，還有多少的開發還沒有做到以回應地方、國家的需求。如此一來，其實這片空間也就沒有意義了，被抽掉、阻斷了許多意義，它似乎就像個大工廠，大型的夢工廠，生產出遮蓋掉許多意義的數字。如果有朝一日，台灣也變成一個大工廠將會是如何呢?

美國老牌的社會觀察家、批評家Noam Chomsky(他其實成名於他對於理論語言學的重要貢獻)就直接了當的說，所有的生產、交易活動都會帶來產值、數字，問題只是誰要付出成本。他舉例目前就流行的網購，是購物者以自己的時間成本付出、替代了原本是販賣者要付出的店面、人員的成本，然後購物者的時間成本付出換來五花八門的選擇性，這個時間成本的轉嫁，讓網購交易如此活絡，只是購物者深陷在產品表象上的多采多姿而甘心付出成本。所以，市場交易的利益計算是建立在一套可被計算和被數字化的事物上，而在這套封閉的計算體系之外無法(或不願)被計算的事物就轉嫁到其他領域。那是自然？是後代？是別的國家？是自己國家的魯蛇？是看不見的價值？是誰要負擔這個些成本(想想看債的觀念)？當我們被唯經濟思維佔領後，我們以為就只能以經濟思維去看待世界，而當我們只能以經濟思維去看待世界，我們誤以為它就是世界的全部。有一天，當自然反撲時(因為它最能讓人們一次感受到其威力)，我們才驚覺到出了問題。

因此，我能改編一句名言，「歷史太過於重要，以致於不能全部交給歷史學家」，成為「經濟太過於重要，以致於不能全部交給經濟學家」?

三、

好了，我寫了二個普遍發生在世界各地佔領運動(它們的異質性當然是更有趣的議題)所挑戰、震動的主要面向：代議政治和(新)自由經濟。這第三部分我原本要寫的是另一個佔領：我有不少學生目前被佔領的議題佔領，她們努力尋思，積極行動，進而挑戰我，與我從事的學科。這是多麼豐富的事情！然而，為了不再佔領版面，讓我停在對結構層面的書寫，所有在餐桌上、電視前、親子間、師生裡、社交媒體，因此佔滿的個人轉變，留待以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