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王丹在美國超市幾度昏厥。依據家族病史，他懷疑自己患有腦瘤。於是他在臉書請求台灣的移民署可以讓他盡快入境台灣就醫檢查腦部。他也希望支持他的台灣臉友們必要時能給移民署一點人數上的壓力。

這事在台灣迅速發酵成許多討論意見。有的討論知名進步人士的關說與特例﹝直白就是特權﹞道德高度問題；有的討論王丹是否有權享用台灣健保資源的公民權問題；有的則一頭陷入美國與台灣移民署的出入境簽證法律程序問題；另外，比較熱鬧的則是此事也引發中國流亡民運人士的派系與人事恩怨問題﹝大多與金錢有關﹞，例如曹長青寫文章批王丹此舉莫名其妙…等等。

就最後一點來說，像我們這樣與王丹毫無關係的人其實可以很容易跳開這些恩怨來看待此事的。大概所有流亡在外的異議/革命分子沒有不為籌錢問題而相互傾砸的。即使偉大的馬克思本人，在他與恩格斯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到他與德國流亡人士為錢反目的許多例子。更別提馬克思好鬥成性，幾乎與所有革命團體反目相向的實例。台灣早期流亡在日、在美的黑名單分子，難道都一團和諧？

那麼，王丹請求盡速返台就醫的例子是否全然是一個法律程序問題呢？或者是一個知名人士的關說特例問題？或者是一個外國人與公民權享用的問題？我認為這些討論都不是這問題的根本核心問題。

有趣的是，反而被許多高級知識分子視為低級八卦圖片報的蘋果日報，能突破論述重圍，在其27日的社論中呼籲台灣政府以「人道主義」的角度迅速讓王丹入台就醫。真是奇哉鬼島。這種17世紀以來，歐洲先進國家早已習慣的收容政治流亡人士的主權政治遊戲技術。竟然一堆高級知識分子整天計算的是健保費與出入關的流程問題，而讓位給八卦報來孤聲呼籲人道主義的問題！

除了人道主義的角度之外，在我看來，這整件事所牽涉的問題其實就是當代哲學家德希達﹝J. Derrida﹞所討論的Hospitality﹝好客接待﹞的法哲學問題。這就是一個主權政治與其如何接待「外國人」的問題。

Hospitality除了可以翻譯成“好客接待”之外，從hospital/醫院的相關字源上也可以看到，Hospitality除了「好客」之外，也隱含有「提供緊急接待」、「緊急避難收容」等等的整個「接納外邦人」的意義。

《Of Hospitality》﹝論好客﹞是已逝的法國解構主義哲學家德希達﹝J. Derrida﹞晚年一本重要的政治哲學著作。探討的正是關於收容流浪“外國人”與否的國籍與法權問題。

在這本小書中，德希達從古希臘悲劇中的伊底帕斯王為主軸來呈現這個關於接納外國人所引發的法權困境問題，與其可能的解構之道。

自伊底帕斯王知道他自己竟然犯下了“殺父”又“娶母” 並且“生子”這種人間無法容忍的罪行之後。他挖下自己的眼睛，並且被底比斯城的公民從偉大的王轉視為人間最醜陋的穢物，而慘遭放逐。雙眼失明、老邁不堪並飽受精神折磨的伊底帕斯在由他與他母親所生的女兒安提岡牽著下，成了一個無國籍、無公民權，四處在希臘各城邦流浪的悲劇人物。四處尋求希臘各城邦能收容他。 這就是索福克里斯三大悲劇中的伊底帕斯王的開場之幕。

是否應收容、接待與救助人間穢物的伊底帕斯王呢？這於是成了德希達用來分析Hospitality所涉及的法律─倫理─政治問題的絕佳分析文本。

這次王丹因為感覺身體危險，求助台灣當局讓他緊急返台就醫。 我認為這典型就是一個Hospitality的問題，而不應該被看作是一個本國人與外國人之分的法權問題。不應該只在是否合法、是否應一視同仁、是否打破行政程序、是否因人大開方便之門、是否有享用健保資源之權……等等的問題上看待此事。

講一個社會學最著名的“流亡”案例好了。

如果法國沒有收容馬克思﹝Karl Marx﹞，我們現在讀不到寫於巴黎的《共黨宣言》；如果當時資本主義最發達與最強大的英國不提供流亡者馬克思安居，我們現在根本也讀不到到偉大的三大卷《資本論》。 而假如倫敦的國家圖書館依據種種外國與本國公民的權利之分，那擔任第一國際主席的馬克思根本也無法無償使用資本主義英國的國家圖書館來進行他推翻資本主義的理論工作了。

其他的例子如早期避險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洛克、避險英國的盧梭，以及現在被美國追殺然後被俄羅斯收容的棱鏡門爆料者斯諾登等等。而假如你看過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你也一定對瑞典提供給彭明敏這樣流亡者
的優渥hospitality所折服。（然而最近瑞典通緝了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後者則受到厄瓜多駐倫敦大使館庇護）。

王丹固然不是伊底帕斯，也不是馬克思。 但是，他是一個被自己母國驅逐出境，沒有正常國籍的“危險穢物”則是一樣的。在這件事情上正如德希達所說的，各種關於提供緊急避難收容的hospital的問題，這根本不是一個寫好的百紙黑字的法律行政條例所能解決的問題。它是屬於另一種“急迫性”、“要求給予庇護”、一種你“必須接待處於危險而求助於你的人”的那種律令問題。這是一種屬於倫理層次的政治問題。這根本與所謂知名進步人士特權關說的道德問題完全不同層次。

所以不斷在那裡爭執合法與否、公平與否的討論，我認為都不夠。

台灣人要想當“主人”？要想別人承認你的主體與土地主人身份？與其被動的等“被接受”為聯合國一員之外，為什麼自己不主動表現是一個具備“好客”並“具有能大方提供緊急救護避難”的主權能力？

這是17世紀以來，行諸幾百年，歐洲諸多主權國家之間常見的，收容流亡人士的一種主權外交政治技術了。

學會“待客”之道hospitality，這不就是一個成熟的“主人”所應具備的嗎？

最後，自稱是漢娜‧鄂蘭﹝Hanna Arendt﹞信徒的行政院長江宜樺，其內閣移民署最終在7月29日，終於做出決定。以行政程序為理由，將王丹的“入境權”推給美國為名，而拒絕了知名反共人士王丹的急迫入境醫護的請求。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極為可恥的決策。

我們都知道，漢娜‧鄂蘭之所以是20世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就在於她對《極權主義》與製造“無國籍者”statelessness的偉大論述，她對難民以及流亡者的關切，正是她對當代社會的《人之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的著名關注課題。

我們也都知道，漢娜‧鄂蘭著名的Banality of Evil﹝邪惡的平凡性﹞指的正是以各種甘於以遵守行政程序、貫徹法律規定為理由而進行的不人道行為。

我很難想像一個耶魯政治哲學博士畢業的行政院長，一個自稱漢娜‧鄂蘭信徒的人，最終採取了一個完全相反於漢娜‧鄂蘭的政治判斷。甚至是一個簡白的人道主義的立場也不顧。

如果他不是一個善於說謊的人，那他就是一個善於背叛自己信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