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導演Ken Loach的《抱歉我們錯過了你》（Sorry We Missed You）宛如一則有關當代不穩定工作者在家庭生活與工作中，咬牙支撐自身做為勞動人（homo faber）的民族誌敘事，質樸誠摯，虛構地如此真實。

在曾為工業革命重鎮的Newcastle Upon Tyne城市中，為了保有自尊而不願向政府申請津貼的工人Ricky，找到了一份快遞司機的工作，壯碩的地區主任已相當具說服力的語氣對他表示：你並不是受僱於公司，你是團隊的一員，你不是為我們工作，而是與我們一起工作。他與物流公司簽訂的是特許合約，成為一名自雇（self-employed）的加盟雇主（franchise-owner），工作的收入是「費用，而不是工資」。這項工作被視為是擺脫工資奴隸制，成為命運的主人的機會。成為快遞司機的頭一件事就是投資一輛全新的廂型車，這是為了努力工作一天可賺取超過一千英鎊的美夢。為此，擔任零時契約（zero-hour contract）（雇主沒有提供最低工時的義務，工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情況選擇或拒絕工作，常見於農業、飯店與健康照護相關行業）的居家照護員妻子Abby勉為其難將答應變賣車子，再加上貸款，才讓Ricky擁有了「資本」。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被延遲的夢想：2008年英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斷阻礙這家人晉身「所有權者的社會」（ownership society）。

自雇主的自由從來沒有到來。送貨路線由地區主任決定，指定準時送達的貨物的費用較高，表現良好就有機會獲得熱門但容易塞車的路線；若司機因故無法執行配送工作，必須事先找人代班；最重要地，公司發給每名司機一個電子掃描器，不只能追蹤貨物路線，更能及時掌握司機在路途中的停留時間，一旦司機因為休息、飲食或上廁所等而離開超過了預設的時間，掃瞄器就會發出刺耳的警示聲。為了節省時間，快遞司機會準備寶特瓶來解決小便問題。由於監控行蹤的裝置屬於公司，無論出於任何原因遭受毀損，一切必須由司機負責，因此地區主任才會警告Ricky，那個裝置可以「決定司機是生或是死」。

父母超長的工作時間，讓原本還算過得去的家庭生活幾乎難以維繫：聰明敏感的小女兒Liza Jane靠微波食品打發晚餐，不需上課的週末陪父親送貨的小小美好時光，卻因顧客投訴這種做法「不專業」而被禁止；就讀高中的兒子Seb經常翹課，甚至賣掉昂貴的Gore-Tex外套去買噴漆，與同學在街道建築上塗鴉。對這家人來說，手機簡訊與語音留言成為最主要的溝通方式。儘管每個人都重視對方，也希望自己的想法被重視，難以理解彼此想法的父子往往針鋒相對，甚至暴力相向；而不想重蹈原生家庭覆轍的母親以及希望一切如舊的女兒，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試圖讓裂痕不致擴大，導致家庭崩解。當Ricky在送貨過程中被結夥搶劫貨物的歹徒襲擊、毆打，並踩爛他的電子掃描器之後，人在醫院的他接到地區主任的慰問電話，最關心的竟然是電子掃描器的賠償金額問題。一旁的妻子搶過手機怒斥對方，表示Ricky就是為公司工作，而不是與公司一起工作，公司以特許權契約來迴避僱主的責任。Abby對地區主任的咒罵讓Ricky對候診病人感到抱歉而先行返家，意外的是他的傷勢讓家人暫時擱下先前對彼此的不諒解。這個輾轉難眠的夜晚，Ricky掛記著找人代班將失去收入以及電子掃描器的高額賠償金。一眼被揍到瘀血腫脹的他，不顧妻子與兒子的勸說與強力阻撓，在清晨的微光中倔強又認命地開車前往物流中心。

研究中遇過的相似身影紛紛映上腦海，伴隨著不爭氣的眼淚以及對於某些作品的反響。

適合勾繪與理解Ricky這類不穩定勞動者的作品之一，應該是Guy Standing的《不穩定無產階級》（2019[2011]）。基於對該書最後提出之解決方案背後理論預設的保留，我選擇的解讀方式，是將這部作品（的一部分目的）視為探究「第三條路」在英國社會遭遇挫敗之後，工黨政府與保守黨政府如何弔詭地以各自的政治立場與價值觀來進行改革，而這些政策與制度設計，或主動擁抱或被動呼應了新自由主義這個包山包海的政治經濟網羅。在該書展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比較視野之下，作者將來源與肇因極度異質的不穩定無產階級視為「形成中的階級」（class-in-the-making），希望透過政治倡議與改革，讓他們踏上形成自為階級的路途。

儘管有一部分中產階級是基於反抗既有體制與追求自由而成為自願成為不穩定工作者或從事彈性勞動（另一部分則是移工），不過以下的討論將聚焦在處境類似Ricky的人。

這本書指出，原本為了緩解新自由主義化的惡果而提出的第三條路，或者說廣義的社會民主，在英國推動後（截至2010年）卻遭受挫敗。這涉及到英國政治的治理特性與社會文化因素。首先，工黨與保守黨政府在面臨新自由主義的金融化（作者稱為商品化）、去疆界化以及社會主體化的邏輯的滲透，幾乎束手無策：無論是企業（如，企業證券化、廣用彈性勞動與濫用實習生制度、不斷創造無法使人成長或有意義的職務、勞動契約個別化、職業社群崩潰與職業道德喪失，使工作者無從發展職業社群的認同）、志願性社團（如，為了防弊而嚴格執行社會福利與津貼的審查與門檻的資產調查式補助制度、為了領取福利而必須參與某些強制性勞動方案的工作福利制度；工會維護正規工作者的既有利益與福利之作法，以致無暇顧及臨時僱用者，造成新的階級分化）、政府機構（如，將公共服務外包給私人機構、聘用企業顧問改造政府促使政治人物品牌化和政治商品化）、大學教育（如，難以自圓其說的教育分流、迫使大學開授合乎企業需求的技能與知識，甚至淪為製造人力資本的職業訓練所），以及家庭（如，女性被迫承擔更多照顧工作、照護年長者成為新的經濟負擔、個人與核心家庭幾乎無法透過鄰里關係來達成社會互助）。Standing認為，不同彈性勞動的集結造就了當代勞動的服務業化，例如，流動的分工方式、隨時待命的狀態導致了工作場所與家庭或公共場所的融合、工時的波動，以及多工兼職的人同時保有多種工作狀態與勞動合約。特別是，這些引發了更新且更有效支配勞動時間的控制體系，就如同Ricky的那部同時追蹤貨物與監控他行動的電子掃描器，將對於勞動者的工作監督，轉變為更精確、更有效（同時也更駭人）的控制形式。這種以夥伴為名的特許形式，讓勞動者必須像個企業家一樣先投資自己，卻在實際勞動過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嚴密監控。Standing以圓形監獄來比喻這種不穩定勞動者如何受到全景敞視般的全面監控，而Ricky的遭遇讓我們看到電子裝置取代了全景敞視的監獄石牆，與推銷給他的那個「有如雇主」的幻想，彼此聯手，一而再、再而三地「操練」著勞動者的身體。

其次（對人類學家而言無疑是非常關鍵的），英國社會普遍將勞動當成評價與定義人做為社會人的看法，而勞動者希望透過工作來表達自尊，就像Paul Willis在《學作工》（2018[1977]）一書所言，從事勞動密切關乎到男性的人觀及其性別氣質。至於必須補貼家用的底層女性，多半從事薪資低廉的清潔與照護工作，加上被預期要承擔照護家人的工作，但這並不被社會認為是有助於經濟的勞動。就像電影中的擔任照護員的Abby，因為只能搭公車去趕赴不同家戶的照護工作，導致工時延長；每次進入受照護者的家之前，她必須在鼻下抹點樟腦油以克服那些房間內可能的異味；甚至受照護者在排班時間以外對她提出了非關照護的「協助」，她也是隨叫隨到，只因為她待她們有如母親。換句話說，（不穩定）勞動既是判斷個人的道德價值與存在價值，更直接關涉到特定性別身份的建構，一旦這類勞動與既有的性別意象與工作觀念相互結合，甚至因爲勞動者以親屬的情感來對待受照護的長者，導致下班後繼續提供職務以外的服務甚至情緒勞動，都將加深對不穩定女性勞動者的剝削。

Standing認為，不穩定勞動者在工時與工作場所的經驗，以及他們所面臨的社會處境，必須以新的角度與想法來加以理解，因為工業資本主義對於空間與時間的看法，以及政府為了解決問題所提出的政策與制度設計，甚至是工會用以爭取權利的出發點，都完全不適用於不穩定勞動者的處境，而基於前述想法而來的第三條路甚至或新工黨路線，只是治絲益棼。在就業與失業的治理上，我認為英國政府提出解決的方案有幾個值得進一步討論與深思。

Standing指出，英國政府在解決失業政策與制度設計上，展現了效益主義的立場，這一層意義必須與社會福利制度與施行方式的轉變一起考量才能更清楚呈現。首先，政府認為失業者不願意接受毫無發展性的工作是個人問題，若經過機構介紹卻拒絕接受離家遠、低薪且毫無發展的工作達三次者，失業者就會失去領救濟的資格。事實上，英國政府與社會如何請領失業救濟金的態度，因為新自由主義化初期因為部分民眾在高失業率之下拒斥低階惡質的工作，寧願被政府救濟，而改弦易轍：原本請領補助是公民權，此時窮人被責怪是因為懶惰與不負責任所致。同時，救濟金額度的緊縮提高了申請難度，而對比於彈性勞動的低工資，救濟金的所得替代率顯得比較高，這被非議為將降低人們找工作的誘因。為了迫使失業者積極投入勞動力市場，英國政府引入了在職津貼與工作所得稅扣除額，最後卻導致了人們將失業看成是欠缺能力、有缺陷的甚至是對工資與職務懷抱不切實際的想法，由此，只有願意按照政府所希望的方式去過生活的人，才有請領失業救濟的資格。

為了避免失業者迴避就業的「責任」，政府嚴格篩選請領救濟者的資格，失業者被迫投入許多「為了勞動的工作」（labour for work，工作在此指涉為了獲得薪資勞動而投入的各項活動與努力）：找職缺、與政府官僚或承包政府業務的包商打交道、通勤、排隊、填寫表格，以及回答機構人員無止盡的問題，最後才能拿到「資格證明」。此外，政府更推出勞動福利（labourfare，或稱workfare），以提高門檻降地福利的吸引力，慢慢接近政府顧問的建言：「政府必須說服申請補助的人將責任怪在自己身上」，甚至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做為接受補助的條件。對Standing而言，本世紀英國的社會救濟、補助與福利設計，有如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陸續推出的Speenhamland法案與濟貧法對工人階級的塑造，製造了不穩定勞動者的出現。

由上我們看到，除了設計繁瑣的表格這種對主體進行機器式臣屬（machinic subjugation）的機制，政府機構對於申請津貼者進行了社會順服（social subjection）的過程：深入瞭解申請者的失業原因以及未來找到工作的機會與可能性，致使每個人的資料越來越個人化、特殊性；同時，機構更要引導、指導、帶領、指引、與監看當事人，確保他們按照政府的輔導與指示工作，做為是否給予補助的基礎。這種對福利受益者的生活、計畫與效度進行全面檢視，無疑將牽動每個人內心，並引導其行為。在前述形塑失業者有如自我負責的倫理主體過程中，進一步讓請領者自覺使用社會福利宛若對社會整體欠下債務，而有如債務主體，欠債的罪負感將敦促主體重新規劃未來生活計畫，履行「償還債務」（見Lazzarato 2012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一書；詳細討論參見黃應貴、鄭瑋寧 2017《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一書之導論）。

其次，英國政府將抗拒接受低薪工作或是不確定自己該從事什麼工作的人，或無法找個工作安頓下來的人，就被認為處於缺乏就業能力這種異常狀態。一旦這被視為是關乎個人心理與生活習性的問題，政府解決的方式就是他們去接受心理諮商以「恢復正常」，成為有用的勞動力。甚至在2008年之後，英國政府宣稱高達百萬人深受焦慮與憂鬱之苦，於是啟動「心理治療普及化」（Improving Access to Psychological Therapies）計畫，讓有需要的人能經由醫師轉介，向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HS）申請認知行為治療，同時推出「談話治療」計畫，讓心理健康協調員進駐求職中心，將求職者轉介各院所接受治療。Standing認為這是對人民心靈進行全景敞視的監控。我認為，那是將傅柯所指稱以提升人口素質並建立常規化的生命政治之治理性，延伸至以人類心靈為對象的自我治理（government of self）從而帶有「心理政治」（psychopolitics）（Han 2017 Psychopolitics: Neoliberalism and New Technologies of Power ）的意涵。

Standing認為政府將失業問題視為「個人心理問題」的趨勢，不只忽略造成勞動者情緒受苦的結構性問題，更無法面對與處理不穩定勞動者在經濟高度不確定之下產生的情緒波動與壓力，特別是擁有大學學歷卻只能從事低薪、低技術又毫無前景之工作的人，勢必因而陷入身分挫折，長期累積將形成對週遭的憤怒與怨懟；再加上，不穩定勞動者的生活時間被工時所侵蝕，以及對公共空間的近用被壓縮甚至剝奪，又欠缺工會這類發聲管道，逐漸對政治失望、疏離甚至冷感。他們的憤怒不只透過塗鴉、竊盜等形式來發洩，更讓他們在選舉時容易被極端右翼政治人物那種鼓吹恐懼與仇恨（甚至是歧視移民）言論所吸引，以及並被那些低劣抨擊擁有進步價值的競爭對手的手段所操縱，就如同過去十多年歐洲許多國家的政治情勢。Ken Loach電影中的Seb原本成績優異，父母希望他能上大學、找個好工作，擺脫工人階級的處境，但是16歲的他比父母更清楚認識到，在當代即使擁有大學學位，畢業後只能過著週間從事狗屎工作、週末買醉這種沒有意義的人生，透過塗鴉與朋友起碼比較有意義。他早已不是Paul Wilis《學作工》筆下的那種藉由體力勞動來成就男性氣質的英國青少年了。Seb對於生命與工作的虛無態度，為這個時代割劃了一道慘綠的傷口。在論述原子化的個人及其虛無主義如何成為極權政治的溫床之前，我認同Ken Loach在作品中如實地指出了這個時代的輕人的焦慮與虛無，以及被剝奪了意義的勞動如何凌遲、抹滅人的存在。

受傷的Ricky堅持開車去工作那一幕，令我想起John Comaroff最近在After Labor那場演講中提到的，在這個工作終結（the end of work）的時代，人類勞動還可以有什麼意義？或者，我們如何思考新世紀資本主義下的勞動人類學？他透過機器人、殭屍與變種人（mutant）這三個怪異詭譎（uncanny）的意象在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的流竄，來表達這個時代的勞動者對於失去工作的共同焦慮，並指出新自由主義經濟並非不需要勞動，而是企業與雇主需要的是有如機器人那種無需人類勞力的生產，如殭屍一般可以日以繼夜地工作、無需睡眠與飲食等生理需求，像半人半獸的變種人一樣擁有超乎人類極限的體能，這些活勞動的分靈體（doppelganger），「是人又非人、既生且死、既在場又不在場」（human-and-nonhuman, living-and-dead, present-and-absent），威脅了人類自認為勞動人（homo faber）的存在尊嚴。在面對集體焦慮的方式中，他認為最重的是去追尋新政治，資本主義可以依照勞動的邏輯去運作：這不只意味去設想一種能反思並尊重人類價值的資本主義，更必須有所超越，即，邁向一個能夠生產新的生命形式、新的生計形式，以及資本主義之後新的勞動形式的世界。

Standing認為，若要為不穩定勞動者尋找出路的方案之一，就是在提供所有人基本的經濟安全（如，基本收入）的條件下，讓勞動徹底商品化，完全依照市場自律來運作，如此才能與（英國）社會長期以來以勞動來界定人的價值這種信念（甚至是信仰），相互斷裂。這將讓從薪資勞動桎梏中解脫的人，擁有更多閒暇時間去從事自己喜歡（但無償）的工作，發揮自己的潛能，讓他們下班後不再只是耗在那些只是娛樂至死的玩樂中。他樂觀地相信，如此一來，不穩定勞動者就有足夠時間去關心並討論公共事務，且能理性地思考政治。

姑且不論我們是否要棄絕資本主義，至少我們要面對跳脫生命政治的主體化的可能空間，或如Comaroff建議重新思考生命與經濟的其他可能，或如Standing試圖透過切斷工作對於界定人性這個存在層次入手，或如Agamben提議從生命之形式來突破生命形式，以及Deleuze倡議以欲望之流與puissance這種權力去創造能逃逸生命政治的主體性（參見洪世謙 2019〈新自由主義下的治理技術：主體形構及抵抗〉一文）希望為生命政治所塑造的主體能夠尋獲不被生命政治之權力所涵蘊的方式與形式，讓自我重新政治主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