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約是在2003-2004年間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在泉州海邊的惠安小鎮，已經緊沿著海岸線的小漁村，進行了我碩士論文的田野工作。在經典人類學的脈絡中，惠安是華南歷史人類學一個重要的案例，當地的婚姻和性別分工，是中國本地文化人類學的討論重點。帶著對於性別實踐的研究興趣，二十幾歲的我興致勃勃地前往這個在中國大傳統文化理論上帶有顛覆性的田野地。輾轉飛機大巴小巴到達小漁村，迎面而來的，整個漁村的狀態，卻是被各式各樣大小型的大理石磨製場給取代。 現在回想起來，那幾年正是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之後，開始以大批的廉價勞動力，製造出大量商品，迎頭輸入全球市場的那幾年。惠安在女性勞動的村落地方傳統上，很快的就擠身東亞各項打石，磨石工業的佼佼者，以大量並低廉的價格，供應給日本，台灣，東南亞等地的花園大理石，墓園，廟宇，大理石製品的廣大市場。我原本對於惠東性別實踐的另類想像，很快的就被滿路準備去工廠切磨的女工，給取代。即便說街上還是充斥著繽紛的「惠安女」服飾，但同時女孩們也騎著250CC摩托車，魚貫地進入三班制的工廠，我對惠東的文化想像，被這些迎面湧上的極速工廠化村落景象給打亂。一直到今天，我的腦海裡還可以馬上出現這個惠東的街景：16, 17歲就進入打石廠的女孩朋友們，或是中年，仍身穿傳統惠安女服飾的大姐們，每個人身上都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石灰; 原本應該是湛藍色的頭巾，卻像是身處於粉彩畫裡一樣，被滿天蔓延的石灰，給沾惹成粉藍色。身上的石灰，肉眼可見; 那些吸進去肺裡的灰呢？

大約就是從這個震撼教育開始，我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興趣，從2004年間，就轉向了執著於「市場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方向。「市場化」是一個單一的故事嘛？要怎麼面對市場化成為社會共識，這樣的集體情緒？社會化造成的資本不均值(uneven-ness)，貧富差距，那些隨著打石業富起來的惠東人，街上的ＢＭＷ轎車，和徒步推著堆滿碎石塊小推車的惠安女，這此間種種的衝突與矛盾，可以透過民族誌來描寫，分析，討論嘛？人類學家怎麼回到田野的第一線，掌握現象的第一性，然後穿越這些表面的，往往互相矛盾的，極度複雜的現象，提出具有高度歷史穿透性的分析？在小地方做田野的人類學家，怎麼回應全球政治經濟的大格局變化？

帶著或許過多的問題，我離開了惠東的田野。碩士畢業之後我因緣際會地，一股腦地投入了樂生療養院反迫遷的運動，2004-2007年間，在這個被台灣進步價值給遺忘的台北盆地邊緣，許多捲進了樂生反迫遷運動的劇場藝術朋友，開始實驗某種社會參與藝術(participatory art practice)的可能性; 我也一腳踩進去由櫻井大造導演為捲軸展開的東亞帳篷劇場網絡，其間佈滿了台北，東京，北京的底層藝術工作者，社會運動者，工人，木匠，年輕建築師，編輯。這個網絡裡的朋友們，身上盡是一個又一個相似的故事，訴說著2000年間，東亞城市急速擴張裡的壓縮，迫遷，移動中的生命。「市場化」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東亞參與式藝術有可能回答我在人類學裡找不到答案的種種問題嗎？猶如某些藝術界朋友後來笑稱的，我們這一群從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裡延伸出來的人，可以說是「樂生學校」的學生，和這些先被隔離，之後又被驅離的老人家，共享著像是幽靈手臂(phantom limb)一樣的，揮之不去的社會印記。在台灣，對於病，痛，都市發展與歷史的困難叢結，體現在樂生療養院的病患者，經過了日殖民，國民政府遷台，戒嚴，解嚴，仍然要面對隔離體制所衍伸出的社會汙名，迫遷現實; 我們要怎麼去想像隨著2019新型冠狀肺炎，整個被隔離的武漢省區，所面對的極端國際歧視，以及社會與文化困境呢？隨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急速發展，近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強烈地抗議國際社會，對於中國遊客所發出的旅遊限制; 然而，就在同時，中國政府自身對於境內隔離政策的粗暴執行，縣市封閉管理，家戶大門封條，限制行動的政策，也在一陣恐慌之下，重新強化各地鄉界與省界;此間，對病者，或可能病者的圍堵政策，再再地與國際社會的防堵隔離政策，如出一徹。 全球對於隔離政治的共識，似乎只取決於發動者的不同：誰防堵誰，誰被誰防堵的問題罷了。論者間，反對防堵與隔離政策的言論，更多出自於某種經濟考量，也就是擔憂旅遊禁令將對經濟成長帶來影響; 在這諸多隔離與防堵措施的背後，被拋下的是病者的社會生活，精神健康，以及隔離衍伸出來的污名問題。每天早上打開電腦，看到疫情相關的新聞，我的幽靈手臂，都再次隱隱作痛。

防疫如戰場？

紐約大學人類學系的醫療人類學家Emily Martin, 在其經典之作Flexible Bodies: Tracking Immunity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the Days of Polio to the Age of AIDS (1994)中，爬梳了美國自1940年開始，從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痺症)到愛滋病，種種「防疫」政策當中，所引入的「戰爭」意象。壞細胞，好細胞，作戰的，武裝的身體，抵抗外來破壞者的身體。這些疾病的歷史與文化隱喻，影響了我們怎麼概念化「傳染」這個現象的態度。「傳染」作為不可見，無法在日常生活中被視覺化的現象，極度仰賴其他既有的文化與社會視覺意象，仰賴換喻(metonymy)與隱喻(metaphor)，來建構「傳染」的意義。然而，Martin 教授也提醒讀者，當我們大量沿用「戰爭」這樣的想像於防疫想像佈局當中時，「健康」被視覺化成了為一個戰場，細胞被描繪成一個個作戰的小兵，而有鑒於全球醫療體系相當程度的朝向商業化，集團化的發展，我們同時也在這個疾病如戰場的世界中，複製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裡「適者生存」的意識形態。隔離與防堵，變成「戰場」醫療意識形態下的公衛政策，取代了治療與關心。Fight, fight, fight!

正如人類學家Katherine A. Mason 於2016年間，所出版的Infectious Change: 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一書所指出的，歷經2003 年的SARS爆發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防疫體系，在此一役後被改造成更加專業化，生物醫療化，同時是受到高科技掌控的機器。然而這樣的一個新的防疫體系，卻也離一般民眾越來越遠; 醫療技術人員所追求的是國際聲譽，而非服務民眾。Mason 教授點出，約莫就是在SARS爆發的2003年前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原本自蘇聯體系沿用而來的「公共衛生站」體系，開始隨著整個中國社會的市場化浪潮而出現劇烈的改變。 原本遍佈在鄉間，農村的社區工作人員，以及以服務貧窮農民聞名的「赤腳醫生」，如此的衛生站系統，在2000年初，來自於中央政府的經費大約被削減了60%，地方自籌經費的結果，意味著富裕的省市，譬如上海，在醫療機構資金的配置遠大過貧窮省縣。2002開始，中國開始引進美國體系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取代了「公共衛生站」的系統。SARS爆發之後，中國政府的確開始挹注大量的金費與人員，給新型態的「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系統; 但是，當高度醫療訓練的專業人士，大量地湧進醫療機構，取代了原本「公共衛生站」的工作人員; 原本以庶民爲基本工作對象的基層社會主義組織，也被菁英化的，追求國際名譽認可的技術官僚，給取而代之。Mason 教授提到，在這群新的生物醫療專業人員眼裡，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醫療，遵循的是一種鄧小平路線，亦即「科學」，「現代性」，與「經濟發展」三合一的路線。舉國上下皆積極發展小康中產階級社會，新的醫療專業體系，也將人們分化成兩個群體，一群是和國際接軌的中產階級(the common)，另一群是應當被治理的人口(the population to be governed)。而這些專業醫療人士關注的，所服務的，是這些社會中間人士; 專業醫療體系所追求的，是國際醫療組織的肯定與名聲。那麼，誰來替人民服務呢？

自2001年以來，市場化與全球化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帶來的，正是這樣的高度社會分化(bifurcation)，也就是歷史學家Harry Harootunian 所提及的，資本積累在本質上就是不均衡發展(uneven development)的擴張。在這樣的市場政治經濟架構下，培養出來的一整批技術官僚，一度企盼著能以「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來征服全球; 而事實上，這一場還看不到盡頭的新冠狀病毒疫情當中，一個矛盾的歷史狀態反而是隱隱浮現：歷經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當代中國社會，整體的被市場給征服了。2013-14年間，我在北京的文玩收藏市場進行博士論文田野，正當「市場化」引領中國城市更新的高峰; 都市裡的公共空間，譬如公園，或是社會主義時期工廠與公有住宅合一的大規模街區，甚或是百年廟宇的周邊區域，首先被改建成鬆散的庶民市集，動則聚集五百到數千的小商鋪; 再來被改建成超大型市場，接下來引進了大筆政府寬鬆放款的資金，再改建成高檔的百貨區域，或是文化特區。這種以地價增值為目的，不斷翻新的各式市場或購物中心，卻成了2000年後，唯一受到政府許可的公共空間型態，藝術文化事業猶是如此。我的田野中，寄望透過私人收藏來超克當代中國集體感的藏家們，希望手上緊握著什麼東西來抵抗急速社會變遷，但整個包裹在私人之外的生活世界，還是被市場給征服了。「市場化」成了唯一共識，市場成了當代中國基本的社會形態。

一個深深仰賴「市場獲利」作為集體共識的政府，不再以公共性為首要考量，衍伸出的是各方面的政治與社會矛盾。即便說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產出了大批的技術官僚，但，也衍伸出一種新的市場道德：每個人的意義，唯有嫁接在這個急速擴張的市場裡，各展本事，各自積累，朝向一種碎裂化的擁物個人主義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才被視為是個「有本事」的人。這一個個「有本事」的人，期盼戰勝全球市場，迎向全球生產鏈，全球原物料鏈，成為密佈在全球移動網絡當中的一員。這意味著，當「戰爭」這樣的疾病隱喻，再度被放置到公衛政策的核心; 當地方政府，城市，或是國家，這些疆界的守門員，無視碎裂化的「移動」作為當代中國，以至於是當代世界基本生存與勞動現實，這樣的狀態，卻汲汲營營於發動一場「防疫戰爭」; 此一致命的錯估，是在這個相互連結的全球網絡上，展開一場「非戰之戰」。在「防疫如戰爭」的巨浪下，非戰之戰的動員中，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我們不禁要問，高舉這樣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其風險究竟是什麼？代價為何？相較於投注更多公共資金進入公共醫療，強化基本的照護系統，完善的社區社工網絡，當下我們看到這樣一個以「戰爭」為模型的疾病與感染想像，強化了種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界線，圍堵，對抗。生病的身體，做為一種無法被市場化，無法被資本積累邏輯給動員的生存狀態，難道就不具有價值嗎？生命的價值，只能被市場給決定嘛？

如同許多疾病與醫療歷史學者，人類學者，再再提醒我們的，「生病」真的是一串肉粽，一提起來種種社會與歷史因素叢結其中。唯有不斷重新審視我們當下所面對的世界，重新省思疾病的歷史和照護的基本邏輯，才有可能在病與社會的夾縫中，找到一絲絲的光線。這同時意味著重新審視身邊的世界，重新思索我們對於疾病所引用的隱喻，以及我們對於病的想像，怎麼影響了與病相關的社會實踐，政治實踐，以及在病的身體之內之外，種種的可能與不可能性。Susan Sontag 在“疾病的隱喻 (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開頭的警語，或許提供了我們重新思索這一場新冠狀病毒防疫的非戰之戰，一個新的開始。

疾病是生命的夜半部，費力的那半部。但，我們每個人都生來便擁有雙重國籍：一個屬於健康的那個國度，另一個則屬於疾病的國度。即使我們都希望自己只擁有一本護照，那本好的護照，但在或遠或近的將來，每個人都將會毫無選擇地，被招喚去另外那一個國度，疾病的國度。

…我要說的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最真誠的方式 — 同時也是病者對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 是盡可能地消除或抵制隱喻式的思考。

– Susan Sontag, 疾病的隱喻 (Illness as Metaphor),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