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可拉・區翁
譯者：彭仁郁

 

菲利普・德思寇拉是人類學家，厄瓜多爾亞馬遜河流域吉瓦羅阿舒亞族（Achuar）專家（參見《暮光之矛》，Plon出版，1994），法蘭西學院自然人類學（l’Anthropologie de la nature）講座教授。身為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的弟子，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金牌獎章得主（2012年），德思寇拉所發展的研究人類與非人類關係的比較人類學，徹底改變了人文科學的地景，以及對於當今生態挑戰的反思，這點尤其展現在他的主要著作《超越自然與文化》（Gallimard，2005）與《世界的組成》（與Pierre Charbonnier的對談，Flammarion，2014）當中。
 

 

問：這波全球疫情大流行，何以構成人類學創始人之一，馬歇爾・牟斯（Marcel Mauss）所說的「全面性社會事實」？
 

答：全面性社會事實是驅動社會的一種建置或多個事件，它（們）令社會的推動力和價值得以顯現，亦揭示社會的深層本質。就這個意義而言，大流行病如同一種試劑，它凝縮了（並非某個特定社會的特殊性，因為它是全球性的）統御當前世界的制度——即後工業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徵 。

 

哪些特徵呢？首先，不斷擴張的畜牧業、工業型農業、內部殖民，以及礦物與化石燃料的開採，造成人煙罕至區域環境的空前衰敗和萎縮。這樣的情形導致作為病原體貯藏庫的野生動植物，更加緊密地與生活在高密度居住區域中的人類接觸。而大流行病正是屬於人畜共通傳染病，這些疾病會在物種之間傳播，其傳播範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生態環境的動盪。

 

第二個特徵：在每個國家內部以及國與國之間，危機每每揭示了持續存在的明顯不平等現象，並依照人們所處的社會與經濟條件，造成十分不同的後果。大流行使人們有機會證實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提出的觀察，即一項工作對社會越是有用，它獲得的報酬和重視就越少。我們突然發現，我們有多麼仰賴那些為我們提供醫療照護、食物、為我們丟垃圾的人，但這些對我們至關緊要的人卻最先暴露於疾病之中。

 

第三個特徵：大流行病傳播之迅速。傳染病會傳播到世界各地並不是新鮮事。是它傳播速度之快，引發了人們對當前全球化形式的關注，而全球化似乎完全由市場那隻隱形的手——也就是盡可能快速獲利的規則——支配著。特別是在缺少口罩、檢測試劑或治療藥物的情況下，十分顯而易見的是，國際生產分工有以下兩個疏漏：一是忽略了運輸貨物的生態成本，二是忽略了若想形成社會，必須具備包含所有知識技能的當地生產分工。

 

問：這場危機是由於地球遭到蹂躪？或是相反地，我們應該認為，自從早於人類世的年代以來，流行病即為歷史的一部分，人類因此必須謙遜以對？

 

答：作為一名美洲人類學家，我痛苦地意識到美洲印第安人與歐洲殖民者帶來的傳染病相遇時所付出的代價：在16世紀至18世紀之間，在某些地區，有高達90％的人口消失。自從人類出現開始，流行病就陪伴著我們。只不過，自19世紀末以來，歐洲福利國家的發展，傾向令那些從中受益的人們，忘記了風險和不確定性仍然是我們集體命運的根本組成成分。

 

問：您為什麼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世界病毒」？ 難道一切都是資本主義的錯嗎？但這些大流行病似乎與活體野生動物市場和傳統中醫藥材不無關連。

 

答：病毒是一種寄生蟲，它利用宿主來進行繁殖，有時甚至到殺死宿主的地步。這便是資本主義自工業革命之初，長久以來，一直在不知不覺中對地球所做的事。現在我們知道了，但是我們似乎害怕其實我們也知道的解方，即全盤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中國傳統市場毫無疑問地加速了穿山甲和犀牛的滅絕。但是為這些市場供貨的保育類動物的走私網絡，完全是按照資本主義邏輯在運作。更不用說在印尼的中國和馬來西亞伐木公司，完全走的是野蠻資本主義的經營路線，這些公司與油棕種植園和食品工業有密切的夥伴關係。

 

不按照這種模式經營的，是那些捍衛自己領土免遭森林濫伐的婆羅洲 （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的原住民。 資本主義雖誕生於歐洲，卻不屬於特定族群。 而且它繼續像流行病一樣蔓延，只是它並不直接殺死那些實踐它的人們，而是殺死所有地球居民的長期生活條件。我們已經成為地球的病毒。

 

問：這場危機難道不是一次重新設想文化與自然、人類與非人類之間關係的機會？ 或是相反，我們是否會因為人畜共通傳染病而更加拉開「它們」和「我們」之間的距離？

 

答：在17世紀之交，基於人們認為人類與非人類各自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想法，一種我稱之為「自然主義」的觀念開始在歐洲形成。以大自然之名，這個區分開來的世界可以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成為取之不盡的資源，和象徵的儲存庫。這種思想上的革命，是引發工業資本主義與科學知識的空前發展，同時對大自然恣意剝削的原因之一。

但是，這樣的觀念使我們忘記了，生命之鍊是由相互依存的鏈結組成，其中部分鏈結不是生物，而且我們無法任意擺脫這個世界。因此，當我們想到在「我們」每個人之中的微生物群是由數千億個「它們」組成，或者我今天排放的二氧化碳仍然會影響一千年後的氣候，那麼這個「我們」其實就沒有太大意義了。幾千年來我們曾經改變過的病毒、微生物、動植物物種，都是我們在時而帶著悲劇色彩的人生宴會上的共餐者。認為我們可以脫離世界、生活在一個自我隔離的泡泡中，是十分荒謬的。

 

問：亞馬遜原住民正在自我封閉、分散和撤離，以應對這波流行病。我們是否也必須躲在我們的國界和國家後面？這是否不僅是全球化的終結，也是某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e）的終結？

 

答：如果我們用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所賦予的意義來討論世界政治——即大部分人類都清楚意識到，由於人類暴露在同樣的風險當中，便共享著共同的命運——，那麼我們就明白關閉邊界是不切實際的。我們可能可以減緩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播速度，但我們無法阻止其他人畜共通傳染病在其他地方出現。

尤其是，我們無力阻擋車諾比核爆雲的散播或海平面的上升。 而且，即使部分亞馬遜河流域的美洲印第安人有能力阻止人類侵入其領土，因為這些人類是疾病的傳播者或淘金者，他們卻非常歡迎他們所熟悉的非人類。恰好是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政治」(cosmopolitique）一詞的意涵獲得最大的彰顯。並非做為康德式計劃的延伸，要制定出讓無論身在何處的人類都可以過著文明與和平生活的普遍性規則，而是就字面意義而言，作為一種關乎宇宙（cosmos，天地萬物）的政治。

 

這是一種把地球視為不再僅限於人類使用的共同家屋的政治。這意味著需要展開一場政治思想革命，它的幅度將與啟蒙哲學、及隨後的社會主義思想家所掀起革命等量齊觀。而我們已看到一些預兆。

 

在某些國家，人們已經賦予了生活環境（山脈、河川流域、土地）法人資格，讓它們能夠通過代理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這些代理人的福祉取決於被代理者的福祉。此外，自16世紀末以來，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國家之中，也有許多小型聚落選擇脫離佔用自然和共同資源的持續性運動——這恰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發展的特徵。他們強調物種之間的連帶關係、與周遭環境的認同、對他者的關懷，以及生活節奏的均衡，而不是競爭、私人佔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地球所蘊藏的資源。這是一種正在積極操練中的真正的世界主義。

問：隨著包括布呂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和你本人所形成的這個世代人類學家的出現，是否意味著我們正在見證著法國思想上不再把人類和非人類做根本區分的人類學轉折？

 

答：我們的確可以把它叫做人類學轉折，但必須進一步指出，矛盾的是，這種人類學已經變得不那麼以人類為中心，因為它已經不再將非人類貶低至僅具有周遭環境的功能，並將它們的屬性化約為供人類投射自身憧憬的符碼。為了做到這一點，方法之一是讓非人類在社會學分析的舞台上成為正式演員，讓它們脫離有如任憑腹語表演者擺佈的玩偶般的慣常角色。
 

這樣的做法與數百年來的人類例外主義背道而馳，在這段時間裡，我們的思維模式已經使得把機器、山脈或微生物視為自我參照者的想法變得不合宜。為此，必須將非人類視為「全面性社會事實」，亦即，使其轉化為有多個衛星環繞其旋轉的行星。我稱之為自然人類學。

 

問：我們經常冒著不思考當下的風險，談論著「往後的世界」，在此情況下，讓改變儘速發生是可能和重要的嗎？

 

答：我們永遠有夢想的權利。大體上，應做的事包括：建立基本收入制度；發展以抽籤取得參與權的氣候公民大會；徵收與碳足跡成比例的一般生態稅；徵收貨物與服務生產及運輸的生態成本稅；發展賦予生活環境法人資格的辦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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