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消散？

巴西的田野結束了，我也在七月回到了台灣，繼續在大台北地區的田野，也準備再前往中國一次，到廣州與江蘇省東海縣完成後續的田野工作。

在中國的部份，我回到了雅式珠寶，剛好碰到了當地幾位台商合辦的「花都國際珠寶節」。雅式的簡先生除了決定拿出自己的收藏外，也從東海朋友那邊調回許多精緻水晶的水晶雕刻作品，做為在珠寶節中參展之用。因為他們缺乏策展的經驗，我變成主要的策展企劃兼執行，除了製作解說牌、訓練導覽小姐之外，地方領導來的時候還要下場親自導覽解說。但這個過程也讓我和簡家人、一起在展覽裡工作的工人有了更多的機會一起工作，建立起更深厚的情誼，也聽他們講更多水晶加工的經驗與自己的看法。

九月中以後，我回到了台北。這回鎖定幾個水晶店集中的區域，如台北市後火車站、建國玉市、新北市新莊泰山地區，決心厚著臉皮去和每一位店家介紹自己及所要做的研究。騎摩托車在路上看到水晶店也不放過，把車停在路邊就進店裡跟老闆打聲招呼，希望能約時間做訪談。同時，也在PTT的水晶板上貼文，希望找到水晶的消費者與使用者，能接受我的訪問，分享他們購買與使用水晶的經驗。

這些被我「突擊」的水晶店，有些很友善，有些則擺明不願意接受訪問，但整體來說，相較於年初的時候，我可以感受得到田野邀訪變得容易許多。在這之前，水晶店的邀訪工作總是碰壁。不管我好說歹說，店家老闆往往都不太願意把他們採購的過程講得太清楚，也不太願意分享他們在店內和客人互動的經驗。

但當我完成去巴西與中國的田野之後，台北的水晶商家對我的態度上有了明顯的改變，甚至一些原本不是很願意讓我訪問的店家，也變得容易和我聊上幾句，甚至是接受我的邀訪。我在幾家水晶店之間也逐漸累積起一點點的名聲，幾個重要的進口大盤商也透過下游的水晶店聽到了我的名字，對我有些好奇，願意和我分享他們投入這個產業的過程。比方說，新北市三重區的「福記水晶」與泰山區的「第凡內」原本都和台灣的玉石加工出口業有密切關係，當玉石業熱潮退燒，台灣珠寶加工業轉移到中國之後，才開始轉作水晶進口，從巴西、烏拉圭等地進口水晶至中國作為飾品加工的原料，或是直接從北美或是中南美洲直接進口已經具有觀賞價值的水晶（如紫晶洞或是較大型的原礦）回台灣販賣。除此之外，還有很多關於台灣1970與1980年代這二十年間的珠寶產業發展的口述歷史，以及台北地區水晶店發展的口述歷史，也都是在田野後期才收集到。

說實話，雖然依舊吃了不少閉門羹，心臟受了幾次不小的打擊，但後期田野的順利程度遠超乎我的預期。這很大一部分絕對是拜我巴西與中國的田野成果之賜。因為這兩次的海外田野過程中拍攝了很多的珍貴的相片，在和台北的水晶店與水晶使用者自我介紹並提出訪談的邀約時，這些相片就派上了用場。對水晶店來講，除了幾個大盤商之外，他們最多只有機會熟悉中國大陸的加工廠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水晶店老闆只到過廣州荔灣廣場，連海豐的加工廠都沒有進去過，更遑論巴西的礦場了。所以當我能拿出巴西礦區的相片，他們的眼睛都亮了起來，也希望我能多分享一些在巴西的經驗給他們聽，或是希望我加洗一些相片給他們，好讓店裡的銷售小姐也能和客人們分享。

在完成巴西與中國的田野工作之後，我對於這條水晶商品鏈的認識並不會輸給這些水晶店的老闆們，甚至還比他們更加清楚這條商品鏈的細部樣貌。很多老闆聽到我能夠有機會去到礦區，看到我從礦區拍回來的相片，就問我「想不想開水晶店？」在他們聽完我其實要做的是學術工作，不會有商業行為的可能性之後，他們似乎確認了我對於這項研究工作的決心，也放下了對我的心防，願意跟我分享他們更多的故事與想法。

另外，一般水晶消費使用者的個案也收集得很順利。跟水晶店比較起來，他們對於研究者的防禦心自然沒那麼重，而且既然是主動表明願意接受訪談，也就代表著對於我的研究歷程有興趣。往往，他們看到我的田野相片的反應更為驚訝誇張。特別是那些水晶的愛好者（不單是為了風水而買水晶的收藏家），甚至希望能夠走一趟我旅行過的路線，實際去體驗一下水晶礦區的現場。

回頭看巴西與中國田野經驗對我在台灣工作上的影響，我感覺自己彷彿已經經歷過了一場成年禮一般，探得了許多的奧祕，得到了某種認可，被承認是這個圈子的其中一員。這也讓我才清楚明白，原來之前店家對我的態度是情有可原，畢竟他們對我所知甚少，也不清處我真實的身分為何？不了解我的研究目的到底是什麼？甚至也不知道該怎麼跟我解釋背後商品鏈的運作？另外，如果我沒有親自走過那一趟，我也很難充分理解他們對於這條商品鏈的描述。甚至可以說，如果只依賴這些老闆們的描述，我對這條商品鏈的田野記錄將會只剩下商業的片面，也不足以回答我最初從人類學出發的關懷。

全球商品鏈上的多點民族誌

這些憂鬱都伴著我在「全球商品鏈」進行「多點民族誌」而生。隨著全球化與全球貿易的盛行，我們日常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育、樂各個層面的物質文化其實都已經被來自全球的商品或是材料所滲透，而擁有了「全球性」(globality)，這也讓我們必須重新定義物、文化、人與社群之間的關係。Arjun Appadurai在Modernity at Large(1996)一書中已經指出，在全球化的架構下，許多在地的「景觀」(scapes)，包含：族裔(ethnoscapes)、資本(financescapes)、媒體(mediascapes)、技術(technoscapes)與意識型態(ideoscapes)，這些不再僅具有地方的特徵，而是呈現一種全球性的流動特質。但從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因為全球商品鍊的緣故，物的景觀(materialscapes)呈現了一種更為基礎、根本的全球化地景。其不僅表現了全球化如何滲透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時也成為Appadurai所提出的五個全球化景觀的經驗基礎。

全球商品鏈的研究自成為一個領域始自1994年，當時Gary Gereffi與Miguel Korzeniewicz兩位社會學者編輯了Commodity Chain and Global Capitalism，這開啟了之後社會科學界對於這領域的重視。而對於人類學家而言，全球商品鏈不僅描述了當前田野地徹底被全球化影響的現實之外，也帶來的田野工作上的反省，其中「多點民族誌」(muti-sited ethnography)成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George Marcus 在1995年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一文中提出了在當前世界體系中多點民族誌有其必要，他指出：多點民族誌的設計是圍繞著地點之間的鏈結(chains)、軌跡(paths)、聯繫(threads)、交會(conjunctions)與並置(juxtapositions)(1995: 105)。人類學家需要透過在不同地點從事民族誌研究，以釐清並檢驗這些關係的存在。Marcus進而指出幾項建構多點民族誌的的方式，分別是：人、物、隱喻、描述、傳記、與衝突。一個多點民族誌不僅要描述在單一田野地中這些項目如何運作，更需要描述這些項目如何在不同的田野地點之間連結，進而佐證所假設的論點。儘管Marcus並沒有進一步具體的民族誌來做為範例，但他所提出來的這個架構仍然為許多從事多點民族誌的人類學家所參考。

在傳統的人類學田野工作中，我們對於文化都有「空間化」的想像，給了文化一個範圍或是邊界。當人類學家選擇了一個「田野地」(site)，也就選擇了一套研究方法。在這研究方法當中，隱含了一個脈絡化(contextualized)或是地域化(territorialized)的預設，人類學家假設了研究對象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與這個地理區域牢綁在一起。在地的歷史、地理環境、生業型態等，都成為滋養眼前文化現象的養分。這樣的田野模式也預設了他所要研究的主體是「人」及依人而生「文化現象」。這個研究方法造就了民族誌中常出現的「XX人」或是「XX族」，而其研究的成果往往也讓人類學家覺得安心，畢竟如此還是能回應社會科學的實證精神，強調研究本身在一定範圍內的「信度」。

但如同多點民族誌所要帶來的反省，上述的這個研究方法其實正忽略了當前社會與文化當中「流動」的特質。我們越來越難能從「邊界」來定義「XX人」或是「XX族」，更難再把田野調查的地點想像成為一個封閉的系統。實際上，全球商品鏈直接挑戰著人類學伴隨著單一地點田野調查的基本假設：文化的邊界，在其上進行多點民族誌研究的價值正是在打破傳統人類學社群研究的「定著性」，進而表現不同田野地之間的「流動性」與「關連性」。

我的第一個憂鬱是正反應了人類學家面對失去「地域」的焦慮。透過我對自己第一個憂鬱的反省，反映出我真正關心的不是「人」，而是一套「流動的物質文化」，這對於當代人類學家而言顯得重要，因為這從根本決定了一個研究的走向。這樣的研究取向對台灣的人類學界而言還相對陌生，但是許多的全球化研究其實都採取類似的取徑。Daniel Miller與Sophie Woodard (2012)的Blue Jeans: The Art of the Ordinary、Theodore Bestor(2004)描述日本壽司背後全球漁業貿易的Tsukiji: The Fish Market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或是Catherine Ziegler(2007)的Favored Flowers: Culture and Economy in a Global System 中對於美國鮮花市場的研究都是以「文化現象」為主體，而不以地域上的人為主要調查對象，並且多採取多點民族誌的方法，在全球商品鏈上進行研究。這正是因為他們看出了這些文化現象，都已經超越了一個單一「地域」，或著應該說，要研究這些文化現象的「地域」，就必須要有「全球性」的視野。

在第二個憂鬱故事裡，我試著點明全球商品鏈中包含了很多社會階級的現實。正因為全球商品鏈背後其實是資本主義在推動著，資本家、中盤商對於勞動者的控制與剝削也是這商品鏈的基本特質之一。換言之，全球商品鏈的另一個面貌也就是「全球『傷貧鏈』」。這在Jane Collins關於成衣業的民族誌Threads: Gender, Labor and Power in the Global Apparel Industry (2003)中已有清楚的描述。這些分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報導人，同樣都處在這條商品鏈上，他們或許來自不同的地方（比方說資方來自台灣、勞方來自湖南，卻同在廣州的工廠裡），但都因為同在這條商品鏈的關係形成一個特殊的群體，而這個關係的本質是勞資關係，也帶有社會階級的區別。因此，在民族誌的實踐上，描述這個關係是必要且無法迴避的。另外，對我個人的研究而言，更不能忘記這些階級團體或是社群都鑲崁在同一調水晶全球商品鏈上，在民族誌描述上更應該要從與水晶的互動方式為重點，才能針對研究本身的關懷回答問題。

這也反應了全球商品鏈上或是多點民族誌上的另外一個現像，即：「不動」。儘管很多項目在流動，但當中仍然有「不動」的架構，支撐著整個商品鏈的運行。中國廣州工廠裡的階層化組織、巴西地方上的礦工及中盤商、台灣的水晶店裡的老闆與消費者，這些仍然是整條商品鏈上定著的部份，也是當中清楚的結構。在民族誌實務上，深入描寫這些結構，可以讓整條商品鏈的輪廓變得清晰。但這同時也讓田野工作的難度增加，因為結構不僅存在於觀念裡，更存在於實際的互動經驗中，進行多點民族誌研究的人類學家勢必得想盡辦法進入不同群體之間互動的場合，贏得不同階級團體的信任與認同，才能獲得田野工作的機會，進而取得第一手的資料。

以我在廣州的田野工作經驗來說，我一開始進入這條商品鏈田野的方式，便決定了我在這階級體系當中的位置。特別是在一個階層化管理非常明顯的工廠裡，我透過台商的關係進入其中，台商朋友還安排我和他們吃住在一起，這讓我和這些工人之間的那道牆不知不覺地高了起來。如何打破目標報導人與人類學家之間的界線？如何贏得他們的信任？甚至如何在不同階級體系群體之間順利遊走，得到所需要的資料？這些仍然要回到人類學者本身在田野當中的敏銳度，隨時等待機會撕掉被貼上的標籤，打破原本的分類界線，鑽入報導人的皮膚底下。

第三個憂鬱則回應了整個全球化的「流動」(flowingness)與「關聯」(relatedness)特質。在去巴西之前，我其實並沒有很清楚地掌握到怎麼去呈現一個多點民族誌，甚至還希望能用單一田野地的方式來蒐集資料。但實際上，全球商品鏈在本質上即是流動的，唯有跟著人、物或著文化現象等項目一起移動，才有機會捕捉到這條商品鏈的輪廓。正因為這條商品鏈上的商品不只有單項，而是有各式水晶匯流到幾個重點城市，或是有台灣商人與東海商人在巴西各地遊走，找尋有潛力的礦物商品，若是我只集中在某一個定點上，對於整個商品鏈的認識也將只有零碎的片面。

換言之，為了捕捉「流動性」，人類學家必須跟著所要研究的標的一起移動，因為全球商品鍊就是「人流」與「物流」所串聯起。以我在巴西的田野為例，跟著我的報導人進入到各個不同的礦區，不單助我理解有哪些地點被捲進這條商品鏈，掌握到各個地點或地域之間連結的方式或特性（比方說大市場與小市場、礦區與市場），也捕捉到了報導人如何去思索與面對「移動」的過程。在和報導人一起移動的過程裡，才有機會聽到他們如何串連起這條商品鏈與自身的移動經驗，進而陳述出「移動」對於他們的意義為何。

為了掌握「關聯性」，人類學家必須要在諸田野點間反覆地移動，也要捕捉到關聯性被建立起的機制。正因為商品鏈上移動的不單只有人，還有物，人類家必須跟著商品貨物移動在商品鏈上，才有機會理解貨物與各個地點之間的關聯性，或是辨別出商品鏈上各個段落所發揮出來的動能(agency)為何？又具有如何的文化特質？例如，為了要讓商品貨物「動起來」，更具有市場交易的價值，貨物需要經過分類或是加工等處理過程。又或是為了讓商品更容易銷售，在市場端又創造出了一套精緻的文化符碼，刺激人的消費慾望。

以多點民族誌來研究全球商品鏈也回應了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一書中Arjun Appadurai的「物的社會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與Igor Kopytoff的「物的文化生命史」(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這兩項重要的物質文化研究策略。正因為全球商品鏈上物的流動串連了不同的地域，以及在這些地域上的人們，物的「社會生活」必定是與各個地點不同位置的人相遇互動而成，進而形塑了其獨有的「生命史」。換言之，人類學家對於在全球商品鏈上的物的「物性」的研究，若能將其「社會生活」與「生命史」掌握越深，也能對其悟性的流動有更為精準深入的描述。

此外，從物的「社會生活」與「生命史」出發來描述「物性」，也正回應了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對於全球化研究的反省所提出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此一觀念。如同Roland Robertson於1994年在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一文中對於全球化的反省，他認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在地的特質，而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研究又忽略了其與全球之間的連結，很難用來精準地描述「全球」與「在地」之間的關係，因此必須要將兩個概念整合在一起。而「全球在地化」這個概念擁有「同時性」(simultaneity)與「交互滲透」(interpenetration)這兩個特質，更適合用來論述「在地」與「全球」的互動過程。奠基在這樣的架構上，全球商品鏈研究中所包含的「物的社會生活」與「物的生命史」，不僅表現了物如何透過商品鏈滲入各個在地，也表現出各個「在地」如何同時以地方文化回應外來物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物質地景。

如此的研究策略對於實際的田野執行也有很大的助益，特別是在和報導人互動的過程中。正因為在這條全球商品鏈上，絕大多數的報導人們都只是水晶社會生活與生命史中的一小頁篇章，他們對於水晶也只有片面的認識，對於自己無法參與的部份非常好奇。因為，不管是從哪個管道，他們都或多或少意識到了這條商品鏈的存在，卻沒有機會完整的走過一遍，而當一位人類學家出現在他們面前，能夠回應他們對於這條商品鏈的想像，他們也將更樂意分享心中對於水晶的經驗與想法。

憂鬱不只在熱帶

在自己田野工作的尾聲，回頭看Levi-Strauss的《憂鬱的熱帶》，才想起來他在巴西的田野工作形式也不是定點式的，而是穿越了整個巴西北部的雨林地帶，在一個又一個的部落裡停留，蒐集所需要的民族誌資料。在旅行的過程裡，除了記錄眼前的文獻現象外，他也跟自己對話並反省其成為人類學家的過程。儘管最初這樣的研究模式可能出自許多現實的無奈與限制，但他的田野工作正是一種「多點民族誌」研究，在不斷旅行的過程中看穿了不同的田野地之間各民族文化的共通性與差異性，進而找到結構背後的意義。儘管這是一趟充滿憂鬱的旅程，但也正因為這憂鬱才顯示出哲人的智慧，及田野工作完成之後的學術價值。

但是，憂鬱不只在熱帶。在全球商品鏈上進行多點民族誌研究的過程中，憂鬱如影隨形地伴隨我從巴西、中國一路旅行到台灣。田野工作中實際碰到的困難往往好解決，真正讓人類學家憂鬱的卻是這個學門的方法論與知識論典範。當代人類學家在全球商品鏈上從事多點民族誌研究時，必定要面對因田野工作而起的憂鬱以及種種的挑戰。因為，在這過程當中，人類學家必須重新思考到底何為「人類學」？什麼又是最合適的研究方法？當我們的研究對象從「人」拉升到以「文化」為研究主體時，我們過去所擁有的武器工具，是否還能繼續使用？若我們在當前全球化的典範下，再也不能去假設一個「地域」對於「人」的文化實踐有絕對的影響時，那麼「人類學」的方法論及建構於其之上的知識論，也必須要重新檢驗與反思。這叫當前的人類學家怎麼不憂鬱？然而，當走完這一趟「水晶的全球商品鏈」，回頭重新思考「多點民族誌」研究這方法，才明白當中憂鬱的價值，也才清楚知道真正要掌握的是「流動」，或著應該說這正是水晶生命的流轉，也是全球化下人類生命與文化的鏈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