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在從數學轉往人類學的蜿蜒路途上，還未抵達目的地，卻意外地先來到了李道明老師的「多面向藝術工作室」，開啟一段翻轉我對台灣地理和文化認知的豐饒旅程。當時多面向剛接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委託，為預備開展的南島廳製作一套介紹原住民各族之文化與生活的影片，加入工作團隊擔任執行製作的我，自此開展了近三年跑部落參與紀錄片拍攝的珍貴經驗。2009年，在暨南大學任教的我籌備第一屆原民週，請來當年多面向的同事建享來放映他的新作《划大船》，同時把片中主角—達悟族十四人拼板舟—一起邀請到暨大校園。此後，每年的原民週都會邀請二到三位導演來播放他們的原民紀錄片，十二屆以來已在暨大累積放映了三十場左右，更加深了我對原民紀錄片的情感和連結。

我一直認為，紀錄片是傳達原住民文化與議題的有力媒介，因為除了「紀錄」之外，藉由公開播映的場合能讓不同背景的人相聚一堂，衍生出更多的討論與反思，而紀錄片作為特殊形式的「文本」，也能夠被一再地從不同觀點加以分析與詮釋。2013年起，我開始為每兩年舉行一次的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撰寫推薦文，今年第十一屆影展中，除了撰寫《Mgaluk Dowmung—正要連結銅門》與《masan caucau 成為真正的人》兩部紀錄片推薦文外，我還在影展首次推出的宣傳podcast中擔任與談人，訪問冷兒蘭（太魯閣族）與撒舒優（排灣族）兩位青年導演。這兩部片分別在前天與明天下午在台北的真善美戲院播映，有興趣的朋友如果錯過了，不妨邀請導演到學校、社區或部落放映並作映後座談，相信會從中看到當代原民部落如何在轉變中找回力量與文化主體性的歷程與努力，而對此有新的理解與思考。

《Mgaluk Dowmung—正要連結銅門》：在轉變中連結

最近常聽聞這樣的說法：「在過去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如此論述主要是為了強調傳統上部落有別於（且先於）當代政治制度的主體性。但事實上，情況遠比這句話描述得更加複雜，因為不同族群有不同的聚落組織形式與內涵，此外，所謂的「部落」也因著外在和內在的作用力，一直持續地在轉變當中。

《Mgaluk Dowmung—正要連結銅門》這部片是花蓮太魯閣族（Truku）銅門部落的家族故事。這裡的Truku人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陸續從花蓮立霧溪上游南遷到木瓜溪中、上游，當時一個家族就是一個小部落，有自己的部落名稱和領袖，而後因日本殖民政府欲強化對原住民的統治，於1918年把這些小部落一起遷移到中游的一個河階台地，也就是今日的銅門部落所在地。很多人知道銅門是因為這裡非常優美聞名的「慕谷慕魚」景觀區以及一些相關爭議事件，但卻也不少人因此誤以為「慕谷慕魚」（Meqmeqi）就是銅門部落的族語名稱。其實不然，銅門部落乃是由八個家族所組成，Meqmeqi只是其中之一，且其傳統領域並不在景點的區域內。

這部片的導演是畢業於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的在地青年冷兒蘭．侯文，畢業當年正好發生八八風災，於是拿起攝影機到屏東拍攝風災議題，2013年因為銅門封路事件，家人召喚她回部落以影像專業做紀錄同時為部落發聲，並以此和大學同學陳安琪一同完成了第一部紀錄長片《人(ㄌㄤˊ)來了》。六、七年前，另一位銅門部落青年東冬．侯溫帶著他所創立的「兒路藝術創作工寮」回到部落深耕，以田野調查和環境劇場為基礎模式，佐以邀藝術家進駐銅門、展覽、小旅行、山谷音樂節種種不同的設計，嘗試讓外來的各類現代藝術形式能夠和在地文化、自然生態產生多樣而有機的結合。當東冬在銅門發展以部落為主體的各種藝術展演時，鎖定了「家族故事」為重要主題，為了讓更多人能夠理解和感受，他希望除了文字、展覽外同時透過影像來呈現，於是邀請在外的冷兒蘭一起回來加入團隊，拍攝這部以家族為主題的紀錄片。

在《Mgaluk Dowmung—正要連結銅門》中，冷兒蘭用鏡頭充滿情感地描繪了在地八個家族的十一個人物，透過他們真摯的面容、話語和行動，讓觀者耳聞到各個家族的遷徙路線和部落名稱由來，同時見到深植在他們每個人身上的文化與技藝（包括種植苧麻、織布、採藤、狩獵、治療儀式、銅門鐵刀、觀光導覽等），甚至是長者濃縮的生命史。

冷兒蘭說，這部片就像是她的「影像化田野筆記本」，而用其精鍊的話語串起其中一段段筆記讓它能更具全貌觀的靈魂人物，是1962年出生，片中第一個出場的在地重要文史工作者旮日羿．吉宏。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文字的旮日羿，師專畢業後回到銅門國小教書，因為愛和老人聊天，開始在自己部落裡作田調至今已超過二十年，並且有不少相關的著作。眼見耆老的凋零、文化的流失，他心中自然有許多感觸因而在紀錄片中如此喟嘆：

Gaya（祖訓）的具體實踐就是在各個生活層面，祭儀樂舞、巫醫、狩獵、祭典、農耕，在日常生活裡它是很實踐的，（但）一般人理解的只能是規範，因為這樣的生活已經不在了，過去了，也就是說，要通往傳統的大門已經關掉了……。

「要通往傳統的大門已經關掉了！」這一句話聽在東冬和冷兒蘭這些回到部落想要致力於文化實踐的Truku青年耳中，是震耳的重擊，同時也是啟發與動力，於是他們透過各自的專業和一起一起的努力，試圖重新打開這扇門，開啟與部落各個支系家族的對話與追尋，同時讓更多大社會的人透過藝術作品、樂舞、小旅行和各種展覽，認識、瞭解太魯閣族與銅門。青年團隊這幾年來的努力與各項成果展現，讓曾經有過對立、分裂的族人重新凝聚，也讓陪著他們一路成長的旮日羿，在片末欣慰的說看見了一線曙光。

在影展的宣傳podcast中被問及這部片最重要的關鍵字時，冷兒蘭毫不猶豫的說是「轉變」。的確，透過她的鏡頭，我們看到了放陷阱和拿槍的女獵人母女（正是她的媽媽與外婆）、與文創結合的銅門鐵刀，東冬在smapuh儀式中點燃的香菸，以及因為腰痛發明桌上型織布機的年長織女。文化在轉變，而且一直如此，並非是當代才發生。然而，如果文化一直在轉變，那麼是什麼支撐著Truku還一直是Truku？銅門還一直是銅門呢？

我想就是片名中的「連結」吧。只要在部落裡的人與人、人與祖靈（utux rudan），人與土地能夠持續的互動與連結，那麼所謂的「改變」未必是失去或令人害怕的衝擊，反而能夠成為讓文化更具生命力、繼續大步前行的動力，而這也正是冷兒蘭與東冬在這部紀錄片的片名裡特意選用了「mgaluk（正要連結）」這個太魯閣語字彙所想要傳達給大家的「現在進行式」意涵。

《masan caucau 成為真正的人》：找回排灣族的靈魂

提到原住民實驗小學，不少人可能聽聞過比令亞布校長令人驚艷的泰雅族博屋瑪國小，卻未必知道，實驗教育法通過後，這幾年陸續有不同族群、區域的原民國小，正以各種美麗的姿態努力在部落生根，繼而發展出別具特色的民族教育。其中，和博屋瑪同時在2016年變身為此領域之先驅的屏東三地門鄉排灣族地磨兒民族實驗小學，正是同為排灣族的撒舒優導演在《masan caucau 成為真正的人》這部片中所深入描繪的主角。

今年已是撒舒優第三度入選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而這也是我們相識的緣由。2013 年他以探討阿朗壹古道存廢議題的《最後12.8公里》首次獲選，隔年全國巡迴時隨片來暨大放映並舉行映後座談，深具人文氣質的導演與影像內涵抓住了我的目光，此後只要他一有新作，我都迫不急待地邀來暨大分享，包括談核廢料存放的《原來我們不核》（2015）、以部落托育班為主題的《作部落的人》（2016），以及這部探討原住民實驗小學核心價值的新片。

這四部撒舒優的作品，均致力在剖析重要的當代原住民議題。前兩部片的主角分別為阿朗壹古道和核廢料兩個在部落引發衝突與各方論辯的「物」，皆是具全國知名度的爭議性話題[1]，相對於此，後兩部探討原住民教育之紀錄片雖在議題聲量和受關注程度上較為侷限，但在我看來，卻是更加貼近原住民社會和導演自身的內在與日常，因此格外需要透過紀錄片做為認識與交流的媒介，讓非原民圈的人也能夠理解，進而引發更多的討論與省思。因為，這正是紀錄片非常珍貴的功能。

在影展的宣傳podcast中，撒舒優說之所以轉而關注原民教育和其身為父親的角色有關。拍攝《作部落的人》時，他的小孩正是讀托育班的年紀；開始動念拍《masan caucau 成為真正的人》，則是因為孩子升上小一進入地磨兒國小就讀。而這兩部作品的片名如此相似亦非巧合，因為正如前一部片的預告片中馬躍比吼所言：「那很可惜，我們過去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是我們的教育裡面，就是沒有如何做一個堂堂正正的魯凱人、排灣人」。不同的文化擁有不同的「人觀」，這是人類學的基本知識，然而在過往獨尊漢文化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裡，原住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所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離部落文化越遠。因此，地磨兒國小的民族教育所要作的便是扭轉這樣的矛盾，讓孩子們能夠真真實實地踩踏在部落的土地上，身體力行地感受、學習自身族群的文化，進而「成為真正的人」（masan caucau）—有排灣族靈魂的人。

Maljimalji vuvu Langpaw（謝謝杜蘭胞爺爺），今天我學習到好多，讓我更瞭解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希望以後不要變成是外面的人來教我們，我要，我要傳承自己的文化。

這是地磨兒實驗小學的葉姓學童對教導他們文化知識的耆老所道出的心得與感謝。在這部紀錄片裡，撒舒優細膩地描繪了三個不同世代族人—傳遞文化知識的vuvu（祖父/母層級的長輩）、老師和學生家長，以及小學生—在民族實驗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與心情感受，也藉此呈現了這個教育體制對三代之間的溝通與凝聚所發揮的明顯效益。其中特別讓我有感的是年齡和我相近的中生代，這個世代所面臨之文化失根的狀態雖不至於像澳洲「失竊的一代」那樣慘烈，但在過往「同化政策」的強大壓力下，往往不得不徘徊在原與漢、傳統與現代之間且被迫做出選擇，是最無所適從、也最被拉扯的一代。透過導演的鏡頭，我們看到導師楊萍除了作為長輩和孩子間重要的連結和溝通橋樑之外，面對婚禮這個學習主題時，她特意選擇了自己很陌生的「情柴文化」，就是想要透過課程和孩子們一同努力學習。還有片中看到孩子優異表現時在教室裡激動落淚的葉姓學生家長，雖然在外人眼中擁有相當不錯的學歷和成就，他的心中卻總遺憾著沒有能力捍衛自己的文化，無法為自己的文化說話，因此毅然而然地在親友不解的目光中選擇了讓孩子回到部落小學，成為第一屆接受實驗教育的新生。

對於所謂的「民族」「實驗」教育，許多人儘管同意文化的重要性，但總還是有所疑慮。一來是擔心原住民學生會因學「文化」而排擠到一般學習，以致缺少在主流社會裡的競爭力，二來是害怕孩子從實驗小學畢業之後，依舊必須回到一般教育體制無法適應，不想將孩子當成「實驗品」。撒舒優並沒有在片中直接回答這兩個最常被提出的質問，甚至明白地表達了老師和學生對於後一個問題的不安。「為什麼沒有地磨兒國中呢？」即將面臨畢業的孩子憂慮地問。

然而，如果細細品味這部片，相信你們絕大多數會和我一樣，感受到更多的是希望與期待。因為民族實驗教育所要翻轉的不只是過去缺乏原住民文化內涵的學習內容，還有老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方式，也就是要同時找回文化和學習的主體性。當你在片中看到這些小學生精彩的筆記、感想、小組行動，與問答、發表時展現的自信與認同；當你明白地感受到白髮蒼蒼的vuvu看著孩子學習文化時眼中的欣慰，以及孩子們對vuvu發自內心的崇拜和感謝；當你看到幾乎整個部落一起動員參與國小的文化課程…..那麼，對於上述有關民族教育的擔憂和疑問，或許會有更多可能的、不同於以往的想像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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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這兩部紀錄片的深入剖析可見林文玲（2020）在《中外文學》發表的<社會議題的中介與轉化：以撒舒優．渥巴拉特兩部台灣原住民族紀錄片為例>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