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you didn’t laugh, see you doctor … .” — Harry Maude

“If you didn’t laugh, see you doctor … .” — Harry Maude

1983年，浩鷗法（Epeli Hauʻofa）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說Tales of the Tikongs；1984年，太平洋著名歷史學家亨利．莫德（Harry Maude）在一篇短文中，這樣點評了這本小書：「如果[你看了浩鷗法的小說]卻不捧腹大笑，那麼你應該去看醫生[檢查是否有什麼毛病] …。」(1984, 45) 笑聲總是圍繞著閱讀浩鷗法的時刻，讀他的第二本小說Kisses in the Nederends（1987），笑聲恐怕只會更響亮、震耳。當然，浩鷗法也寫了幾篇重棒短文，深具啟發性且影響深遠（芭樂友可以參考重要翻譯《以海為身，以洋為度：浩鷗法選輯》）。

Epeli Hauʻofa (來源：Pacific Islands Monthly，1983年10月1日)

當然，眾所皆知浩鷗法除了是一位小說家、思想家外，他早期還是一位社會人類學家。他在澳洲新南威爾斯的新英格蘭大學、加拿大的麥基爾大學、澳洲的國立澳洲大學就讀，每一所都是世界名校。在這三校分別取得了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他也寫了三本論文：一本歷史學研究、二本田野民族誌。浩鷗法長年（十多年）在西方學術界的嚴謹的訓練與專注，與上述的戲謔作品呈現了高反差。

浩鷗法中、晚期的作品與個人特色太強烈與極端，使得他在西方學術的訓練變成了很遠的背景，或僅僅是作者介紹欄裡說明性的補註。在這裡我想要做的是放大（zoom in）浩鷗法的學術訓練背景，並縮小（zoom out）浩鷗法個人。讓我們跟著浩鷗法到加拿大，一窺他的學術訓練環境：

快速發展與專業化的高等教育

浩鷗法在1960年代中期到加拿大魁北克省南部的麥基爾（McGill）大學就讀。二戰後的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快速擴張，聯邦政府與省政府對教育預算的投入、年輕人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對比於二戰前）也大幅提升，外國來加拿大的留學生也增加，新的大學與系所也在擴增。在1950至1970年間，平均加拿大多數大學註冊的學生人數翻了一倍。浩鷗法所就讀的麥基爾大學，在這二十年間，學生人數增加了128%，而學校預算更是大幅成長了數倍(Frost 1984, 258)。在學校預算大幅提高與大量學生的需求，實體的教學研究設施擴建與研究氛圍，更多授予更高的學位，麥基爾可以說是「煥然一新」(Frost 1984, 260)。[i]

這種高教的擴張不只呈現在學生人數與硬體設施，也反映在教職需求的增長與教職市場型態。許多大學的的正式教職人數增多，人類學系更是如此，一些人類學系所的教職在這個時期也增加了一倍，這是一場教職申請者佔上風的遊戲。對於專任教師的高度需求，也形成了教職市場的特殊現象，博士候選人在畢業前就已經找到職位並不在少數，教師不斷地跳槽到下一所學校也非罕見。曾任職於麥基爾的知名考古學家Bruce Trigger (1997) 回憶，在1960年代中期，專任人類學教師由三位增加到了六位。在1962至1965年的徵聘的二位人類學家在二、三年內即離開；另外，在1966與年67年間，又聘任了四位年輕的人類學教授，但全在1970年代初期即離開麥基爾，當時很少有教師一直待到退休。

1967年的McGill校園（來源：McGill University Yearbook 1967)

在加拿大學高教擴張時，多數的社會學與人類學都是在同一個學系當中。然而，在高教擴張過程中，人類學科也不斷地專業化，在研究方法與區域上的關懷也展現不同的發展—社會學以加拿大社會研究主題 (例如，移民)；戰後的人類學則是在加拿大北邊的原住民、中南美洲、非洲與東南亞 (Trigger 1997, 92)。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許多人類學、社會學的聯合科系內部不斷歧異與爭論，許多人類學系在1970年代初成立獨立系所。

浩鷗法對於在蒙特婁的生活幾乎沒有著墨，但在麥基爾校園他極可能見證了不寂靜的年代。1960、70年代社會的騷動與學生運動，參與反戰運動，並要求課程更民主化、要求讓學生有更多參與學校和系所的運動 (McNally 2013, 109)，靜坐、遊行、抗議等活動，可能是浩鷗法日常所見。

加勒比海的人類學研究

浩鷗法在麥基爾時在寫了一本關於加勒比海千里達的碩士論文，他前往了剛剛獨立的千里達及托巴哥共和國進行了短期的田野，輔以一些政府檔案，寫成了關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民眾之間溝通的民族誌。浩鷗法會在千里達研究也反映了當時加拿大人類學的情況。

加勒比海作為人類學的研究中心在20世紀中期開始，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美國對於加勒比海在地緣政治、經濟與學術研究是一同發生的(Thomas and Slocum 2008, 127)，並「標示出了此加勒比海做為人類學研究的關懷與研究『問題』」(Thomas and Slocum 2008, 128)。此時許多的資金的流入到學術研究當中，例如，洛克菲勒基金會與波多黎各大學的社會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cial Research）的合作。而福特基金會也資助了與西印度群島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的社會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的合作計劃。

而浩鷗法也受惠於這波加勒比海的研究，前往了千里達的太子鎮南方的村落做研究。他參與名為「加勒比海跨院校合作訓練聯合會」（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Training in the Caribbean）計劃，此計劃是由福特基金會資助，並由位於紐約的RISM（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與西印度群島大學來籌劃與主導。從1966年至1968年，參與的北美學校包含了麥基爾、蒙特婁、布蘭戴斯（Brandeis）與史丹佛等大學。在第一年的夏天，就有26位研究生前往加勒比海從事調查研究。這些研究生在出發前需要參與一些行前的研究討，並在田野之下，接受論文書寫的研討會，以協助研究生完成其學位論文。

麥基爾三年都在此計劃當中，這三年分別由人類學家Richard Salisbury、Frances Henry與Joan Miller帶學生到加勒比海島嶼從事田野調查。在RISM的訓練計劃下，麥基爾共產出了八本碩士論文與四本博士論文(Trigger 1997, 93)，此時期的研究主題包含了加勒比海的酗酒、青年、村落企業、採礦等政治與經濟議題，取代了過去以親屬與宗教為主的研究(Henry 1969)。浩鷗法即是在在第二年（1967）的團隊前往了千里達，[ii]在千里達專家Frances Henry的帶領與指導之下，完成了他的千里達的論文（1968）。

從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到無神論

在此，我先將時間往更早推，並從麥基爾與千里達拉回太平洋。如同多數人所熟知，浩鷗法的家庭是十九世紀中葉起基督教派從中太平洋往西太平洋一波波擴展中的重要一環。歐洲傳教士也在太平洋島嶼訓練當地的宣教師，作為傳教的先鋒到其它太平洋島國教傳。浩鷗法的父母即是衛理公會教派（Methodist）的海外宣教師，在20世紀初來到了巴布亞紐幾內亞東南角的Misima島，而浩鷗法也是在該島出生，高中的時候來到了衛理公會在斐濟的雷雷安紀念高中（Lelean Memorial School）就讀。

然而，浩鷗法與基督教會的關係是在大洋洲社會中是獨特。基督教會在多數的太平洋島嶼村落、社區，乃至國族主義都佔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且相較於許多太平洋區域的幾位重要思想家與重要人員將基督教與大洋洲社會文化之間的融洽接合，浩鷗法卻總是在他的筆觸之下將教會嘲弄一翻，並直指基督教對於大洋洲社會的負面影響。

在一段訪談中，浩鷗法說他大概在二十五歲上下時就漸漸離開了教會，之後成為了無神論者。浩鷗法二十五歲上下時，正值他在海外（新英格蘭大學與麥基爾大學）留學期間。在1960、70年代，澳洲社會正面難著社會世俗化，教會的參與者在這個時期有可觀的下降。與此同時，位於法語區的蒙特婁也面難著官僚、教育與社會組織的世俗化過程，原本為天主教會所主導的各項政策，開始被世俗化、官僚化的國族主義所取代(Handler 1988, 108)。似乎，基督教在浩鷗法想法上的轉變，與他在澳洲與加拿大的大社會環境相接合在一起。

結語

浩鷗法並沒有出過自傳，至少目前沒有發現，僅僅能從的作品的細節中，以及幾篇的訪談之中，再做一些脈絡的研究，來一窺（甚至是想像與拼湊）他在每一個時期、每一個地方的所見、所聞與所思。他在麥基爾讀人類學時，可能系上正在招聘新的教師；校內的醫學、化學、生物學、病理學、法學與機械學系的大樓正在興建與修繕，他走在路上可能見到不斷的施工工程(McNally 2013, 108)；他可能發現人們不再對於宗教那麼感興趣；他也可能在往圖書館的路上發現學生在靜座抗議，聽到對課程民主化、學費調降與學生參與系所與學校決策的訴求；他可能遇到系內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即將分裂、個自成家的討論；系主任Richard Salisbury[iii]可能建議浩鷗法到澳洲唸書並到巴布亞紐幾內亞做田野。

浩鷗法的思想是複雜的、人生經驗也是複雜的。目前筆者正著手書寫回顧浩鷗法青、壯年的生命經驗、所處環境與想法。讓我也得以跟隨著浩鷗法豐富的生命經歷，穿越時空來到了1960年代中的McGill與千里達Princes Town；當然，還有1940年代的Misima島、1950年中期的Davuilevu、1970年代的坎培拉與Beipa’a，以及1980年代的Suva。從太平洋到加勒比海；從殖民小鎮到戰後舉辦世界博覽會的都市。似乎，浩鷗法的故事（text）中有更多的故事（context）值得細細探究與思索。

參考文獻

Frost, Stanley Brice. 1984. McGill Universi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Volume II, 1895-1971.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Handler, Richard. 1988.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Quebec.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enry, Frances. 1969. “Introduction.” In McGill Studies in Caribbean Anthropology, edited by Frances Henry, 1–5. Montréal: McGill University.

Maude, Harry. 1984. “If You Didn’t Laugh, See Your Doctor ...” Pacific Islands Monthly 55 (5): 45.

McNally, Peter F. 2013. “McGill University and Quebec City in the 1960s.” Fontanus 13: 105–15.

Thomas, Deborah, and Karla Slocum. 2008. “Caribbean Studies, Anthropology, and U.S. Academic Realignments.” Souls 10 (2): 123–37.

Trigger, Bruce. 1997. “Loaves and Fishes: Sustaining Anthropology at McGill.” Culture 17 (1–2): 89–100.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