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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of the Journey, the Flow of Life

Notes on an Anthropological Participant Observer

作者:羅素玫 Alik Nikar

牛奶芭樂。圖片來源:http://065119345.tw.tranews.com/
牛奶芭樂。圖片來源:http://065119345.tw.tranews.com/

每次要加入芭樂輪班大隊的時候我都會有點遲疑跟焦慮,因為到底要寫甚麼才能夠像卡卡那麼辛辣性感(Trust me!她穿著英國風套裝加窄裙和絲襪的模樣還真的挺那個的),還是像丁丁一樣既文藝又激進,年輕有朝氣,或是像芭樂貓,隨便喵喵兩句就可以把考古學的現場活靈活現的呈現出來。這次還是逼自己送出一篇半熟的芭樂文,而且又是一顆打著溫情自省牌的軟芭樂。唉,我雖然有心想要來個大突破,可能也很難了,人活到這個境界喔,還有一大堆的責任跟義務要扛呢。半熟的,也可以試吃看看啦。

這學期開文化人類學通識,由於是最後一年輪值開課,也更想要整理自己的想法和更了解學生在課堂上學習的情況。而每一年我都會重新調整課綱,讓整個課程的流暢度更好些,也希望學生可以接觸到最新的一些出版品和有趣的當代議題。同時也要求自己舉例可以更廣,雖然講自己的田野和研究經驗的體驗總是最深刻也最容易掌握。但可能有的時候,學生不見得都能體會這之間的差異,老師照著一些教科書的文本跟按著課程主題講述一部份自己研究的概念如何開展,在方法與概念上面的學習到底有多大的不同。

最近剛從文化的定義滑行通過田野工作方法與認識論的介紹。文化是甚麼?到底文化是怎麼一回事?站在講台上,引用的是課本裡泰勒的陳年定義,還是歡迎光臨人類學的作者拉希特整理的四個文化定義的文本。而田野工作的方法論和研究步驟的介紹,也希望讓學生體會真實的人類學者工作的過程,和擴大這個工作方法可以運用在不同學科領域的空間。

最近因為工作和田野裡的事情比較頻繁地在學期間利用週末回去,而這幾次田野好像也突然變得,嗯,不太一樣。不太一樣的原因有好幾個,一來是因為自己年紀不小了,不再像剛出田野的時候是屬於青年階層,到哪裡都是負責工作的、掃地的或整理場地的,現在我跟我的年齡組一起參與部落的公開活動時,雖然有時還是會負責煮菜和廚房的後勤,但基本上我們已經有下面的階層可以派遣了,我也可以不用再撩下去,因為,跟著青少年階級一起掃地,鐵定會被自己的年齡組嘲笑是在破壞規矩,哪裡有老人家在掃地的啦!站到旁邊去看去!!!這個責任的調整與年齡組織的成長和規範,一直有著非常清楚的規則。

然而,我們作為一個外來的觀察者,因為學習的過程與加入年齡組織,很榮幸地被給予一個部落中的位置,而且,不可避免在某些時間之後,悄悄地成了外來的局內人(insider)。但這個位移並不是永久的,也不是固定的,而且可能只有在內外界限交接的地方,可能,會鬆動與影響我們參與、感受與理解一些現象的方式。就像石堆裡的人類學家蛋蛋博士,有一次在開部落長老閉門會議的時候被支出去關在門外,他想進去頭目也搖頭不准,更何況他還是階層組織下面拉中橋階層的副組長,幹部耶。至於我這個另一位深深埋在石堆裡的人類學者,也常常會自己挑戰,到底報導人願意對我述說和呈現的邊界是在甚麼地方?

局內人的參與觀察者也有另一種困擾,一個我過去指導的學生告訴我,他想要進行反身式田野的報告,他要研究自己參加好幾年了的學校社團。我跟他說,好,那我們在方法跟過程上來試試看是不是行得通。結果雖然他作的研究與成果都順利完成了,但對於反身性的觀察者這部分,他則告訴我一些讓他覺得很驚訝也不自在的經驗和反省。例如,因為他已經是高年級的學長了,負責社團的幹部包括社長都是他的學弟妹,原先他以為這樣大家應該會告訴他很多事,結果有兩次工作會議的挫折經驗,一次是開會過程中,只要他一開口,其他人就用敬畏的眼光看著他,因為他是學長,也不管他真的講些什麼,反而是會有人盯著他的筆記本,到底是在寫些什麼。而另一次工作小組的會議,每個人都收到開會通知,單單只漏了同為工作小組成員的他!他原先以為自己是個局內人,但因為研究的工作的開始,他有時反而會被區隔成為另一種局內的局外人。雖然他的研究結果得到一部份社團成員的肯定,認為是他整理且為社團留下了歷史,然而難免有人質疑起他,難道你來參加社團是為了寫論文的?這個質疑對他來說有點受傷,可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談起這個片段,也都覺得真心誠意地參加社團與作為研究者必須偶爾抽離開情境與情感來論述與書寫,兩者雖不必然矛盾,但在某些時候產生模糊不清的界線,又或者從某些人的角度看來,可能還是會持懷疑的態度。

最近我在田野中一個參加年齡組夥伴母親葬禮的經驗,也讓我再次檢視自己這個內外兼具的參與觀察者的角色與定位。一接到壞消息時,我立刻打電話給組友身邊親近的同組朋友,因為我知道喪家一定很忙,我要先了解一下狀況。而按照過去的經驗,同一個年齡組的組友在這種情況下,必定會在傍晚下班後立刻到喪家慰問與準備幫忙。我問情況並關心時,接電話的組友突然說:「他就在我旁邊,我把電話拿給他,你跟他說。」他是從我到田野的第一年就幫助我許多的組友,我叫了一聲他的名字想要安慰他之後,居然就難受得哽咽而說不出話來了,他在電話的那端等了一下,沒有聽到聲音,就開口跟我說:「你不要太難過了。」我這才趕緊努力出聲說:「你也是。」因為他們在忙,我也趕緊說再見掛電話了。掛了電話,這才覺得自己怎麼這麼不爭氣又愛哭,而且還讓人家先開口安慰我。這,好像有點主客移位了?

之後的幾天我陷入一種深深的阿美族式葬禮文化的焦慮中,親族與年齡組在這個時間都要盡量在晚上到喪家去陪伴守夜。但是學校工作又不可能讓我提前請假下去,還好接到葬禮時間通知是在學校的假期間,我稍稍放心的把時間車票訂了,決定一定要下去,而且要從前一晚陪伴喪家到葬禮完成的漁撈祭(Paglang)結束才離開。一個令人尊敬的阿美族長者過世了,家人和親族一定要把葬禮好好的安排完成,尤其是年紀已經八十幾歲了,一定要在葬禮的隔天才進行漁撈祭,不可以因為怕耽誤大家回去工作的時間而匆匆在葬禮當天就作漁撈祭。我跟媽媽協調照顧小孩的時間,媽媽則有點不解,她說又不是親戚,去公祭致意,送白包過去,就可以離開了。嗯,我沒多說什麼,只是跟她說我去的時間跟回程的時間。

葬禮進行前,我有想過是不是要拍照作記錄?可是我又覺得,自己是來參加葬禮的,研究的角色是其次了,因為喪家很忙,組友忙了很多天精神也不太好,所以我沒有在葬禮之前去問他拍照與否的事。我決定不照相,原因有幾個,一個是我一定是一邊哭一邊照,真的還挺難的,我選擇陪伴在旁邊,用組友的身分來送他的媽媽最後一程。阿美族的葬禮並沒有照相的禁忌,葬禮進行的現場,喪家的親戚也有幾位走了出來用手機拍了照片作紀念。而我,坐在親友席上,感受喪家失去親人的痛,與自己不能再在每次到組友的家時,看到他的媽媽坐在門口親切的招呼,眼淚更是嘩啦嘩啦的流個不停。筆記要不要寫呀,好像也還好啦,寫是為了要記錄所了解的與更深刻地體會文化的意涵,只是,到底作為親愛的朋友跟作為人類學研究者之間為什麼會有點卡卡的?主客位的論述似乎變得有點詭異。葬禮結束的隔天進行漁撈祭的時候氣氛就輕鬆得多了,我拿出相機幫他們兄弟姊妹拍照紀念,也拿著筆記本記錄著他們正在討論跟檢討葬禮過程的問題,但突然一位朋友經過我身邊半開玩笑的說:「你還要寫筆記喔!」我對她的反應笑得有點尷尬。但我事後想起來,嗯,應該要回去問她,妳的意思是我已經觀察過那麼多次了,這樣的場合也很熟悉了,還要作筆記嗎?還是大家都放輕鬆休息了,妳還要寫筆記喔?還是,另一種可能是,妳不是來陪伴組友的,為什麼還要寫筆記呢?

隔了幾天,我剛好又因為工作而回到部落,組友找了時間,請我和整個來幫忙過的年齡組一起去家裡聚餐,在阿美族的習俗裡,認為這算是繼續陪伴喪家度過這段憂傷的時期,而離開的時候,我也安慰組友,不要不習慣長輩已經不在了,他告訴我,組友這段時間常常來到家裡陪伴他們夫妻。我也跟他說,下次回來我再來看你們。依照目前的習俗,喪家是依照天主教習俗,在亡者過世作完葬禮與漁撈祭之後,還有一個作四十天的儀式。十多年前,作四十天都是以殺豬的方式進行,但今天已經大多改成辦桌的方式,以減少工作的麻煩。

我民國87年第一次參加都蘭的年齡組織,雖然不是像男生一樣被認可的組員,但組友們很開放地認同我的存在,把我當作和其他的小姐成員一樣。都蘭的年齡組織大約在二十年前左右開始接受部分年齡組,尤其是青年階層,有未婚的女性作為該組的小姐成員,否則傳統上只有結了婚跟著先生加入年齡組的方式被認可。因為未結婚或先生未參與,小姐組拿的隊服和吃飯都只有一人份,所以可以少交500塊的費用。過去在豐年祭期間我就是以參與被分配的任務工作和觀察記錄為主。在豐年祭三天的公開活動結束之後的隔天舉行漁撈祭paglang,重要的工作是要為全組的成員點名,在公開介紹與向各方向鞠躬之後,喝完一杯米酒向大家致意。組友一直為我留了一個點名的位置。但從兩年前開始,負責主持的會計在點名結束時突然特別要我站出來,要我向大家報告一下,當年的觀察心得。第一次站在組友面前公開說出自己參與年齡組活動與對豐年祭的想法,而且是完全沒有準備過的,我很緊張自己口才不好表達不週,我記得那時我只是很單純的把當下的想法向大家報告:「從民國87年開始參加拉贛駿的組織,已經過了十多年了,我還記得大家當時年輕英俊又美麗的模樣,還有我們大合照的紀念,今天我們都變胖了,臉上的線條多了,肚子也變寬了,但是我真的很榮幸能夠被各位接受成為拉贛駿的一員,而且我也覺得很驕傲,因為我的同組組員成功的完成了今年第二次擔任部落中堅份子總管組(mikomoday)的工作,未來我們也將一起跟著年齡的增長繼續往上一個階層晉升上去,直到我們都走不動了的那天。謝謝大家!」事後一位資深組員坐到我的身邊來跟我說,他真的覺得,從加入的開始一路相伴,相互扶持,真的是年齡組織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另一次讓自己有種被內外在交錯位置敲腦袋的經驗,是去年豐年祭的一個早上,所有的年齡組婦女要依照被交代的時間到婦女組的大姐姐那邊集合。由於當天不是週末假日,年齡組資深的婦女組成員早上都要先上班,我到組員開的早餐店買早餐要離開時,組員又大聲地把我叫回去,跟我說:「Alik!今天早上幾個資深的都沒辦法到,妳要教那些不會的喔!」當下我覺得很有意思,嗯,加入年齡組織15年的時間,習得一套年齡組織的規範和活動的進程,以及進入婦女組組織這8年來,文化真的是我學習而來的實踐。在某種程度上Mala-‘Amisay to kako!我已經變成阿美族了,我很榮幸地被阿美族文化給濡化(enculturation)了。我們原先是以參與觀察者的身分進入田野的,然而,我們在這個經驗累積與實踐的過程中也不斷地被觀察,被挑戰與被肯定,未來,這樣的過程可能也不會停止,也將伴隨著我們工作與生命的過程,持續不斷地成長變化與融入我們對於自己、被觀察者與其所在社會的認識。

文化是後天習得的,文化是實踐而來的,文化也是一種預期的行為。原來文化不僅只是我們在觀察他者文化時的一套定義而已,文化也是我們自己身在異文化的脈絡之中,透過我們的身體真實的從生命與生活細節的互動中學習而來的。驀然回首,竟這麼自顧自地看到自己在田野中的身影,我一直以來都沒有這樣思考過自己和田野之間的關係,而此時也才突然地發覺,原來這段旅程的盡頭,終將會是一條以生命緊密交織的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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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玫 Alik Nikar The End of the Journey, the Flow of Life: Notes on an Anthropological Participant Observer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4532)

回應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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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類學家既是研究者,也是和當地人一起度過社會生活的人,很難避免純粹投入與客體化之間有情感與智性的拉扯(這是對實證科學觀下的研究為真的二分;至少,對我田野地的人而言,智性理解怎可能沒有情感涉入呢?)。田野工作必然會捲入研究者的身心靈,沒有拉扯、反思與來回辯證,絕不可能產生深刻、細緻、有人性且有生命力的人類學知識。有多少程度的捲入,往往需要相應程度的客體化--如果我們自認研究者是個人很關鍵(如果不是終極)的認同的話。這是我最近不斷被田野地居民要求投入、介入的初步心得。

2

哈哈,關於蛋蛋那一段事情,我想是局內/局外相當弔詭的例子了。

當時被拒於會議之外,是由於蛋蛋住在部落裡頭,又是最年輕的老人組副組長,想想應該可以進去旁聽關於新的年齡組命名會議。但是該會議僅准許顧問團的長老參加,部落內部其他人一律不准進入會議,連頭目的女兒也不例外,結果只好在該會議結束之後,試圖透過與幾個老人家閒聊來「還原」會議現場。

事後想想,若蛋蛋沒有部落中的位置,單純是一位「外來」研究者,搞不好可以被允許進入會議呢。

當田野不再只是田野,而是生活的「家」時,到底過去方法論課堂上教的「離開田野」階段要如何實踐呢?假若身體不能離開,那麼,智性或者情感真的可以單純的離開嗎?或者,當我把情感,身體與心智區隔開來時,是否也陷入了一種特定的文化概念分類中?

3

嗯,兩位的回應比正文還要精彩喔!

關於情感、身體與心智隔開的問題,假如回到我們自身經驗的反省上時,似乎這個人的整體要如何在我們書寫民族誌中被感知和理解還有一些距離。不過,搞分裂的很可能只有人類學者,而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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