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的「問題」

由於敘利亞內戰，造成湧向歐洲的難民潮，許多鄰近國家對待這些難民的態度是避之唯恐不及，竭盡全力地阻擋驅趕，眼不見為淨，無心也無力處理這些蜂擁而至的難民。大家對於媒體所發出的各種悲慘的影像訊息，在客廳的電視機中旁觀他人的痛苦，但只要一個按鈕，轉台或關掉電源，難民的問題就暫時從眼前消失，直到一張幼童亞倫溺斃土耳其沙灘的照片，才開始觸動到世人的心，迫使各國領袖正視難民的處境，以德國為首的幾個國家願意伸出援手，收容這些流離失所的男女老幼。但這些難民經過千辛萬苦長途跋涉之後，雖然人身安全得到保護，能否如童話故事結局般的幸福快樂，接下來的安置是真正的考驗，除了滿足基本的溫飽之外，還要過一個像人般生活，這牽涉到各種社會資源與經濟活動，而對於收容國而言，是否能夠負擔這些資源，以及國內人民擔心福利與工作被排擠疑慮等，甚至給予這些難民身分到什麼程度（公民、居留、或無國籍等），每一項都牽動到複雜的政治和社會神經，對各收容國政府構成嚴峻的挑戰。

很多人對於收容難民的疑慮在於認定難民會帶來的負擔，因為他們逃難時一無所有，只能依賴著別人的施捨收容，就如我們看到許多難民營的景象，認定他們從此必須靠著援助寄生，而對難民產生歧視與偏見。此外，因為宗教、文化或外觀實際的差異而被標示的「外人」身份，經常會出現「種族化」、「問題化」的現象，而造成與在地社會族群間的緊張，產生了寄人籬下的「雙重弱勢」。然而，成為難民並非這些人所願，逃難是為了追求更安全的環境，一旦有機會，他們也會如你我一樣自食其力過著有尊嚴生活，甚至可以對當地社會有所貢獻。但這如何可能？當初我會進入流亡藏人的生存與生計的研究時，也有同樣的疑問，我想知道的是，流亡了半個多世紀的「資深」難民群體，被迫成為難民以及出生就成為難民的下一代，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

印度的收容與侷限

自從1959年中共佔據西藏，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藏人被迫流離，成為難民或無國藉的人。根據聯合國難民署《一九五一年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第一條的定義，「凡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其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見解或於某一特殊團體遭到迫害，因而逃離了他或她的本國，並且由於此畏懼而不能或不願回國的人」，這些逃離西藏的人，包括達賴喇嘛都成為難民，然而因為印度政府並沒有參與簽署聯合國難民總署1951年的公約和1967年的議定書，對於難民身份的承認和保護的程度由印度政府自行決定，印度政府如何看待與對待流亡藏人的態度就決定了藏人在印度安置的基本條件。除了人道的理由之外，藏人當然希望能夠返回西藏，所以印度政府視這些藏人的流亡為短暫的現象，而給予收容和庇護。當時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在1959年5月4日的演說，表達了基本的態度：

 「…我們應該讓這些難民能夠自食其力，並給他們從事許多事情的自由。廣義來說，我們不想將他們如犯人般的關在難民營裡面…，我們對這些進來的人有責任，不能讓他們流散在印度，…我們有絕對的權利可給予庇護。我要說的是，達賴喇嘛在印度有完全的自由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或回去西藏。」

相較於其他在印度的難民團體，從1959年到1970年代的流亡藏人，得到印度政府給予相當妥善的照顧，例如，即使印度政府沒有給予正式承認，但還是允許達賴喇嘛設立流亡政府(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雖然印度的法律規定外國人是不能在印度擁有財產，但也提供了藏人土地和房舍以租用的方式建立定居點(settlements)；此外，直到1970年代進入的藏人包括其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印度政府給予居留證(Indian Residential Certificates)，據此可以工作和國內旅行的權利，此外也給予印度的身份證，其效力等同於護照，可以自由地出入印度國境，同時也享有基本的醫療照顧。根據印度的法律，印度政府沒有義務要協助難民，但印度政府卻選擇給予流亡藏人這些服務與機會。然而隨著中國對西藏的控制日深，以及每年持續數百名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進入印度，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群日漸擴大，印度政府決定對於從1980以後到達印度的藏人不再提供任何協助，拒絕給予居留證和身分證，同時也不再提供新的土地配給。

難民的創新經濟

這些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在定居之後，重要的生計來源是冬季在印度各大城市販售毛衣。雖然有些藏人分到耕地，但都是當地人認為太偏僻或不宜居住的地方，耕地狹小，加上土壤貧瘠、缺乏灌溉用水，單靠農作還是無法維生，因此必須另謀生計。我在印度的西藏地圖第五張，描述了藏人如何找到Ludhiana的印度毛衣製造商Lala（印度話為企業主，類似我們的中小企業老闆的意思）的過程。由於藏人沒有足夠的資金，靠著和Lala彼此間的信任，先行賒帳取貨，待賣了毛衣之後再付清尾款。藏人從季節性毛衣生意賺取維生所需的現金，而印度Lala們的貨品則透過藏人在各地的毛衣市場得以銷售到全印度。這種協力合作的產銷體系信貸關係只有給藏人，而沒有給同族群的印度人。在將近40年長期和藏人生意的合作之下，有些Lala連藏文都會講。這些Lala因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時候，自己的家族也有歷經流離失所，遭遇過一無所有的難民處境，讓他們對待流亡到印度的藏人有更多的同情，於是印度的難民後代和外來的西藏難民共同編織了Ludhiana的毛衣產業。

佛教起源於印度，但是到了13世紀伊斯蘭教入侵之後，印度佛教從此在印度本土式微而滅絕，但是印度佛教的傳統卻在西藏被完整地保留下來。由於藏人的流亡印度之後，在南印度重建格魯派三大寺，延續佛教經院的教育，達賴喇嘛以及其他高僧到世界各地弘揚佛法與慈悲的精神，而使得印度佛教的傳統，從西藏又回到了印度得以延續，並開始往世界各地散播，吸引了來自各地的信徒到印度拜訪各大佛教聖地，增加印度觀光的收入。尤其當達賴喇嘛在這些佛教聖地舉行大型法會，所帶動的人潮與經濟規模，相當可觀。例如2012年在菩提迦耶（Bodh Gaya），舉辦第32屆時輪金剛灌頂法會長達十天，一次就匯聚了龐大的資源，二十萬人的食宿交通為印度當地的觀光產業帶來莫大的經濟助益，各類餐廳、旅館、人力車、計程車都大發利市，甚至牛棚都要讓出來充當民宿，展現了佛教經濟的彈性、規模與能量。而法會期間所募集的資源集中在社會文化等公共事業，除了給流亡藏人文教事務之外，也捐贈給印度比哈爾邦首席部長的急難救助基金會，作為支援鄰近菩提伽耶當地居民年度的眼球營計畫及印度兒童教育資助，並且支援菩提伽耶正覺大塔的維護工程，鼓勵保護菩提伽耶的自然環境。對於比哈爾邦這個印度最窮困的省分，這些資源如久旱的甘霖（詳見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四張）。

就在這些有限的自由，以及寄人籬下的狀態，流亡藏人在印度不但沒有搶走印度在地人的飯碗，反而以創新的型態為印度的毛衣產業和觀光產業帶來助益。藏人流亡到不同的國家安置，因為收容國社會組成、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程度而有不同的經濟機會，但卻共享一套難民的生存邏輯：

「我們是難民…西藏難民分散在印度、尼泊爾、瑞士、日本，我們的法王達賴喇嘛希望，我們不論在哪裡做生意維生，都不要搶當地人的飯碗。例如在瑞士很多人從事林務工，在日本就以佛教繪畫維生，在印度的藏人就賣毛衣。在尼泊爾當地人不用的羊毛，我們就應用在地毯、外套等。如果我開一家茶館，就會造成競爭而傷害到當地人，但利用羊毛就不會。」

慈悲的正向循環

難民現象的產生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衝突的鏡像，流離的困境對於難民與收容的國家都同樣是一種壓力，兩者之間如何互動，影響難民的生存處境與生存策略，也對收容國的社會產生影響。印度的流亡藏人在有限的條件下，還能創造出有價值的難民經濟，對當地社會的經濟提供實質的貢獻，說明了給予自由和機會，難民不必然成為收容國的負擔，而可能是正面的資產。當然，若能賦予更完整的權利使難民能夠充分發揮能力的話，他們所能展現的能量必然更大，正面的循環產生於對落難者的慈悲，也就如佛經所言：「諸欲休息者之休息處，諸欲庇護者之庇護所，亦是無依怙者之依怙處，…能令一切有情如其意樂與願望而得圓滿，…皆恆時以種種作最勝守護、救護與密護」（聖妙吉祥真實名頌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