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到交大「中正堂」（奇怪的名字）觀看「眼淚」，一個百味雜陳的觀影經驗，看完的第一個念頭是有好多人身不由己，人人都會犯錯，我們誰也沒有辦法對「錯誤」置身事外。片中最強烈的人物形象無非是蔡振南飾演的刑事警察，在片子的前半部他一直是觀眾情感投射的「對象」，他幫助檳榔西施，默默到老人安養院作義工，當其它警察對「毒蟲」瘁死「小案」想交差了事時，他堅持查到底要還死者一個公道。縱然片子前半段一再模糊暗示，他有個不為外人道的「過去」。然而他的所作所為已然是我們的「模範」─做人就該是這樣，雖然我們一般人沒有這樣的機會和決心做到。以致於當他最後在受害人的後輩面前，坦承他過去基於上級交付的破案壓力，而刑求逼供羅織他人罪名的錯誤時，我們坐在銀幕前面的人也似乎跟著一起認錯，不是對他的錯，而是對我們自己生命中大大小小的錯而懺悔。

在蔡振南的強烈形象下，其它演員成了背景，我到現在還是搞不清楚那個害人吸毒案詳細的前因後果，也搞不清楚老郭（蔡振南）是被誰「嵌布袋」，誰造成他被強迫退休…。這些在看柯南時的主要劇情和癥結，在這部片裡似乎變得不重要，我也沒有動力想要搞得清楚它，因為老郭的生命故事才是「重量」所在，在這個重量之下，我們每個人被拉到內心最無遮掩之處，無法遮掩之處，那個我們每個人心知肚明的殘缺的「我」。上帝如此公平讓每個人都曾經犯錯，懺悔應該是這個社會文化裡的「一大塊」不是「一小塊」，也是我們得以「共同生活」的重要「交織線」。

交大和清大頭前溪社的同學們主辦了這場放映，閃靈Freddy和清大姚人多老師來座談，因為「眼淚」的全台放映，Freddy從南到北奔波到處去與談（不好好在家練唱），姚老師也第一次越過交清小徑到交大來（據說是因為交大校園全面禁菸的緣故，不大適合他）。姚老師基於他的政治本行，希望這個社會像老郭這樣的人越少越好─一個被政治暴力扭曲的可憐人，如他所說的這樣的人「一個都嫌太多」，雖然這樣的期待是不可企及的。當台下觀眾受到太大震撼還沒有辦法提問時，主持人提出我們的社會具有「懺悔的文化」的重要性，鄭文堂導演付出他的心力替這個社會塑造這樣的文化。因為這樣的發言，Freddy把話題帶到最近社會上對於死刑犯的討論，某個公眾人物將社會上的人簡單區分成「好人和壞人」的危險，誰沒有犯過錯呢？其間同學們提到這樣的「政治暴力」是不是離我們很遠了呢？清大李威宜老師提到面對復仇我們如此難以理性判斷對錯，因為我們一般人很少會有那麼深的創痛和陷得那麼深的情感糾葛。這些發言都有關一件事─「正義」的維持和對「犯錯」的同理（對當事者來說是「寬恕」）如何共存。

不管是「轉型正義」的議題和最近對死刑的討論，這兩件事─「正義」和「同理心」是如此地糾結，雖然國家暴力落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釐清離轉型正義的標準還那麼遙遠，而死刑犯的議題牽涉到的不僅是冤獄問題，而進一步是我們的社會如何看待「犯錯」的問題。兩個議題放在一起恰好給我們一個機會討論正義、同理和寬恕的時間性和空間性。

這部片最令人驚愕之處是老郭在被害人後代面前認錯之後，遭到報復導致失明。做為觀眾的我偷偷問了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他不要那麼勇敢坦承的話？情況會怎樣。他或許編了一個不著邊際的空話，既告訴小雯實情又遮掩掉他的罪行，他還是可以繼續對他們母女好…（我是那麼不勇敢，才想到這個可能的結局）。其實早在他決定偷偷幫助他們母女，並住在一個無人照料的旅館之前，他已經給了自己一個審判，他錯了，他要用一輩子的生命來償還這個錯誤…。然而我突然驚覺到，現實世界有更糟的可能情況。有些人甚至不進行自我審判，有如我在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的世界各國相關資訊裡所看到的：某些極權國家的情報頭子在國家轉型為民主政體後，繼續當高官坐領高薪。換句話說，老郭是在此刻的台灣，在鄭導演的鏡頭下才有可能自我審判，如果是在1990年之前的台灣，他有可能升官發財，坐領高薪？這部電影把我從現實世界的冷酷和自我懺悔的憂傷中來來回回拉扯好幾趟，原來審判是這麼關鍵。

審判是懺悔和贖罪的先決條件，不管是公權力的審判、社會的審判或自我審判，如果沒有這道審判的手續，我們的「惡」繼續飄移在無所不在的空氣裡，繼續對著所有的人獰笑，左右著我們的待人接物，或是社會學家講的那種欺善怕惡的「社會文化」。而這三種審判的前後順序或可能性隨著政治和社會環境而變化。如果我在這部片裡看到一種深沈的懺悔文化的形塑，那是因為鄭導演已經做了一次審判，這個文化的形塑才成為可能。天阿/「審判」這麼微妙而困難，在每種時空裡，他的際遇這麼難測。在台灣的我們，有些事件只在電影裡在某些論文裡被審判，有些還在被歌功頌德，有些還成為政黨遺產，或某些人不敢碰觸的「過去」。我們的故事一如廢棄的膠卷，或絞成一團的毛線，等著被不斷地丟棄在角落…。

如果我們緩和一點說：是「判斷」。有了「判斷」，我們才有可能藉由這個端點，讓敘事有一條軸線，讓影像暫時停泊定格。有如面對一面明晰的鏡子，作為共同體的我們才有可能在裡面看到我們個別的身影，包括自我的倒影。在各種光譜中，看到自我如何鑲嵌在其中，於此「同理」才成為可能。懺悔，不僅是當事人的懺悔，引發的個體的自我反思才得以進行。我們不知道主角會不會被報復（相信鄭導演在拍到最後一刻還很難決定），或公權力會如何進行判決，或社會大眾的反應，這些未定的結局都不應該阻礙「判斷」。「判斷」是這部作品得以開拍的重要關鍵，而文明得以維持的重要理由是社會上各種「作品」的存在，每個作品有個暫時的定格，讓社會成員的我們得以駐足其前在其中反思折射。

英文裡有很多字是re-開頭，其中有不少好字，我們說的「反思」「反省」之類的。這些折射線或反射線的起點和終點雖然都是自我，但是都必須經由一個暫時不動的媒介：一部作品，一面鏡子，一個立場…。只是我們總是故做忙碌，來去匆匆，好像永遠正在朝向一個偉大而進步的未來前進，以對遠方迷離的凝視來回答所有的問號。如果說夸父一般的追逐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好生活─又累又渴、永無止境，那麼駐足傾聽、相互關照似乎是我們社會必要的美學和倫理之一。

我突然慶幸我生在台灣，在一個不太宏偉的社會空間裡，一部片子可以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免費被觀賞（「逆轉」的付出），我們不多不少的人（姚人多老師沒有帶來太多的人，但是剛剛好）可以在觀影後留下來，相互交換感想，從正義、暴力、懺悔、階級談到報復和同理。我們的距離不太遠，得以聽到相互的嘆息、感受到對方的沈重，走出那個空間後，我們願意用另一種眼睛看這個社會各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