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之後有幸在號稱全國唯一的原住民族學院裡任教。之前在國外的大學課堂帶過三百人的大堂課助教，也擔任過單一主題選修課程的講師；乍看之下，這些經歷似乎對於回台任教的訓練已經綽綽有餘。不過實際任教了將近兩個學期下來，事情似乎沒那麼簡單。怎麼說呢？國外大學生對於課堂指定閱讀的完成程度，大致上跟台灣大學生差不多。通常一個課堂大概會有一成的學生完全念完，剩下的同學可能念了指定閱讀的六七成內容，當然也有人完全沒念，準備來聽老師「裸講」。這種時候從指定閱讀衍生出來的隨堂問題就是教學裡面很重要的工具，可以幫助教師了解到底誰念了誰沒有念。這些隨堂問題不必然以考試的方式出現，寫在黑板上作為討論的主軸，就可以讓學生的閱讀完整度顯現出來。我在台灣的課堂上也會這樣做，通常是做成PPT，把問題鑲嵌在指定閱讀整理的內容裡。雖然課堂閱讀完成的比例差不多，但是台灣課堂上面會形成的動力關係有些特定的差別。

最明顯的主要差別，所有的大學教師大概都有感覺，就是美國大學生敢講，比較會「唬爛」。可能一個「護家盟」的學生會在課堂上以反黑豹黨或者新納粹的例子，把反對（甚至壓抑）多元成家的理由講得滔滔不絕；作為一個外國人博士生，有時候因為文化差異，還需要同課堂的學生提醒，才會知道學生所舉的例子並不恰當，隨即需要立即重申問題重新把觀念釐清。另一方面，國外學生對於案例很喜愛，很多時候核心的理論文章或者課文不太閱讀，但是應用的文章或者民族誌案例念得津津有味。這也許和美國學生從小有閱讀故事的習慣，或者在高中時代訓練要從敘事型態中（比如話劇或者編輯刊物）表明自己對於社會的看法有關係。

台灣逐漸有這樣的訓練趨勢，不過整體而言還是相對被動。反過來看，台灣學生的上課發言，像是學習外國語言時，過度重視文法而不重視會話的翻版， 常常以閱讀文章所介紹的「理論」或者「詞彙」的意義釐清為主，較少以舉例和反向的觀點對話，試圖引起同學的討論或者加入意見（這又和大學之前是否習慣以協商的開會模式進行各類社團活動有關）。某個程度上美國大學課堂類似個開放網絡，各自可能對於同學所發出來的意見進行連結或者評論；台灣的課堂比較像是一個以教師為中心集線器（hub）的放射網路，學生發言都隱含著要老師同意或評論之後才願意接手的態度。即使和美國學生一樣高度喜愛在課堂上「使用」網路，台灣學生多半喜歡把對於課堂閱讀或者講課的看法，反應在社群網路上，而不是直接在課堂上回應。某個程度上，這是把知識或者觀點私人（或者社團化）的作法；不知道是否也間接影響老師們開始和同學一起使用社群網路？

從比對角度來看，原住民大學生在課堂上的反應似乎是前述兩類的綜合：一方面原住民學生對於自己有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的意義隨後會討論）意識明確，以致於在課堂上對於特定議題的討論會比較熱烈（包括傳統領域，特定族群知識，族群權益，城鄉經驗的差距等等），能夠引起特定的討論網絡和「你不了解我的明白」的默會之知，這樣的討論氣氛很類似於美國課堂的勇於表達與表現的多樣性。但是另一方面，對於「主流」社會狀態的相對漠視（這種漠視約略來自於被大社會漠視的自我轉變），對社會的某些議題沒有任何意見，更進一步認為與我無關的反應，等待教師給予整理後的摘要知識；這樣的模式又似乎回到台灣教育裡不願主動發聲的狀態裡。我在最近一次開的「應用人類學」課堂上感到一次非常明顯的對比。某一週的主題是「農業與傳統智慧財產權」，同學們對於為何某些農業生物技術可以成為專利而影響傳統智慧的延續能夠滔滔不絕，也對於社區組織應該進行自我保種的教育贊同且提出許多想像。但是另一次的主題是「環境與公害議題介入」，討論的是RCA工殤的題材以及後續處理和技術報告中可能對於事實的掩蓋，我（有點也不太）訝異的發現，同學們對於工殤議題沒有什麼「意見」，似乎覺得這種議題只有老闆和政府能夠良心發現，加上有機會得到「專門知識」NGO的幫助，問題才能被進一步處理。但是對原住民同學來說，以造成污染以及工殤問題的代價 出現的所謂晶圓奇蹟，並不被認為是特別需要（或者有能力關心）問題。

對我自己的課堂自問：如果說原住民學生對於工業技術（以及大多數的科技發展）造成普遍工殤與環境污染的無能處理，是一種外化科學知識的主體性喪失， 為何在農業技術裡面實作者的主體立場，就能夠被同學們比較緊密地抓住？這裡面涉及生活經驗，傳播媒體，學校學習設計，以及上課過程中可能的互動 。在我的課堂之外，許多同學有機會參與另一位老師設計的校園農事與傳統作物知識的體驗課程 （東華小米園），在生活中可能觀察到的農業議題與飲食，傳統生態知識，文化傳承議題，都有直接相關。然而，難道工業與環境污染問題，就沒有族群差異甚至是原住民觀點嗎？我可以說肯定是有的，諸如原住民在工業環境裡的職業傷害狀況，肯定與非原住民的勞工模式不同；同樣地，對於環境污染問題的族群角色差異，也會因為勞工背景以及污染源與原住民居住位置的關係，有明顯的比對效果。

然而台灣的族群議題研究，以至於人類學研究裡，通常都把族群（或者狹義一點只看原住民）當作是認同政治或者文化資產的題材，而忽略了族群環境以及族群成員在各種社會以及政治經濟問題裡的出現層面，以至於對於身處在名為「族群關係」科系裡的同學很可能出現兩種方向的學習盲點：一種盲點是把任何問題歸因與批判主流社會對於少數族群的壓迫，另一種認為，身為特殊族群的後輩學生，以「返回祖先」文化作為最後的根基依據，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這讓我想到蔣斌先生在莫拉克風災之後所作的評論，這兩種立場其實在災害出現時同樣存在：一方面受災族群有強烈的返回祖居地理想，而忽略了祖居地的文化意義必須要和當時的地理環境與資源活動相對照；另一方面，主流社會也污名化受災的族群，認為災害皆是來自其未能照顧自身家園所致（對應於前述原住民學生認知主流社會對少數族群壓迫的現象，此即為其中一例）。

這樣的極端對比思維，常常籠罩在我課上學生的課堂報告裡。許多有「理想」但是缺乏更細微觀察的學生，每次報告可能都是批判漢人社會對於原住民文化與環境主權的侵害；或者是看到文化議題的報告裡，都是以「我們絕對不能忘記祖先對我們的教訓，一定要學習祖先怎麼看待這片土地」作為結束（有時會有種閱讀莒光作文簿的感覺）。這兩種立場都可貴，但是都不夠。作為「當代」的原住民知識份子，我實在覺得不希望原住民同學們以這兩種假想敵作為唯一的思考「模式」；因為對於社會議題的批判，不可能只是打倒現有壓迫者的論述，就能夠讓壓迫者聽你的話呀！如何能夠思考主流社會裡的議題盲點，以及政治經濟結構再加上技術設計的種種限制，才能夠以有力的方式對主流社會出擊啊，進擊的原住民！

陳張培倫老師在立報曾經就原住民學生容易被認為的「逃避」評論，做了一些 討論。他把這種對於學習動力背景的偏誤認知，稱為「蕃童教育所症候群」： 如同在賽德克巴萊裡所看到的小巴萬，「明明就具有勇士菁英潛質，卻在稍遇挫折屈辱後，寧願逃學待在部落裡跟莫那頭目討酒喝，而不願意回到蕃童教育所上課。」他指出這樣的觀察忽略了原住民同學的學習無助感在特定學習空間之外的結構因素。我很同意他的觀察，然而也想要詢問，在能夠取得了解主流社會壓迫者最主要思維模式的學習場合，選擇以不參與的形式來反映自己的困境，是不是放棄了作為當代原住民知識份子能夠取得的最基本戰鬥資源，轉以傳統生活模式的參與為唯一的主體想像方式呢？

換個方向，近來我對於所謂「原住民取向（也包括後殖民取向以及女性主義取向）的科技社會研究」這樣的可能感到興趣。不只是希望能夠把目前為止所關注到的科技社會研究議題（比如醫療知識的建構與機構化，農工業轉換與食品安全，資源使用與環境污染，使用者觀點的技術設計等等）與原住民議題進行綜合思考，同時也希望借由這樣的思考方向，讓族群議題教學可以衍生出不只是文化與認同政治部分的思考，還包含如何以原住民立場在當代資本科學技術發達社會裡做批判或者設計的多樣思維（例如台大社會系吳嘉苓討論風災後組合屋的文化設計如何與適當科技結合，中研院社會所蔡友月反省蘭嶼達悟族老人精神疾病在當地文化中的論述與醫療的重新建制過程），或者是對於「傳統文化」與科技論述交纏之後的主體性思考（例如臺北醫學大學林益仁以台灣原住民部落與秘魯安第斯山原住民族群借由同以種植根莖作物的生活模式，思考高山物種與人的關係），以及新的技術對於傳統領域變動和部落疾病史的理解（比如政大顏愛靜以及官大偉兩位領導的馬里光流域土地利用調查與地理資訊系統的結合，以及慈濟大學日宏煜重新探討泰雅族群B型肝炎流行在日本殖民時期預防接種的背景因素）。這些都可以與許多逐漸發展後殖民以及原住民取向的科技社會研究（STS)進行可能的對話。

國外的例子在此只列舉部分，比如Roberto Gonzalez在 “Zapotec Science: Farming and Food in the Northern Sierra of Oaxaca” 一書當中，論述歐美的農耕食物體系如何促進以及改變墨西哥瓦哈卡當地食物系統的獨立性。又如Paul Nadasdy以 “Hunters and Bureaucrats: Power, Knowledge and Aboriginal-State Relations in Southwest Yukon” 中討論加拿大育空省的狩獵規則如何「科學地」管理當地獵人，也重新建構地方狩獵文化的「現代性」，而最近在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博士論文 “Native American DNA: Tribal Belongings and False Promise of Genetic Science” 的Kim Tallbear，本身就是達科達族人，批判美國在基因庫研究中把「血緣」關係改變成「基因成分」的研究取向轉換，把原來以土地，資源，和血緣主權聯結起來的關係，重新以基因觀點解構而喪失。這些都特別針對在地科學或者傳統文化與身份，與科學社群交替關係的研究，重新審視原住民身份以及傳統在科技社會中所佔有的歷史地位以及批判立場。台灣上述的研究，都非常有潛力能夠與這些研究進行對話；而希望這樣的對話能夠成立，就需要現在培養的原住民大學生，也能夠用更大格局的角度來檢視自己文化在各種科技治理層面的問題，並且思考當代原住民身份的多重意義以及主體位置。

這篇部落格寫得好像是一篇討罵文，或者是刻意把潛規則裡以不同形式「處理」「轉化」的內在動力，以質問的方式顯露過於白目的問題。 期待的應該是對於最後部分的深入思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