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菸看完賈樟柯的天注定，在微雨沁涼的台北夜想這個現代中國的「武俠片」。賈樟柯這次對中國社會暴力的描寫很直接，很不用技巧，直白控訴。這種不加粉飾，好像要告訴我們這不是電影，這是真實，或是要映照出這次施暴者的不同：絕望下的老百姓，能使出的暴力，相對於國家暴力，只能是樸拙直接生猛又孤注一擲，鋌而走險，就像天注定一樣有兩面性，一面是替天行道的能動者，另方面則像是宿命天意下僅能被動反應的受害者。韓三明出現了一下，還是帶著即使天塌下來仍然一臉憨厚的真誠笑容，彷彿再苦的命運都化在嘴角邊，像大部分的中國老百姓。德國來的朋友P說：「看這片會覺得中國有一種很悲傷的自由， 人民可以很自由的可以到處跑，隨便就帶著槍，就開槍殺人。不管是施暴或是求生的方式都是非正式管道，彷彿國家規則都不存在。大家各憑本事在這個叢林裡求生存。」天注定的四個故事裡，農民工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我的田野與報導人：毫無保障的勞動環境、飄盪中相依相恃的情誼、青春無悔但終究無解的愛情、父母的不理解、以及最後走投無路的選擇。。。。

社會張力正在中國經濟數字成長的背後，隨著市場的發展與捲入全球化的程度而增加。夏天的北京，我拜訪了一些農民工相關的NGO，它們都意識到並試圖找出這些社會張力背後的病因，並用各自的方法修補這些潛藏的隨時會爆發的社會張力。

羅婷是我在某個以「為農民工提供一個家」為宗旨而成立的的NGO聚會場所裡遇到的，那時候她正在廚房裡忙著炒菜，農民工則陸陸續續的開門進來，熱情的圍著她聊著，等著一會兒要一起打牙祭。這些大大小小目標理念不一立場從左到右都有的NGO，都不約而同的意識到，這些農民工在城市裡最根本需要的還是一個家。因此這個NGO就在工廠宿舍區附近的小區裡租了一間公寓當作農民工的家，歡迎農民工隨時可以進來聊天聚會，也提供住宿。讓因為辭職、換工作、發生糾紛暫時無處可去的工人可以來這裡住宿。公寓在十四樓，有一個黑悠悠的電梯，燈泡壞了一直沒修好，裡面是兩房兩廳一衛的格局，廚房面對著一大面落地窗，可以看到工人的宿舍，另一邊有個小陽台可以晾衣服。兩間臥室一間是男生寢室另一間是女生寢室，裡面各放著一張雙人木板床。據說人多的時候可以擠同時七個人。如果還不夠睡，沙發上還可以睡兩個，客廳地板也可以打地鋪。除了這個小公寓，在離廠房更近的街道上是一個小遊戲室。那是一個一層樓的小空間，牆上掛著一個黑板，寫著今天的活動。裡面放滿著各界捐來的圖書，中間是桌椅，牆上掛著標語：「勞動是一切知識的源泉」。

羅婷端上最後一盤菜招呼著大家來吃，大家紛紛稱讚她的好手藝，問她怎麼這麼會做菜。她說她生在工人家庭，爸媽都要上工廠，從小她就得學會自己做菜。好幾個工人喊她婷姊婷姊，搶著要跟她報告工廠裡發生的事情，要她幫忙拿主意。她自己也是個八零後，88年生的，今年26歲。她旁邊坐著兩個小女孩，看起來更小，後來知道她們都是北京某間大學的農村服務性社團的大學生，平常很關心農村發展議題。

交談之後，才知道羅婷是一個大型的發展扶助計畫案下的博士生，來這裡邊做NGO工作邊進行田野調查。兩位小女生則是她的兩個小助手，她們暑假跟著羅婷來工業區做調查，協助她打逐字稿、紀錄、訪談，羅婷必須回北京時，她們則留下來做觀察，繼續寫田野筆記，羅婷負責提供她們吃住。她們說這種關係就像師徒制一樣，讓她們有機會做中學，學會作田野。羅婷的指導老師一位是中國著名的農村發展專家，另一位則是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華裔美籍的人類學家。羅婷的發展觀點以及對於農民工的看法，基本上承襲自這兩位老師。

這次見面與以後的幾次交談，羅婷立場鮮明的指出，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市場經濟的引入。要解決農民工問題跟農村發展問題，就是要廢除這種經濟制度。她與她的兩位小助手，都對毛澤東與那個時代充滿感念，認為是文革才讓社會分層得到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讓階級低的人有機會向上流動。而現在會批評、說文化大革命不好的人都是小部分的既得利益資產階級。對於大部分的「群眾」而言，都還是覺得文革是好的。「群眾」、「跟著群眾走」、「走群眾路線」，這些用詞不停的出現在羅婷的口中。對於羅婷與她的助手而言，這是一個最根本的行動方針。羅婷也不無感傷的懷念起她小時候的日子，而市場與資本的進入，顯然讓工人階級的家庭如她，受到很嚴重的衝擊。

我在跟羅婷交談的同時，大家紛紛起身收拾，一些年輕工人們聚在一起圍著一部手提電腦唱歌。仔細一聽，他們唱的是抗議黑仲介剝削他們的故事。曲子是網路上都可以找到的耳熟能詳的流行曲，其中一個工人阿翔把歌詞改了，唱出他自己經歷了黑仲介剝削的故事，頭幾句是「為什麼我來到這裡？為什麼我總是被黑？黑仲介我恨你……」。大家一起合唱了五六遍。準備明天在工廠交班的時間，到大街上去唱，唱完就快閃。大家七嘴八舌討論要不要帶面具，後來決定有的人帶有的人不帶。另一個工人鄭青則在旁邊拿相機拍照記錄，他說過幾天他就要到北京的一個全國工人NGO的大聚會去報告他們這裡的經驗，「我還沒做Powerpoint呢，婷姊幫我一下吧」他開朗的說。但兩個禮拜後我又遇到羅婷，才知道鄭青因為與工廠管理者大吵一架，已經辭職，心情很不好。該NGO的負責人因此認為他們應該更積極的到宿舍區去宣講倡議，讓工人們能知道與自己相關的社會福利、瞭解自身的法律權力，才能在需要的時候起到保護自己的目的。這個NGO認為，改變農民工處境最需要的是知識與組織。

之後，我又走訪了幾個NGO。與前述這個反對市場經濟的NGO不同，有NGO主張市場經濟會讓中國全體人民受益，社會重分配則透過企業家自願捐贈的方式來達成，因此率先示範經營社會企業。也有立場近似的NGO提供資金幫助年輕農民工創業。另外還有NGO主張，農民工需要真正需要的是尊重與愛，因此到各個農村、工廠、災區去教工人、女人與小孩演戲，以創意的方式去開發肢體、建立信心，最後並安排他們登台演出。還有更多的NGO是接受海外的資金，或是與國際的NGO一起合作，試圖推動從大至氣候變遷、城市發展、農村重建、性別平等，小至消除文盲與生活貧困等等的計畫。而在我去進行調查當時，北京NGO界最流行的概念則是社會企業，一位在北京的波蘭人告訴我他所任職的瑞典NGO在北京所推動的反童工計畫，是如何可以兼顧企業與雇工的利益，因此可以不需要捐贈就達成收支平衡。

在北京的期間，我還見了一位甘肅來的女大學生小芬。放暑假，她想來北京打工，賺一點錢。她的媽媽在北京當了好幾年的清潔工，一年到頭不在家，一方面也是趁放假來跟媽媽團聚。但北京的餐廳都不願意用暑期工，他們想要能作長期的工人。去旅館或作人家保母，小芬的媽媽又覺得不安全。小芬的父母跟朋友一直告訴她，你就不要那麼老實嘛。這讓小芬糾結不已。她說：怎麼會這樣呢？小時候教我不要說謊，這時候又要逼著我說謊。小芬說起成長過程中，放學後整個村子裡都沒有人，只有她與一隻狗的過去，不禁潸然淚下，她說當她站在板凳上自己奮力的想要替自己準備一頓晚餐吃時，她就邊哭邊發誓一旦離開這個地方就再也不要回來了。人生對她而言就是奮鬥奮鬥奮鬥。看著小芬，不知道那麼多的NGO，是否能有一個有辦法能夠幫她擦乾眼淚，找到一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