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參加學術會議之必要

在美國求學過程中，參加的學術會議不計其數，會議本身就是一種觀察學界目前趨勢，認識學界朋友，以及介紹自我研究的重要場合。因此參加會議對學術界的新手來說，可說是必要的一種社交活動。一般來說，社會科學研究的博士生有兩種類型的會議可以參加，一類是專業類型會議，比如說芭樂農友們最常可能出現的美國人類學年會或是歐洲人類學年會。另一種則是以研究區域作為分類的大會，比如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或者各地區分會，或者是單一文化類型或者地區的討論會（通常以大學特定研究中心舉辦的議題討論為主）。這兩類會議涉及的問題 不同：前一類是通常所討論的是最新的理論觀點，如何在不同問題或者區域比較上面，進行細部分析。從美國人類學年會每年的主題就可以略之一二，有一陣子是 ”Practice”，再來是”Ends”, “Traces”, 一直到最近的 ”Engagement”，通常以抽象的主題來提示對於當代問題的想像與思考。而區域會議主要是以個分支領域已經有的問題，進行長期討論以及當代現象的再解釋。

美國亞洲研究年會每次開會動輒上千人參加。我第一次參加美國亞洲研究年會時在夏威夷舉辦，超大型的會議加上超高人氣地點的結果就是：當天的四位發表人都是單獨投稿，彼此不認識。我在開始時間前十分鐘到達巨型的會議飯店裡的小房間，結果裡面只有一位我的朋友和另一位發表人的聽眾到場。超過該場次開始時間十分鐘之後，現場還是只有七位聽眾，而發表人只有我到場。只好自己先更動議程開始報告。二十分鐘暢所欲言之後報告完畢，另外三位報告人還是沒有出現。最後在聽眾問了我三個問題之後，該場次以只有一人發表的紀錄提前結束。真堪稱是我參加過會議最詭異，也最能夠感受大拜拜會議氣氛的一次經驗。

幾個禮拜我前在美國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參加了「北美台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NATSA）的二十週年年會。以台灣作為研究題材的北美研討會，從九〇年代初開始出現。在此之前，對於「台灣」的研究涉及戒嚴時期議題敏感的背景，最初只能以「自由中國在台灣社會」的形象出現，更不用談許多殖民政府對台灣的建設背景，以及本土認同意識的思維討論，無法在這種中國代表團的角度下出現。從時間點來看，北美洲以學生發起的台灣研究社團， 與野百合學運世代來到美國攻讀博士的時間點相互吻合。當九〇年代學運世代大學或碩士畢業之後到美國求學，與台灣研究相關的活動，一方面因為解嚴後各種趨勢的發展而大量出現，另一方面因為研究台灣的人文與社會科系留學生大量增加，使得台灣研究與討論的風氣從台美人社團與理工科學生的政治參與行動，轉為與社會人文學生兩線並進。「北美台灣研究學會」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於1994年成立；約略稍晚，在1997年，由原來與NATSA發起團體背景相近的幾位研究生，以Research Group of Taiwanese History and Culture（RGTHC）為名稱，發起另一個台灣研究社團，但大約在2002年，該社團舉辦第六次年度研討會之後，漸漸不再持續活動。NATSA以研究台灣政治、法律、社會轉變議題為主；而RGTHC則為研究台灣歷史、比較文學、文化研究類型的團體，並且（更早地）主張與會議的長期贊助者「台灣研究基金」區分開來，主導的風格上略有不同。可惜之後沒有機會看到這個社團繼續成長。而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的歐洲參與者，後來也在歐洲成立了「歐洲台灣研究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EATS）。使得台灣研究的歐美據點，有機會在大西洋兩岸擴展。

北美台灣研究學會從1994年成立後，因為整個學會是以留學美國的社會科學博士生為幹部在運作，除了每年的運作幹部不斷更新之外，幹部的組成與主修類別，也呼應台灣社會科學留學美加地區的主要關注議題。成立之初的會長與幹部，大部分都是政治學或者社會學背景的博士生，後來漸漸有法律，人類學，以及比較文學背景的幹部。而近三四年來，會長與幹部們主要為歷史學以及東亞研究，這多少呼應了台灣學生逐漸從實用取向的社會科學走向人文學的向度。

相濡以沫的學生生活到學術社群

我與北美台灣研究學會的第一次接觸是2001年剛到美國唸碩士的時候，當時學會創始時期的研究生已經逐漸回台擔任教職。當時我除了與英文閱讀與書寫環境搏鬥之外，原本沒有任何參加學術會議的「預期」心理；也因為身為碩士班學生，自然沒有任何來自學校參與會議的補助。而NATSA與其他會議不同的地方正是，它除了提供年輕學生參與會議的場合，同時還有少量但重要的旅費補助。在一次聚會中，當時的會長學姊鼓勵我把正在書寫的英文碩士論文部分投入NATSA的徵稿中，獲得接受，開始了與NATSA的關係。記得那一次NATSA在華盛頓大學開會，還跟後來成為網路名作家、彼時正在華盛頓大學就讀的「廚房人類學家」莊祖宜同一場次發表。會議評論人照往例由會議所在地的大學教授，或者資深的博士候選人幹部擔任。第一次見識到台灣研究在美國的模式，原來這麼的「家庭手工業」。會議本身除了進行台灣各類議題討論之外，還要選學會幹部，同時也因為學生性質相近，交流了台灣學人或者同鄉在美國社團的消息，例如以女性留學生為主的「台灣查某」，還有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等等。我並非學運出身，因此許多社團是在參與這個學會之後，才慢慢了解其相關運作與功能。除了這些同鄉與事務背景的關係使得會議本身有如小型台灣人社團之外，早期NATSA開會時都是由會議籌辦者幫與會的留學生或者年輕學人統一申請學校的宿舍或住宿空間，大家晚間也可能沒地方去，就請在地學生到附近超市買上一兩手啤酒，在宿舍裡面邊喝邊聊，互相交流自己的研究背景和在美心得。老實說，整個會議很像以台灣研究為主題的博士班夏令營。

>2003年回美國念博士班，剛好碰到SARS的疫情，因此暑假留在美國，順道在Rutgers大學參與NATSA會議，也因為SARS的關係參與者少，我誤打誤撞開始加入學會幹部運作。學運世代的學會開拓者大多已經離開學生身份，回到台灣的大學與研究機構任職。NATSA的研究主題以及討論方向，從最初的民主轉型與社會變遷，開始關切在美的台美人與第二代認同議題，不同區域下台灣研究的差異性質，以及對台灣社會多元呈現的文化現象的討論。2004年在夏威夷召開的年會，特別邀請了駱明正教授來談她甫出版的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以及Leo Ching 的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後由鄭力軒翻譯中文版）。這一年也是年會同時進行台灣主題書展以及meet the author 類型活動的開始。然而在此之外，夏威夷大學的宿舍非常老舊，因此受到許多前來此觀光盛地一起開會的學人們抱怨，學會運作上也開始思索，是否應該把共同住宿式的會議住宿模式，改變成建議住宿位置，並且開始收取會議註冊與開會活動費用。說真的，這種會議所收取的註冊費根本不能跟正式學術會議相比，主要是為了讓參與者自己出席的花費與所補助的交通費間有所平衡。

每次參與會議，在地僑界（尤其是台美人社團）都會提供非常熱情的招待。在我參與過的會議中，每次都看到非學生的僑界人士，前來聆聽有興趣的主題；甚至主動聯繫會議籌備組織，安排在當地的餐廳宴請與會學人等等。不過僑界有許多不同色彩的社團，以「台灣研究」為名的NATSA很容易被視為立場偏向某些特定團體，即便NATSA本身的運作跟任何僑界團體沒有直接關係。但令人感動的是，台美人社會都會在會議前主動關切，提供協助的財力與場地訊息，這也使得NATSA可以在當時只有分布於各地的學生網路組織下，能夠快速在當地舉辦專業會議。從2005年開始，在社會議題多樣性的發展與媒體呈現的可能下，NATSA年會也開始在panel當中選擇一個時段，放映當代台灣議題的紀錄片。台灣反核運動健將崔愫欣導演的核四議題紀錄片「貢寮你好嗎」，就是在2005年Boulder, Colorado的會議上進行美國地區的首映。其後在不同年份，台灣本地的重要紀錄片都有機會在年會的會場上放映，並且形成討論主軸，這是NATSA原來沒有預期到但後來收穫豐盛的部分。

NATSA早先的運作上一直受到黃煌雄監察委員所主持的台灣研究基金所支持。2006年在UC Santa Cruz的年會因為現場教室設置上的分散與校園地形的特殊，與會的朋友缺乏聚集一起的互動機會，甚至出現在會議結束之後還沒辦法選出會長的狀況，使得黃委員對NATSA是否能延續的狀況有疑慮。 次年於Madison舉行的會議時，後來接下會長職務的UW Madison博士生大量動員台灣同學會以及個人的行政資源，使得會議的舉辦又回到許多學者匯聚一堂的盛況，讓贊助者黃委員印象深刻，得以繼續與台灣研究基金維繫贊助關係。但是以「認同台研會」延伸出來的會議模式，和獨立自主的學術社團有了路線上的衝突。再來的學會運作，常常出現這兩個層面需求的擺盪和困擾。為此學會進行了許多模式的改變：包括不以學科為論文摘要的審查標準，而以主題式的分類邀請不同學科的審稿人進行摘要初審。在籌備初期先不以台灣研究基金為資金申請對象，而是嘗試向不同基金會直接申請補助與募款。更有創意的部份是，繼任會長設計在NATSA的會議同時開辦一個名為”Hermes”的活動，目的是邀請即將畢業的台灣博士生來到NATSA現場，以自己的研究進行Job Talk，讓該年度來參與的學者給予可能的建議甚至是提供工作的機會，也可以了解到美國學界對於台灣研究的需求與想像。

NATSA平台上台灣研究的變化與差異

不過最後這個program並沒有成形。而這樣的現實似乎已經反映出，台灣研究在美國學術版圖上「邊緣化」或者「破碎化」的現象。現任會長，也是甫獲得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歷史系助理教授職的楊孟軒博士提到：「美國知名台灣政治與社會史學家，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事務資深研究員魯賓斯坦（Murray Rubinstein），憂心忡忡地問道「台灣研究是否已死?」(Is Taiwan Studies Dead?)[1] 。而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副主任蘇利文（Jonathan Sullivan）在一篇回應魯賓斯坦的文章中寫道:「與其說台灣研究被邊緣化，不如說台灣研究處於碎裂化的狀態」(Taiwan studies is fractionalized rather than marginalized) 。[2]。」2009年後的NATSA會議的主題設計開始有所轉變，試圖讓「台灣研究」成為一個比較平台，而不必以台灣的研究經驗為唯一討論內容。因此研討會主題開始與不同議題接觸與交流：例如2009年的Locating Taiwan: Space, Culture and Society，以環境與空間設計議題為軸。2010年的 China Effect: Securing Taiwan in an Age of Conflicts and Cooperation，2011年的The Trajectory of Taiwan in a Global Context，以及2012年的Taiwan: Gateway, Node, Liminal Space等議題，都希望以台灣的角度為比較平台，探討在東亞地區以至於太平洋地理政治區間，從殖民史到民主與社會改革經驗，以及多元文化以及經濟轉型等等問題，重新思考台灣研究應該如何被理解而可以對應於全球脈絡裡的相似區域地理或者歷史問題。與NATSA第一個十年裡進行台灣研究的挖掘和縱深討論相比，第二個十年更需要的，是漸漸從單一地理位置與歷史文化的描述分析，轉移到對跨國流動以及多元文化比較觀點的切入與深化。

台灣研究在美國東亞研究的圈子裡從早年的中國社會代理人角色，70年代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侍從模式的四小龍範例，到80年代末期以解嚴以及民主改革與社會運動飆升，以及90年代後環境衝擊，社會正義與文化議題於不同程度的交纏。反應在NATSA的第一個差異就是，後期的論文摘要已經不是由學科分類的方式來徵稿與審查，而是以主題來邀集。而審稿人由當初各學科的學生coordinator自行尋找副教授以上的同儕審查者，改變成由整體委員會（committee）推薦數個主題並且尋找相關合適的審查者來進行審查。不過在審查過程與形成panel的過程中，仍然會因為技術問題而造成困難。例如某些主題在台灣可能仍然很熱門（比如族群認同），但是在美國不容易找到相關的人來討論或者更進一步評論。早先因為審稿制度並非透過電子表格傳給審查人，而是由各學科負責人分別處理，在過程中難免有些缺漏或者個人偏好的效果。另一個問題是，台灣學界的摘要通常流於簡陋以及論文重要性描述不足，有時候會缺漏當時重要的研究者的摘要（只因為投稿者摘要書寫不夠清楚）。而後期NATSA發表者當中，研究生（甚至碩士班學生）的比重漸漸偏高，也造成在會議現場與其他學者討論深度不足，甚至沒辦法以較深入的英文進行討論的困境。

年會中出現的另一問題是「語言使用」。早期年會中的語言問題是，有些特別的語言學者，以漢語羅馬拼音的文字書寫台語論文，這種情況下只有某些固定的人才能夠了解其中的內容與討論。迫使當時的學會幹部委員會決定，可以接受台灣土地上使用的各種語言類型的投稿，但是投稿時也必須指派能夠閱讀這類稿件的審閱者，唯一的交流要求是，在年會口頭報告時，需要以英文做口頭報告（ppt甚至可以用特殊拼音文字製作）。這樣的語言政策，到了後期反而形成年會投稿者，可能在投稿過程中只以中文書寫論文，附上英文摘要，但最後在年會現場也沒有準備英文講稿，而直接以中文做口頭報告。這類問題以台灣出國開會的碩博士生居多。相對於出外留學的人社博士生越來越少的情況，語言使用的惰性，成為後來會議規劃上交流的障礙與缺陷。然而語言使用的現象，與對於相關文獻的了解與分析的能力有絕對關係。如果只以中文使用的論文報告，常見的問題就是把中文閱讀視為主要的理論依據（不論是翻譯書或者是二手譯介書籍）。以非中文方式來思考台灣的社會與文化現象，其實正是幫助書寫者重新拆解所見到的文獻以及現象，而發展新的論述理路。NATSA的學術地位困境，除了台灣研究本身被轉移的地理關係之外，這部份的背景也是有影響的。

第三個在學會中常見的問題是，在美國發表的台灣研究意義為何？ 這個問題也可以換句話說：到底當代的台灣研究是誰的台灣研究？這樣的問題不是修辭上的詭辯。實際上從許多不同的場次裡，這樣的問題都常常可以見到。2004年我主持在夏威夷年會中的一場論文發表時，論文發表人UC San Diego的音樂學教授Nancy Guy就以分析「雨夜花」和阿美族長者郭英男的「飲酒歌」音樂中的兩種語言論述，討論台灣意識中的兩種範疇。一個是島國流亡，一個是南島中心。這兩種範疇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以不相干涉的再生產持續衍生。但是當要討論如何代表臺灣音樂的時候，兩種語言（或者音樂文化形式）的權力差異就會出現。這樣的差別似乎會折射在離開台灣本地的台灣研究活動。一方面要論述台灣文化政治的轉折，一方面要接壤在美國學術界的討論方向。這樣的意義定位之論，也反映出台灣研究在歷史過程中對自身與他者對比與差別衍生論述的缺乏。除了日本殖民經驗遺緒的論述與比較，美國政經操作的戰後延伸，以及對中國政經與族群議題的觀察對比之外，台灣研究如何對自己的區域地位產生新的意義？一直在論述中提示的「南島文化」角度，卻沒有得到英語系的台灣學界足夠重視，更不用說後來因為外籍配偶與勞工幫傭議題才出現的東南亞連結。對於台灣研究學者來說，在北美洲以英文書寫所論述的台灣研究，到底是把自己當做標靶向著區域政治發言，還是能夠對台灣作為平台的論述空間加以討論？這部份在我所參與過的幾屆NATSA年會中，始終沒辦法找到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台灣研究的多元層次：實質內容，象徵意義，與比較平台觀點

經過兩個十年，台灣研究的需求已經不同於「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最開始成立的樣貌。我認為在這樣的改變之下，以NATSA的組成背景可以形成三個層次的台灣研究。首先是台灣研究作為實質內容研究（Taiwan study as facts），這些以各類社會學的實證內容研究、媒體研究、歷史資料研究等類型都可以見到。以台灣本地在歷史縱深與地理關係之間，所探究的實質問題並且加以本質化為「台灣研究的內容」。第二個層次，是台灣研究作為象徵意義的研究（Taiwan study as symbolic comparison）。意思是，當台灣研究作為與其他相似發展，或者地理位置關係相近的地區比較時，所產生出來的象徵意義。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文學與電影討論等，都在這個層面上有許多發展。但是第三個層次，在目前的台灣研究當中比較少見，那就是台灣研究作為符號學平台的研究（Taiwan study as a semiotic platform）。我所謂的符號學研究，約略可以從台灣研究作為一個論述平台的角度來談。美國學術環節所分類出來的亞洲意識回流與美國內在亞洲化的亞洲研究裡，台灣研究到底佔有的地位為何？如何把台灣作為東南亞之一，作為大洋洲之一，作為離散華人之一，以及亞洲當代文化之一的多樣性，在這個具有符號學意義的平台上重新理論化（例如陳光興之「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取向）。如此台灣研究的下一個十年，或許可以建築在已經在前兩個十年進行的實質研究與象徵研究成就裡，進行第三個十年的開展與想像。 這次在Madison參與的二十週年會議，我有機會碰到一群很有活力的年輕台灣學生以及年輕學人，包括現任以及接任的會長幹部們。（也很意外的發現原來繼任會長是網路名物「大人的世界史」主編，原來還是一位正在哈佛東亞系念書的博士生阿！）。下屆會長涂豐恩在回應台灣現況時的發文，引用了這次會議當中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Myron Cohen的說法：當前這個世界舞台上的台灣和紐約好像在兩個半球的不同位階，但早在十七世紀，福爾摩沙與紐約（新阿姆斯特丹）就已經因為荷蘭的殖民航海事業而串連在一起。北美的台灣研究，不應該只是對於區域政治的分類，甚至是中國崛起的抵抗和對照，下一個十年的台灣研究將要如何展開？也許可以從思考上海、河內、或是紐約，如何看到與台灣的關係（而不只是界定誰是誰的內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