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的人」

《塔洛》是一部由西藏導演萬瑪才旦在2015年推出的一部劇情片，這部長達二小時的黑白藝術電影，受到國際影展矚目，入圍第72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競賽單元、第20屆釜山影展和第34屆溫哥華影展。並和該年臺灣最受矚目的侯孝賢導演的《刺客 聶隱娘》同時入圍第52屆金馬獎的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攝影，以及最佳改編劇本等四大獎項，最後並贏得了最佳改編劇本獎。這是金馬獎首次藏人導演入圍，就有如此亮眼的成績，肯定了電影的藝術成就。這是導演萬瑪才旦將自己的小說改編劇本而拍攝的第五部影片，是從藏人的角度，敘述自己族群的傳統文化如何在西藏境內流失的過程。雖然背景是西藏高原以及藏人牧民的生活，導演卻大膽地選擇只用黑白呈現，完全顛覆了我們慣常看到藏族文化的壯麗山河、民俗色彩與宗教元素，赤裸裸地直視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且自我異化的歷程。

導演將故事主角取名為「塔洛」，藏語意指「逃離的人」。他是一個青壯年的牧羊人，從小失去父母，孑然一身，以天地草原為家，個性純樸，留著一條小辮子並以此自稱，一輩子幫鄉民放牧羊群維生，這些羊群之中部分是自己的財產，雖然山上生活條件嚴峻，又有狼群環伺，卻是自得其樂的化外之民。直到當地的派出所通知他要辦理身分證，而要求他到縣城的照相館拍攝個人照片，卻因為頭髮太亂，被攝影師趕到對門的「楊措理髮館」洗頭，結識了理髮小姐楊措，她完全不符傳統藏人婦女形象，短髮、抽煙、喝酒，愛唱卡拉OK，不懂「拉伊」（藏族山歌），卻愛聽流行嘻哈，不想永遠困在藏區，而嚮往著到「現代化」大都市。在楊措的主動示好之下，讓塔洛在遭遇一連串事故之後，決定賣掉羊群，帶著所有財產來找楊措，同時也讓楊措剃掉自己留了大半輩子的小辮子，變成一個大光頭。然而楊措卻趁塔洛不注意的時候，帶走塔洛所有的財產，最後塔洛一無所有地回到山上，在蒼茫的天地中，卻已無容身之處。更無奈的是，當塔洛到派出所領取辦好的身分證時，卻因為現在光頭的造型和身分證上留著小辮子的照片不符，得重新辦理一張新的身分證，被要求再到縣城拍照。

失去的香格里拉

導演以塔洛的遭遇，隱喻藏區藏人當前的處境。影片是以藏語發音，但一開始是塔洛在派出所所長面前，以漢語流暢地背誦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如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這段長達八分鐘，塔洛以念經的方式唸誦，呈現了藏人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被灌輸的政治教條規訓取代了宗教皈依與信仰。唸誦過程中，塔洛收養的小羔羊一邊用力地吸吮奶瓶中奶水的畫面，象徵這些已經是「喝共產黨奶水長大」的人民。這個共產黨教條讓塔洛相信，他幫鄉人牧羊，是「為人民利益」服務，是「好人」，因此將來會有「重如泰山」的死。然而，當塔洛因酒醉未能保護羊群受到狼噬，上級責難的巴掌打醒他：「記住，你就是個放羊的！」。於是在片尾，當塔洛頂著光頭到派出所領取之前辦理的身分證時，在鏡中「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反轉的背景下，塔洛只能結結巴巴地背誦《為人民服務》，他發現原來自己是「壞人」，也領悟到將來的死只會是「輕如鴻毛」了。

如果不是為了要辦理一張身分證，塔洛不會需要照片，這一切應該不會發生。塔洛原是一個自在的化外之民，當派出所所長要求他來辦理身分證時，塔洛一直抗拒，他表示「塔洛」並不是自己習慣的名字，也幾乎忘了自己有這個名字，「大家都叫我小辮子」，「我知道我自己是誰就好了」。而官方命令人民要有身分證的理由是「讓別人知道你是誰」，這是現代國家體制下給予的身分，「身分證」象徵著國家的治理與控制。因為這張身分證，塔洛失去了小辮子，象徵著與傳統的斷裂，自我認同的喪失，賣掉了羊群，失去了財產，連讓他行動自如的摩托車都因為沒錢買油而困在山路途中，連基本自由的條件都失去了。身分證的辦理可以重新再來，但對塔洛而言，他遭遇的災難性後果，已經回不去了，他再也不是以前那個「小辮子」了。

與楊措的邂逅，是塔洛接觸外界的鏡像折射。楊措代表著傳統藏區之外的世界，塔洛在「楊措理髮店」中洗頭、理髮與楊措對話的畫面，在狹小的空間中，幾乎都是透過鏡子呈現，這個外面的世界，有如幻夢泡影，卻真實地佔領著楊措與塔洛的心靈想像。在卡拉OK包廂中，楊措五音不全地扯著嗓子唱出藏區流行歌曲《走出大山》：

 天上驾起彩虹若是一座金桥呀~                                                                                                                我要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呀~                                                                                                               啊~呀~

而塔洛後來特別為楊措練習的三首「拉伊」（山歌），在西藏嘻哈歌手表演的酒館中，終究沒有機會為楊措唱出。導演萬瑪才旦在此預見著在現代的都市文明衝擊，藏人傳統文化從噤聲而成絕響的擔憂。「香格里拉」曾經在《失去的地平線》中是人們心中要擺脫現代都市文明束縛的「桃花源」，而《塔洛》片中的藏人要「走出大山」嚮往的新天地，則是《失去的地平線》所要逃離的現代都市文明。萬瑪才旦鏡頭下的「香格里拉」失去了色彩，只剩下黑與白，當人們心中所嚮往的「香格里拉」幻滅之後，還會剩下什麼？

不見不散

這些年，我在印度、尼泊爾認識了許多「走出大山」（翻越喜馬拉雅山）的藏人，這些男男女女不是塔洛也不是楊措，沒有身分證，有些人連難民證都沒有，但他們知道自己是誰，別人也知道他們是誰。

某年的初春，我在尼泊爾中部的波卡拉（Pokhara）的費娃湖(Phewa Tal)畔，遇到Tenzin。她是一位20幾歲的年輕女孩，一頭烏黑的長髮，清瘦的臉龐，訪談是在湖邊進行，因為在當地著名的觀光景點，向觀光客販售自己手工製作的耳環、項鍊、手鍊等手工藝品，這是西藏流亡難民幾個少數可以賺取現金的方式之一。記得那是一個晴朗的天氣，費娃湖中倒映海拔近七千公尺被視為尼泊爾聖山，峰頂覆蓋著白雪皚皚的魚尾峰(Fish Tail)，作完了一整天的田野，Tenzin是我當天最後一個訪談對象。訪談已經結束，我已經將錄音筆和筆記本收妥，道別之際，Tenzin提到她夏天會到拉達克的列城擺攤做生意。由於在旅遊景點做生意有季節性，也是看天吃飯，為了增加收入，有些藏人會在不同的季節到不同的觀光景點做生意，例如春天在尼泊爾的波卡拉，周圍環繞著安娜普娜(Annapurna)和道拉吉利(Dhaulagiri)峰群，湖光山色的美景，是大自然愛好者造訪之地。夏天則到印度西北邊境拉達克的列城，是避暑聖地，也是登山健行的熱門路線。冬天就到印度西岸以沿阿拉伯海沙灘聞名的果阿(Goa)，他們就像是在西藏高原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是隨著季節到不同的地方放牧/擺攤求生。

「剛好我也計畫八月要到列城，也許我會在那裡遇到妳」我說。

「你可以來找我」Tenzin 說。

我點點頭。

匆忙中，我沒來得及留下Tenzin的聯絡方式，但根據過去研究藏人毛衣商的經驗，直接到列城的藏人市場，即使沒見到人也很容易打聽下落。

然而，事情不是我想像的那樣容易。

八月份我來到列城，研究行程加上帶領學校的海外志工服務團，真正能夠自由運用的時間只有離去前的兩個下午，而當我到了大街要找藏人的市場時，賣毛衣的市場確實只有一個，但在觀光旺季的時候，手工藝品的市場則大大小小有十幾個。而在印度出生的流亡藏人的第二代，很多人都叫Tenzin。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名字就叫Tenzin Gyatso，藏人喜歡取這個名字，表示與法王的連結。

於是，我開始了大海撈針的尋人啟事，僅有線索是：腦海中Tenzin的長相，她來自波卡拉，還模糊地記得她父親的職業。當我進到大街旁的一個手工藝市場時，發現他們是由在列城當地的藏人攤位組成的，當然也不會有外地過來的攤位。他們說，城裡大街區附近的幾個市場，可以去問問看。而到了大街幾個市場，有些純賣手工藝，有些兼賣雜貨，但都沒有進展。太陽快要下山，天色漸暗，又遇上了城區大街停電，幾乎要放棄之時，附近一個手工藝市場透發出燭光，姑且進去一試，我隨機地詢問了一位手工藝品攤位中年婦女，她似乎對我的問題一知半解。但她要我等等，帶我到隔壁攤位的一位帥氣的年輕人，我重複我的線索，他說，他知道一個女孩子，應該是我要找的人，但他更正了我對於Tenzin父親職業的資訊。Tenzin的市場在市區的另一邊，年輕人放下了自己的生意，幫我去找人。年輕人回來之後，確定了我要找的人，但因為天色已暗收攤休息了。

次日，我和Tenzin見面了。她說，她一直在想我會不會去找她。在費娃湖畔，Tenzin是流動攤販，在這裡她有自己的攤位，和幾個從尼泊爾來的藏人，在街尾大樓後方的空地組成一個小市場。我們一起在樹蔭下喝茶，慶祝這場重逢。就在我預定離開列城的前一天下午。

這是我在流亡社會田野的經歷，即使過了一段時間，回想起來依然覺得不可思議。沒有電話、沒有地址，有限的時間內，最簡單的方式，以及殘缺的資訊，在茫茫人海中，及時達成跨國的尋人啟事任務。流亡藏人雖然流離，但並不失根，雖然分佈在印度、尼泊爾不同的聚居點，也為了營生而必須到印度不同城市販售毛衣，或是像Tenzin或市場中幫我找人的年輕人，一年當中在印度、尼泊爾的觀光景點賣手工藝品賺取生活所需，但每個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們還有族群的歸屬，社會的連結依然存在。他們知道自己是誰，別人也知道他們是誰。人群在地理的分散與移動，並沒有使流亡社會崩解，而是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