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是人類學家的狀況不用設想，當今就有兩個真實的例子。2014勝選的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是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多年前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時曾在TED上暢談拯救阿富汗的方法，認為必須與企業合作創造工作機會來根除地下毒品經濟、避免依賴金援。2012接任世界銀行總裁的金墉則是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曾與另外位知名行動派人類學者醫生法默（Paul Farmer）合創「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這個非營利組織，致力在貧窮國家中以地方社群為單位推動醫療工作。兩者的上台，讓人類學界大感振奮，希望看到常居批判位置的人類學家能在上位推動改革、帶來新的氣象。然而，在就任總統一年多後，甘尼面對的是依然未解決的諸多國家問題，其近乎獨裁的作風也引人非議。另外方面，金墉將世界銀行轉變成以發展項目為主要單位（而非國家）的體制改革、以及與屬下不良的溝通也引發內部不小的反抗浪潮。

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多年前擔任阿富汗財政部長時在TED上暢談拯救阿富汗的方法

然而本文要討論的不是這兩位當代人類學者領袖，而是十九世紀一位不務正業開創了親屬研究的邊境城鎮律師、美國民族學先驅路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唸過人類學史或熟稔馬克斯與恩格斯社會演化理論的讀者，必定不會對摩根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他是最早提出人類社會透過物質技術的進步而由採集逐步進展到農業社會的學者，也是少數著作曾被馬克斯、達爾文與佛洛伊德引用的理論家。摩根從來沒有當過任何機構體制的領導人，但也算是半個政治人物，曾以共和黨員的身份當選紐約州議會議員。他參選公職的真正目的其實是希望能夠累積足夠的政治聲譽，讓他得以被總統提名為印地安事務局的主任 — 他最夢寐以求的職位。

在紐約州北部長大的摩根一直都對當地印地安社會文化非常感興趣，與其中的賽內卡人（Seneca）關係更是緊密。他之後所展開的民族學田野調查橫跨美國東北、中西部與西北的各個部落。這樣第一手的經驗，使他對當時印地安人的處境非常同情。另一方面，他在部落中也觀察到了無窮的發展潛力，並認為在適當的政策幫助下，印地安人的工藝技術足以讓他們在當代商業社會中生存立足。如此對印地安事務的關心，使他非常想成為印地安事務局主任推動改革。一封1862年寄給林肯總統的信中，他慷慨激昂地點出當時印地安政策的六個問題，並接著逐一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很可惜的是，林肯在競選時已把印地安事務局主任的位置承諾給別人，使摩根畢生都與之無緣。但這並沒阻礙他對部落實質的貢獻。早在還只是一位律師之時，他就曾為賽內卡人捍衛土地打官司，對抗土地收購集團。也正是如此，他之後被納入其氏族中，給予了Tayadaowuhkuh這個名字，意指「跨越鴻溝的橋樑」，反映他協調白人與印地安人兩個世界的努力。

我認為若人類學者當上總統這個能力深受科層體制限制、出來亮相致詞的機會卻極多的職位，或許最大的建樹會是本著人類學全貌包容的訓練，扮演好連結不同階層、族群的「橋樑」角色，即便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功用。芭樂人類學曾討論過許多臺灣政治人物的「綽號」或原住民給予參選人的「族名」，可見此類符碼有多重要。事實上，在美國「橋樑」的意象就時常與總統連結在一起，而最有名的莫過於柯林頓1996年的競選標語：「搭造一座通往廿一世紀之橋」，「橋樑」一詞在其就職演說中更出現了二十六次之多。歐巴馬也是著名的橋控，曾有一篇分析文章點出他非常喜歡在橋下、橋旁發表公開演說。就象徵意義來講，哈佛大學文學評論家蓋茲（Henry Louis Gates）教授曾說過身為非洲黑人與美國白人之子，歐巴馬本身就是一座橋樑。知名傳記作家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為歐巴馬寫的傳記也簡潔地以「橋」為書名。如今即將卸任的他儘管評價褒貶不一，但他在任內確實勾連了許多過去被認為無法跨越的鴻溝，如同性戀權、古巴破冰等等，可謂不辱「橋樑」之名。

儘管只是個象徵形象，要做好一座好的「橋樑」可非易事。「橋」不是搭上就好，要搭得實在、且保持溝通的暢通。若只是為了連結而連結，學學幾句族語、冠了個族名、心理卻還是認為對方「粗獷而草莽」，那是經不起考驗的。同時也不能只有一座橋而已。在國際、國內有多少個強勢弱勢的群體，是否都能不卑不亢、進退得宜地與之互動？或許時常遊走在不同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人類學者，在擔任總統這樣的大位時，能夠帶來的就是在崎嶇複雜的政治地景中，搭起一座座本著尊重、理解、去除任何本位中心主義的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