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家庭與人類學家媽媽

在博士論文致謝詞中，我把論文獻給在研究與寫作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四位母親：田野地的斐濟媽媽、我自己的老木、岳母、以及和我一起合力照顧小孩的老婆。若是沒有她們在不同階段的幫助，這本論文一定不可能順利生產出來。多年前，一位自己身為人母的人類學家則是把論文獻給自己的小孩。在短短一句話內，對孩子的虧欠、欣慰、驕傲等複雜心情塞滿其中。她是這樣寫的：

給Barack和Maya，兩個在媽媽出田野的時候很少抱怨的孩子。

沒有錯，她就是前任美國總統Barack Obama的母親、已故人類學家S. Ann Dunham（1942–1995）。Obama成為美國總統的故事十分傳奇，但做為一個曾經試圖平衡遠距離田野、論文寫作、個人學術發展、學業要求、家庭、收入、未來工作的博士生，Dunham的故事對我來說更加地激勵人心。夏威夷大學剛入學就愛上一位來自肯亞的留學生、並迅速與之成婚的她，1961年十八歲青春年少之時就生下了小Obama。而在知道對方在肯亞家鄉其實還有一段婚姻與孩子後（還有成婚後才明瞭的個性上的不合），毅然跟他離婚，並拿到小孩撫養權。二十一歲復學後不久，她又認識了一位來自印尼的地理學研究生。經過幾個月的交往，相戀的兩人火速成婚。在拿到各自的學位後，Dunham帶著小Obama陪同她的先生回到印尼爪哇居住，並隨後於1970年生下Obama同母異父的妹妹Maya。然而在那裡夫妻的關係漸行漸遠，於是在1972年快滿三十歲、擁有來自兩段不同文化的婚姻的兩個孩子的她，決定回到夏威夷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由於在印尼的生活經驗與所習得的語言能力，很自然地她便選擇了爪哇做為田野地，計畫研究村落手工藝產業。經過漫長的田野、中間在幾個政府單位、民間發展機構的工作（包括對小額貸款的投入）、以及對一對兒女跨越夏威夷、北美、印尼等地學業和生活的種種安排，整整20年後，她終於在1992年交出長達一千多頁的博士論文，拿到博士學位。

在閱讀Dunham的傳記《獨立女性》（A Singular Woman）時，我對她如何在求學與田野中拉拔孩子長大的部分特別感興趣，而這說不定也反映了某種典型的「人類學家媽媽」的面貌。首先，是對自己重視的養育孩子的價值與所身處的地方文化之間的拿捏。很多評論者已指出，Obama做為一位政治人物的氣度，其實很有爪哇人的味道：懂得聆聽、冷靜、平和（而非戲謔、煽情、尖銳等政壇常出現的人格特質），而這些很大部分是Dunham在當地生活情境中刻意培養出來的。但同時她也並沒有滿足於單方面的文化融入，而總是為小孩之後的高等教育在做準備。正是如此，在讓Obama唸了一間天主教、一間伊斯蘭的印尼小學後，Dunham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把才九歲的他獨自送回夏威夷唸私立學校，以便之後能順利銜接上美國學校系統。這樣的安排反映了日後Dunham在印尼進行人類學田野以及擔任發展機構顧問的視野：她能夠深入群眾之中、不會有一般老外專家的傲慢自大，但又不至於完全擁抱當地人，而始終能保持著冷靜的角度來蒐集資料、進行分析。

另外方面，這個故事也顯示了另一種「人類學媽媽」的特質：對家庭安排的彈性。1975年當Dunham要出發到印尼做田野時，她決定帶著五歲的Maya過去，而又把十三歲的Obama留在夏威夷跟她父母居住。這在美國當時重視母親做為小孩主要照顧者、以及家庭成員應該一起成長的家庭觀之下是十分不尋常的安排，但她知道Obama在美國有更為重要的任務：沒有中斷地完成學業、並且在美國社會中學習怎麼做一個非裔美國人。即便如此，在田野過程中，Dunham在有限的經費下仍會抽空飛回去看她的兒子，並總是細心地留意他的發展。在夏威夷與印尼的朋友都記得，與Dunham碰面時她第一件事總是在分享Obama的近況。因此之後當Obama當選總統時，大家都感到與有榮焉，也為Dunham無法親眼見證兒子榮耀的那一刻感到惋惜。

「人類學家媽媽」的始祖

若所謂「人類學家媽媽」有個始祖，那莫過於知名美國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1901–1978）。有別於Dunham年紀輕輕就生下Obama，Mead是在經歷了兩次婚姻後，終於在將近38歲的高齡，與第三任先生人類學家Gregory Bateson生下日後也成為知名學者的女兒Mary Catherine Bateson。田野研究時常處理多元文化兒童青少年發展議題、並已出版了《薩摩亞人的成年》、《新幾內亞人的成長》等著作的Mead，在自己的小孩出生前已經有了一個清楚的養育藍圖。她是提倡哺乳應該根據幼兒的需求而非固定的時間表的先驅，並且勤做幼兒「田野筆記」，設法找出哺乳的規律與其他幼兒行為的模式。基於自己在大洋洲田野的經驗，她也認為嬰兒可以與母親同床同房生活，不需依照當時西方強調的母嬰分房的觀念。值得一提的是，曾經是新手父母必讀的《全方位育兒教養聖經》的作者Benjamin Spock醫師的一些建議就是受到Mead的影響。除此之外，她甚至決定以影片記錄自己生產的過程。她認為新生兒當下的反應是最珍貴的資料，因為之後嬰兒的一切行為將受到環境與文化的主宰。據說她的生產還被延後了十分鐘，就是因為當時房間內的採光有點問題，影片無法順利開拍。

Mead也與Dunham一樣以很有彈性的方式在不同家戶之間養育小孩。1939年Mary Catherine誕生之時其實也是Mead與Bateson剛結束完在峇里島的田野工作的那年，因此他們還沒有自己的家，而Mary Catherine基本上是在Mead的大學同學家長大的。1942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參加二次世界大戰，包括Mead與Bateson在內的社會科學家也被動員起來，兩歲多的Mary Catherine於是又被帶到他們倆的一位同事家中，跟他的家人小孩一同生活。因此Mary Catherine在關於自己父母的回憶錄《女兒的視角》（With a Daughter’s Eye）中說到，她雖然是個典型核心家庭的獨生女，但因為這樣的生長經驗，她反而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大的延伸家庭中的一份子。她還記得有朋友問過Mead，小孩總是給別的女性帶她不會感到嫉妒嗎？結果Mead只回答說「嫉妒」是一種社會建構出來的情緒。1950年，Mead與Bateson離婚，加上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工作以及各種演講的邀約與研究的機會，她很難穩定地陪伴還在讀小學的女兒，但她總是能夠動用各種人際關係資源使女兒在每個重要時刻都有人在旁照料。Mary Catherine說這樣安排的苦心，是她日後也要平衡母親的身份與研究教學工作時才能夠真正體會的。

《人類學家》紀錄片中的人類學家媽媽

最近有一部以人類學家Susan Crate為主角的紀錄片叫做《人類學家》（The Anthropologist），談的是在全球氣候變遷的狀況下，世界各地的人們怎麼面對這樣的挑戰，以及人類學家如何扮演研究者、社區工作者、政府部門協商者等角色。Crate做為這樣紀錄片的焦點絕對是夠格的，她自己的研究處理的就是西伯利亞村民如何在極端氣候條件下與環境互動，她同時也是《人類學與氣候變遷》（Anthropology and Climate Change）這本著名論文集的編者之一。然而，看完紀錄片後，我發現無論氣候變遷或人類學家這份工作都只是背景的布簾而已。這部片真正要描繪的，是人類學家媽媽與女兒的關係。

Crate在西伯利亞做田野的時候，與當地一位男子相戀成婚，生下了Katie。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兩人離婚，現在Crate獨自一人在美國將Katie帶大。影片雖然是關於氣候變遷，但主要的變化軸線是從十四歲的Katie到她十八歲即將上大學之際。Katie在片頭的訪談時斬釘截鐵地說，她絕對不會像媽媽一樣成為人類學家，結果在跟著Crate探訪了西伯利亞、吉里巴斯、美國海岸社群、秘魯等地、認識了由當地人、研究者與文化環境交織而成的各種故事後，她在片尾決定進入大學主修人類學。這樣的轉折或許有些戲劇性編排的成分，但在片中擔任旁白角色的Mary Catherine Bateson也曾說過她刻意不想走跟媽媽Mead一樣的路，因此選擇語言學做為志向，結果後來不知不覺地也開始做起田野，關心起媽媽所不斷強調的社會文化議題，現在她自己也總是以人類學家自居。

全片最令我感動的地方是在秘魯安地斯山區，Crate聽當地人聊到過往有上山進入冰川取冰、拿到山下淋上糖漿成為刨冰甜點（shikashika）的傳統。更有趣的是，他們說取冰的當下，會聽到冰川低吟的聲音。但現在由於氣候變遷的影響，冰川必須要到更高更險峻的地方才能看到，因此越來越少人能有這樣的體驗。於是Crate在幾位當地人的帶領下，決定前往記錄這個包含找冰、取冰、在沒有冰袋的狀況下將冰塊包覆運送下山的複雜任務。但同時間Katie卻生了病，必須留在寄宿家庭休養。此時，配合著人類學家媽媽義無反顧地登高邁步向前的畫面，以及女兒在市區獨自漫步探索的身影，由民謠歌手Dar Williams翻唱的名曲“This Woman’s Work”在背景緩緩響起。這首歌講的是媽媽在產房遭遇難產的狀況，父親只能在外面無助等待但又相信她能夠度過難關的心情。然而用在這裡，同樣的歌詞可以有不太一樣的詮釋：人類學家媽媽無法總是陪伴在小孩身旁，但她能給的是一個開闊、充滿各種可能性的世界，以及在這樣的世界中生存的智慧。

人類學家媽媽是「好媽媽」嗎？

本文絕非那種「看看這些人類學家媽媽怎麼養育小孩」或「人類學家媽媽如何教出總統兒子」的親子天下式文章。冠上這種重責大任，忽視了相對於「人類學家爸爸」們，她們在田野裡、在學院中、在跑研討會時所面對的額外壓力（見Allegra Lab的報導）。然而從上述幾則親子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在身為一位出色的研究者之餘，人類學家媽媽往往可以教出能夠體會媽媽田野工作的價值、且擁有開闊視野與文化敏感度的孩子。

事實上，人類學家媽媽恐怕不是一般大眾所認知的「好媽媽」（但Mead在一旁會說，「好媽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Obama回憶起九歲時被送回夏威夷，以及十三歲時又與前往印尼做田野的母親分離的經驗，承認心底其實十分苦澀。他表示若非他的祖母願意全心接受照顧他，這樣顛沛流離的田野人生只怕會更加混亂。但同時他也知道，如果Dunham為了家庭放棄人類學的事業，他的童年也不會更加快樂。他說正是他媽媽對孩子的那種無條件的愛，使整個家庭在如此變動的狀況下仍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Dunham對他灌輸的價值觀，以及多元文化的視野，更是促使他日後進入政壇服務的主要動力。至於跟著媽媽出田野的妹妹Maya，得到的是更直接的田野薰陶。她在2009年Dunham正式出版的論文《克服萬難：印尼的村落手工藝產業》（Surviving Against the Odds: Village Industry in Indonesia）的前言中，溫暖地回憶著自己如何跟著媽媽去村落各個手工藝師傅家中拜訪、學會分辨一把製作精細或粗糙的keris藝術短劍、理解手工藝師傅在村落中扮演的領導與儀式性的角色。這樣難得的生命經驗，可以說是人類學家媽媽能夠給孩子最珍貴、也是最與眾不同的禮物。

所以，讓我們跟天下所有的人類學家媽媽們說聲，母親節快樂！出田野時請妳也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