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則筆記開始

約莫半年前，北美館趁著標題為「當下檔案．未來系譜」的雙年展，邀來了知名人類學家邁可．陶席格（Michael Taussig）前來給一個公眾演講。題目很吸引人，是「民族誌筆記即後現代檔案」。坦白說，看到陶大師名字的瞬間，我還揉了一下眼睛，因為真的沒想到會是在美術館首次瞻仰風采。對他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那些以南美資本主義為主題的大部頭著作，而是其指導學生說過的一則小故事：在某一次探訪完巴西的回程中，這位學生因為被懷疑牽涉毒品走私而被扣留在美國海關。儘管一再說明那只是一趟單純的旅行，海關人員還是沒被說服（該學生非裔的身份顯然也沒幫到忙）。結果在打開行李箱檢查後，發現裡面躺著一本陶大師送給他的個人著作，書名為《我的古柯鹼博物館》。當場，他的嫌疑瞬間急速上升。大師的書名總是充滿創意，他還有另一本談田野筆記的小書叫做《我發誓我真的有看到》，我期待他在北美館的演講會是由此出發。

演講還沒開始前，我們一行來朝聖的台灣人類學家排排坐在下面拿出筆記本等大師開示。只聽到大師開場時率性地說，「我今天不談民族誌筆記了，我要給另一個題目」，接著便針對一本關於庫德族的影像文字記錄集，闡述這些「檔案」如何能被重新組合起來捕捉一個在地圖上消失的族群及其苦痛與奮鬥。這個主題其實也蠻有意思的，但在失望之餘，我邊聽思緒邊開始漂移，漂啊漂，突然漂到在斐濟做博士論文研究時，在首都檔案館經歷的一段故事。以免忘記，順手就在還是空白的筆記本頁面上記下，提醒自己以後要在芭樂人類學上談一談。當下沒有意識到的是，我這麼一記，就是在生產一個可以供未來檢索的檔案。正是因為檔案的創造是那麼地容易、那麼地多樣、那麼地深入瑣碎的日常生活，檔案的管理於是成為生產知識、控制人群的重大工程，而傅柯在《知識的考掘》中便是認為，看似有秩序的過去，其實只不過是大大小小的檔案部署移動的結果。

檔案館裡的人類學家

對在田野人群中打滾的人類學家而言，檔案看似十分遙遠，但我相信沒有一個人類學家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是不會接觸到檔案的。我們自己的田野筆記、日記其實就是一種檔案，而所謂「田野的真實」，也是這些檔案堆砌出來的（我猜這就是陶大師原本要談的吧）。另外方面，即使是離現代化、工業化再遙遠的田野地，其中的人們也同樣地具備生產檔案的能力。記得有一次在我那沒有接電（更遑論電腦、印表機等器材）的斐濟田野地村落的傳統會議上，一張張A4的議事重點突然被發下來給坐在草席上的鄉民們。而我在採集地方歷史傳說時，正感嘆知識淵博的老酋長的過世，意外地發現他竟留下了珍貴的親筆手稿。至於在我們的到來之前，早已佈下天羅地網的殖民檔案、教會檔案、旅人遊記、地圖、人口普查等資料，更是人類學家們運用已久的材料。正是如此，一群人類學家很佛心地編纂了一本《人類學資源：檔案、圖書館與博物館收藏資料導覽》，裡面詳細列出了世界各地的檔案館資訊與收藏品目錄，供那些不滿足於從田野搜來的資料的人類學者使用。

即便如此，這些常被冠以「二手資料」的檔案，在人類學研究中還是時常被安排為輔助性的角色，我們書寫的主角依然是那些在田野中親身經歷見聞的故事、言談和活動。1981年，另一位人類學大師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以一本討論以庫克船長為首的西方人與夏威夷原住民接觸的歷史的《歷史隱喻與神話真實》，昭示了檔案館裡挖出來的材料，如何可以被拿來做為主要的分析對象，並且以人類學「文化」與「結構」的理論視角來討論。與陶大師同樣具有書名安排創意的薩大師，在2004年又出版了一本《對不起，修昔底德》，幽了這位古希臘歷史學家一默。全書最主要的章節談的是「文化」如何能幫助我們理解十九世紀斐濟兩個酋邦的戰爭，而他的材料又再一次地通通是來自於檔案館。

薩大師這樣為人類學理論發展另闢蹊徑，迅速地聚集了一群快樂的「檔案館裡的人類學家」伙伴們（主要為其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如科恩、卡馬洛夫夫婦），卻也讓他因檔案解讀的不同觀點四處與人爆發筆戰。然而從他的相關作品可以清楚看到，對各種來源的檔案高超的掌握度，使他能舌戰群儒而不曾居於下風。竊以為最精彩的例子是他在1993年於《美國民族學家》期刊發表的一篇戰文，旨在反駁一位學者認為斐濟「乞求」（kerekere）傳統是英國殖民政府建構出來的、且在1860年之前沒有被明確記載過的論點。只見他好整以暇地在前面從理論角度拆解、偶而還誇一下對方，然後在中段呈現1860前各種不同檔案中已有「乞求」的記載，並亮出他的王牌：一個1835年美國船員的日記篇章，最後又以更多的檔案記錄將戰線拉到另一個層次。而同時間，他其實也正在與一位斯里蘭卡籍人類學家針對夏威夷原住民檔案的問題大戰三百回合。在這裡必須補充強調的是，薩大師這些對夏威夷、斐濟歷史檔案的洞見，是根基於1950年代蹲在一斐濟小島上將近一年的紮實田野經驗，並非憑空而來的。

從田野到檔案館

跟隨著薩大師的腳步，約莫60年後我也來到了這熱帶群島，以村落環境保育為主題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結束田野一段時間後，依然還沒有動鍵盤的我不斷在思索田野中遇到的一個問題：田野地島上有兩大塊佔全島面積三分之一、於英國殖民時期劃定的「Taveuni森林保育區」與「Ravilevu自然保育區」。然而，這兩塊環繞著我的田野地村落、影響島上空間關係甚鉅的保育區，卻沒有人知道它們形成的原因背景為何，而在當代生態保育的報告書中，它們也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受到薩大師的感召，我在2012年申請到了台灣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資料蒐集補助案（含政府檔案、教會檔案、圖書館、博物館等等），準備進入那傳說中的檔案館聖殿中一窺堂奧。

我的想法很天真單純，魔鬼藏在細節裡，而答案一定藏在檔案中某處，找出來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我瞄準了三個位於斐濟首都蘇瓦的檔案存放地點：斐濟國家檔案館、天主教教會檔案館、還有斐濟博物館附屬圖書館，並住進附近一間兩坪不到的背包客客房，每天檔案館一開門我就進去坐下、調閱檔案，一直到關門才離開。誰知道，這些空間簡單質樸、館員親切樂於助人的檔案館，卻像艾可《玫瑰的名字》中的圖書館迷宮一樣，要找尋資料竟須經過重重迷途與解碼的過程。

好吧，說得有點誇張，其實在博物館附屬圖書館和天主教教會檔案館中，由於期望原本就不太高，所以過程尚稱順利。前者收藏了歷年關於斐濟的國外博碩士論文以及政府報告書，後者則提供了清楚的檔案目錄。但在天主教教會檔案館中還是遇到了一些問題，如檔案遺失、保存狀況不佳（有一張資料就在我面前粉碎）、以及一些檔案是以我不熟悉的法文記載的。在這裡，我主要的收穫是知道1895年田野地島上的天主教教會的園子裡，種了幾顆芭蕉、芋頭和卡瓦胡椒。

至於擁有大批殖民檔案的斐濟國家檔案館，則是最讓我受挫的。首先，它到現在還是在用舊式的圖書館索引卡櫃，這本身倒不是什麼問題，但那反映的是那裡沒有一個理想的搜尋系統或目錄。檔案管理員跟我說，「你跟我們說你有興趣的題目，我們就想辦法幫你找出相關的檔案。」然而在給了一些關鍵字後，我得到的多為搔不到癢處的英國殖民政府年鑑或森林法規報告。與館員一來一往溝通了幾回合，一些比較有意思的東西開始被端出來，例如派駐在田野地島上殖民首長親筆填寫的年度報告書。但再定睛一看，這些報告書其實就是一種索引，上面記滿密密麻麻的主題（從明確的「當月報告」到隱晦的「關於M的船的報告」）與編碼。我接著根據這些編碼調出更多的檔案，但很快地面臨到以下幾個問題：一、很多報告是英國殖民官員用草書謄寫、混雜英文與斐濟文，很難閱讀；二、就算讀得懂，也往往與我的研究問題無關。然而若不調出來，我也不會知道內容是什麼；三、每次調檔案，都要填一份調閱單，麻煩館員進去庫房一趟。同時，一次又不能調出太多，而且有些會被回報遺失，另外些我則翻了三秒就退回。這樣來回許多次後，讓我對館員感到非常不好意思。就在這樣調閱、失望、困惑、歉意的循環中，我度過了將近兩個禮拜的時間，也終於能體會《玫瑰的名字》中主角的驚呼：「所以圖書館並不是傳播真理的工具，而是拖延真理顯現的地方？」

檔案館迷宮中的轉機

這個時候的我，有點像人類學家紀爾茲著名的〈鬥雞〉文章中講的那種剛進田野時「如風一般」沒人願意搭理、令研究者極為受挫的狀態，只不過我的場景換成是在檔案館中罷了。但很幸運地，我也遇到了我的「鬥雞」時刻，徹底扭轉了之後的命運。

不知道何時起，我注意到有位白人博士生也開始進來檔案館，坐在我旁邊的書桌工作。為什麼知道她是「博士生」？在斐濟做田野一段時間後，我得到了一種可以在路上分辨出「博士生」的能力（他們往往衣著樸素、自信、不愛拍照、知道自己要去哪裡）。另外方面，我看到她每次都能調出一疊疊以我沒看過的資料夾包覆的檔案。很明顯地，她有一個清楚的研究計畫，而且她知道她在做什麼（不像我）。有一天我真的忍不住了，過去跟她攀談。她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叫做伊瓦德妮（Evadne，希臘神話中海神波賽頓之女），加拿大人，來斐濟做傳統舞蹈的博士論文研究，本身也是一位舞者。她來到檔案館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要在檔案中找出英國殖民政府是如何看待傳統舞蹈，另一個則是找出她的祖父，一位殖民時期的土地調查員，在檔案中的蹤跡。我問她是如何著手進行檔案研究，她回答：『很簡單啊，有一個列著不同主題的檔案目錄，我找到「表演」的項目，就開始調出相關檔案。』

「等等，有這樣的目錄！？」
『對啊，就是「布政司辦公室F系列來往公文檔案 1931-1958」目錄。』
「什麼！？在哪裡！？」
「就在館員櫃臺那邊，跟她說一聲就好了。」

親愛的館員，妳為什麼都沒有跟我提到呢？彷彿深怕太過大聲把這難得的線索嚇走，我趕緊輕手輕腳走到櫃臺，一字不差地把那一長串目錄名稱吐出，只見館員若無其事地將一份薄薄只有兩三頁的小冊子順手交到我的手中。原來從頭到尾，這份文件竟然一直躺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回到位子上坐定，我迅速找到了「林業」的項目後，遞出申請單，然後又得到了另一本更厚的目錄，上面列了各種有關林業的大小主題。我以手指一一點觸掃描下去，終於，在序號37號、編號49號的檔案夾名稱欄位，我找到了它：「Ravilevu自然保育區」。我再次遞出申請單，接著各個層級的殖民官員與專家針對這個自然保育區與一旁的「Taveuni森林保育區」的來往公文、書信、報告，通通被擺在我的面前。最重要的是，上面一字一句都是用打字機清楚印出來的。兩塊保育區的生命史，就這樣藉由重重的檔案活了起來。

之後我是怎麼將這批檔案文件儲存分析就不用多提了，簡單來說，我發現這兩塊保育區是在英國殖民政府擺盪於保護與開發之間的環境政策下形成的，且充滿各種辯論與協商。在斐濟國家檔案館的這段經驗讓我明瞭，為什麼學界會有「檔案田野」（archival fieldwork）這樣看似相互矛盾的說法。會如此稱呼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人類學家帶進檔案館的問題，往往是由田野而來，也就是說檔案館與田野基本上是一個連續體。另外方面，檔案跟田野一樣，不是只有目錄和文件，而終究還是由人所構成。因此在檔案館中，研究者也需要跟館員打交道、跟一同出入檔案館的訪客建立關係、也會有情緒、也會有盲點。可惜的是，現在人類學研究方法論的討論中，已幾乎不太談檔案研究了。我在這裡就只能以這樣一則小故事，留下檔案，希望能啟發更多明日的檔案館裡的人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