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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孤獨?

作者:鹿希法

 

在閱讀了一些關於日本的無緣社會、孤獨死、無葬社會之類的文字與影片之後,我無意間闖進PTT一則po著台灣社會孤獨死的影片的貼文,推文的多數反應是:孤獨終老是宅宅必然的命運、多數人都是在醫院臨終、醫院應該設自殺專區以避免凶宅出現、應該成立宅宅社區,以及應該向獨居者偵測生命跡象的手環好能讓負責監測的機構迅速處理等。儘管並非預期之外,我還是被推文中所流露出的宿命與冷靜震撼了一下,疑惑著他們對孤獨死的必然與無懼從何而來。

瀰漫在這類紀實性的文字、圖片與影片中那些孤獨死個案的屍體腐化、超越想像的環境髒汙以及單憑想像就足以令人窒息的氣味,毫無意外地引起2010年製作無緣社會紀錄片的NHK工作人員所接到的二十至四十歲世代的普遍焦慮與恐懼。隨著越來越多孤獨死的葬儀工作人員與特殊死亡清理人員描繪自身經歷的大眾讀物的面世,一方面我們獲取了更多有關日本社會中,一人終老與葬儀簡化的實踐和趨勢,其中包含締結關係的新社會想像,和成立新興社群或組織;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試圖阻止與延緩孤獨死的趨勢,甚至看到寫作者或推薦者在有意無意間勾繪出在親人圍繞下安享天倫終老的場景,或是人們相互扶持的溫暖社會這類圖像,對比出人情澆薄的當代社會。在一個又一個凸顯出有關孤獨死的悲慘不堪的文字與影像之情感技術作用之下,多數被召喚出來的的論述(毫不意外地)往往是對於某種家庭倫常(連帶著性別分工與照護責任)的捍衛、對親密關係的擁護,以及被預想的互助情誼所支持的社會的緬懷,鮮少去觸及PTT上認為孤獨死是某種特定生活方式無可避免的終局這類反應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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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死的圖像,常常以垃圾屋呈現

必須要說明的是,從去年疫情蔓延以來,臺灣以外不少確診者被迫在醫院孤獨死與無法舉行葬禮的現象,因為牽涉更複雜的政治經濟醫療糾結與作用,超出我的守備範圍。

就孤獨死被主流論述當作孤獨的圖像這一點而言,孤獨這種情緒與心態往往很直覺地被接合到新自由主義化之下的個體人處境:因為當代經濟分工與勞動體制而被原子化的趨勢以及其造成的社會後果,例如,將政經上的成敗歸咎於個人能力、造就了自負其責的倫理主體、自戀自我的普遍化侵蝕了家庭、鄰里關係與社會連帶等。孤獨死的出現宛如危及社會存亡的病徵,來自各領域的專家與行動者對於個體人原子化及其後果的解方,毫無意外地是透過重新打造基礎建設(如《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制定行動策略、找出有效打造人們彼此聯繫與社會關係的組織與活動,希望能針對問題癥結提出解方。就關係與群體層面而言,這些做法是合邏輯的、可被理解的,且已做出一定程度的貢獻,而對台灣地方社會的研究更指出人們透過實踐與互動以形塑自身為關係性存有,更經常基於情感互動而生成了多重社群性。這些是深具經濟與政治重要性的。

讓我困惑的並不是對前述企圖重構關係的行動與計畫背後的基本精神與關懷,而是孤獨死這個圖像幾乎全面遮蔽了我們對於那些不進入關係、孤獨一人直至終老的少數生命的認識。我們是否可能在不受到主流論述呈現的孤獨死圖像的影響,初步地去理解單身生活方式,或者只打算與人保持最低限度的互動且不想依賴家人臨終的生活方式?當人們因為各種條件而(被迫)選擇以不進入(深厚且持續的)關係成為生活方式時,我們面對的不只是人類學家Ozawa-de Silva強調的有關孤單的文化經驗與表達形式,以及追求關係的生命意義,而是這些人是在不被關係中介的情況下,面對並直接承受國家與社會對於生命歷程的種種安排,由此思考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在多數情況下,單身在臺灣被認為是一種過渡狀態,彷彿他們在人觀上尚未完備,實際上則有更多是不得已。例如,跨年前後的臉書總有各種許願明年脫單,或是戴著VR眼鏡坐在泡麵前方假裝有人陪的圖片,流瀉著人類學家Parsons稱為關係欠缺(relational lack)的寂寞感。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像日劇〈逃避雖可恥但有用〉的平匡在愛上實栗之前曾立志成為專業單身。從極其有限的蛛絲馬跡,我們看到:即使並非不渴望關係,平匡自詡專業單身在劇中被呈現為一種不麻煩他人、對週遭環境有所自覺、對男女份際與界線進行自我規訓、保持內心平靜的生活方式。這無疑是透過有效節制情感與欲望而獲致的。(恕不討論進入戀愛關係的平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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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當代單身者的圖像,不同於我們在精神分析師Anthony Storr在Solitude提到的歐洲歷史上眾多天賦異稟、富有創意的孤獨者:他們是終生單身或者不進入深厚關係的哲學家、詩人、畫家與音樂家,或因為年幼失怙或受虐而很難建立關係、或對於生活節奏與習性有超乎常人之堅持而難以建立關係,轉而投注於他們深愛甚至狂喜忘形的思考與創作歷程;對某些處於情緒劇烈波動的孤獨者而言,專心於思考、書寫及創作是他們避免內在崩潰的一種方式。透過對這些孤獨者的傳記與作品的解析,Storr認為這些無法與人建立親密關係與生活安排帶有強迫症色彩的孤獨者,不該被輕率地歸類為「精神疾患」,強調我們應該從生命史與創作來了解與認識這些難以建立關係的背後那些所受苦的心靈與才華。特別是Storr不完全認同以Klein的客體關係理論來解釋完滿關係形成的機制,因為將建立關係這件事過度理想化,很可能忽略了這些人透過創作或工作來探索內在自我的精神性。儘管納入討論的那些受苦心靈幾乎都來自擁有特定文化資本的中產(以上)家庭,至少他提醒我們,那些無法建立親密關係或者只與人保持最低限度互動的人,是如何透過自己的方式來探尋內在自我,將迸發的欲望及情感轉化為藝術作品的片段,透過風格來凝聚這些片段;事實上,作品才是這些人建立關係的對象。

人類學家通常不是Klein的信徒,但關係(性)是人類學研究的無庸置疑的核心之一,這個立場讓人類學家很容易對個人主義化的現象提出評論與質疑。然而,隨著身邊與田野中遇見越來越多難以建立關係、渴望關係卻始終進入不了關係、被關係深深傷害而決定獨自生活的人,我們該如何面對與理解這些人的孤獨與孤單?面對越來越多重度依賴網路與社群媒體卻獨自生活的netizen,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虛擬連結在一人生活中的意義?心理學家Turkle在Alone Together討論不同世代使用機器人與手機的經驗,提及了人越來越像賽伯格卻難掩人(與關係)將可能被機器人取代的焦慮、在社群媒體上投入心力以展演理想自我、尋求認可的焦慮,以及被各類電子訊息傳輸的工作與會議全面佔領而令生命消耗殆盡的無奈甚至恐懼,從而對於手機做為當代社會之部分客體這一點,有所保留,同時認為人應保有孤獨以探尋真實自我的必要性。她從有趣且廣泛的觀察與個案當中得出這些如今看來不太意外的論點,卻忽略了網路做為生產各種分裂主體的模控空間的意義,以及從網路世代的生命經歷與認識世界的方式,而不只是她提出了模糊生物與機器人之間範疇界線的知識論問題,更直接關涉到如何重新概念化自我、孤獨、關係以及主、客體的問題。

在不被關係中介的情況下一人生活,如何終老就成為與人直接照面的嚴肅課題。即使我在田野中經歷過居民因病或因老而去世的情形,但上野千鶴子的《一個人的終老》陳述了一幅我尚未思及的獨力面對死亡之過程與程序,那是需要心理覺悟、知識與經濟能力才能完成的作業。出自於「不想麻煩他人」這種精神氣質(ethos)而選擇一個人終老,不只是涉及了自行決定是否舉行喪禮或喪禮的形式與事先安排遺囑內容(甚至是祭拜方式),而是必須累積對於自身疾病發展進程的知識、對於住家附近的醫療與照護體系之掌握、對抗人必須在醫院終老的社會期望、有著能抗衡家人意見(而不住進安養院)的相對自主性(儘管有城鄉差距,日本社會的安養院數量相對充足),以及相應的經濟自主。顯然,這些只有特定階級的人才可能達成,卻是避免落入主流論述所營造的孤獨死圖像最可能的生活安排之一。的確,意識到人必有一死以及人作為being-towards-death這一層存在意義,是觸動我們深刻思考生命與存在的起點,然而這種決定獨力面對體衰或慢性疾病終老的過程,則是必須以知識與能力來管理死亡過程使其成為保有個人尊嚴的倫理疆域。從這個角度來看,PTT上鄉民提出成立獨居者專屬住宅,或是發給獨居者電子手環以方便監控生命跡象這種幻想,既不需要獨居者對死亡過程進行知識與金錢的投資,同時對政府而言是最經濟的治理技術——儘管聽來有些反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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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igal Son. Thomas Hart Benton

請容我以Thomas Hart Benton的畫作Prodigal Son來做總結。Benton對新約路加福音中浪子回頭回到家仍受到父親疼愛,並要僕人準備肥牛犢與歌舞歡迎浪子這個故事,進行扭轉:散盡千金的浪子太晚回到家,只見到破敗的家屋、牛隻骨骸和荒蕪的田園,沒有人迎接他,也沒有人懲罰他。在一片死寂中,浪子孤伶伶地站著。精神分析師Weatherill認為這幅畫訴說著後現代的人類形象:孤立,且孤孤單單。這篇短文僅僅掠過這個形象一個微小且表層的部分,畢竟網路世代與堅決獨力生活的人分別以不同方式來體現孤獨及孤單之於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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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希法 逃避孤獨?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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