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是一面照妖鏡，照出社會結構的緊張與不平等，彰顯不同文化的模式，也反景出歷史的記憶與層疊的連帶。

此次日本發生大規模災難事件後，已經有許多評論分析日本民眾的冷靜與秩序、媒體的自制，以及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官僚體系的運轉缺失，歸因於日本的民族性，無論是武士道、大和魂、「文明」、禮貌、壓抑個人、著重集體的「文化」。人類學的一項特色在於從在地觀點研究地方文化，例如Jay Sosa討論海地人如何在災後以「幽默」（帶著海地文化況味的笑話）來面對地震的不幸，幽默作為逃逸的窗口，作為繞過禁忌、轉彎表達內心情緒、壓抑和質疑的出口。

身為一個人類學家，由於自認對日本文化的了解只是間接而片段，對災後社會景況也沒有一手的觀察，如果說要寫篇典型的文化人類學分析，討論日本文化對災難反應的影響，我著實不敢下筆（類似掙扎請見紹華先前的「從八八水災思人類學特質」）。然而總覺得芭樂人類學在這個當下需要寫點什麼，幸好人類學還至少有兩項特色：全貌觀以及比較觀點，因此這篇文章，我想試著從這個角度初步的談一些目前的觀察與想法。請先容我從一段（不全貌也沒比較的）記憶談起。

一首反核歌曲的誕生

1991年的某一天，濁水溪公社的團員相約去某家樂器行的練團室，卻只到了兩個人。左派說他有個點子，要求貝斯手奏出兩條軸線，第一段是低沈緩慢的音階，反覆多次後，第二段轉為快速的節奏，重複十幾小節後，再度回到第一段的音階。在這樣的基底上，左派的吉他在第一段隨性的製造有些刺耳的碎音，第二段則與貝斯配合刷出幾個不尋常的和弦。這是一首工業噪音風格的實驗，作品的prototype，沒有歌名，左派沒有說他要表現什麼，只有純粹音樂的感覺。

1991年是台灣街頭忙碌的一年。反老賊修憲、反核、獨台案、廢除刑法一百條，一個接一個，從靜坐、鎮暴驅離、遊行、到佔領台北火車站，應有盡有。其中反核的能量蓄積多年，5月4日晚上在台電大樓前靜坐，次日展開的反核遊行，樂觀的估計約有兩萬人參與。反核遊行選在5月初，演講中無可避免的論及5年前（1986年）4月26日發生在烏克蘭的車諾比核子事件。

 

 

 

在那樣的社會氛圍下，濁水溪公社的貝斯手從練團室返回宿舍後，為那段充滿壓迫與孤寂感的聲音寫了幾段詞。下次練團全員到期，鼓手在第一段加入低音重擊，在第二段營造了慌亂的感覺，小柯和左派兩隻吉他在低調和高昂的對比段落中即興發揮。貝斯手拿出歌詞草稿問大家的意見，然而主唱張明章發現這首歌沒有旋律，要怎麼「唱」？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呢喃、掙扎、墜落，張明章詮釋了一個味道。於是一首曲子逐漸成形，曲名是「車諾比最後一名死者」。

我垂死於昏灰的  冰冷的輻射線

沒有朋友相伴   沒有致命的傷口

鄰人已成殘屍  親友或已逃離

陰澀的天空　沮喪的大地

我掙扎著要牽動　最後一個微笑

只聽見人群　驚恐的奔逃

我看不到他們離去　只想像1945

蕈狀雲的幻影　苛虐的廢墟

我垂死於昏灰的  冰冷的輻射線

沒有朋友相伴   沒有致命的傷口

只想再夢一回  這滅絕的土地

卻不斷死去  我繼續的死去

我掙扎著要牽動　最後一個微笑

只聽見人群　驚恐的奔逃

我看不到他們離去　只想像1945

蕈狀雲的幻影　苛虐的廢墟

在簡陋的舞台上表演這首曲子時，團員們一個個誇張的倒在地上抽搐，「不斷的死去」，有時笑果多於警世；然而創作過程的有機合作經驗，一直是我珍藏的記憶。濁水溪公社幾年後出版的第一張專輯《肛門樂慾期作品輯（1995台灣地下音樂檔案伍）》收錄了這首曲子。專輯出版時我在美國念書，左派說因為唱片製作人認為歌詞太敏感，要求改寫，更名為U238，把露骨描述核爆的部份隱晦掉。這種唱片界的自我審查在現在看來匪夷所思（1945和蕈狀雲，有什麼敏感的呢？），但就是發生了，不過改寫的詞倒也換湯不換藥的偷渡想法（理論化來說叫做柔性抵抗嗎？）。幸運的是濁水溪公社不斷衝撞禁忌的界線，後來的作品和表演已經不再受到唱片界保守的束縛。

（濁水溪公社2008表演「車諾比最後一名死者/U238)

歷史的循環，還是空轉？

恍恍20年過去了。10天前開始的日本災情──尤其是福島核電廠的危機，讓我再次回想起當初寫詞和演奏的時空。20年了，為什麼世界好像還是在原地踏步？不久前在環保署門口抗議國光石化的場子，在後台見到堅守濁水溪公社的小柯，這是他兩年來第11場在抗議場合的聲援表演了。跟我們在大學時沒什麼兩樣！

 

週日下午和家人、朋友一起參加反核遊行。從第一次參加反核遊行（也就是1991年那場）到現在轉眼20年了。在路上看到施信民教授披著「總指揮」的帶子，我的心裡一酸──1990年代剛接觸環保運動時，施教授是環保聯盟主席，奮鬥了那麼多年，今天他還是得扛著遊行總指揮之一的擔子！（在集遊惡法還沒廢止前，那也表示他得承擔遊行若有狀況，要面臨法律訴訟的風險。）

遊行路上我們幾個因為帶著小孩，和一些散戶落在隊伍最後，完全聽不到領頭的宣傳車，也看不到行動劇；離開了集合時擁擠的大忠門，就看不到政治人物。理念接近的朋友在街頭重逢，簡短的招呼；跟孩子們聊核子、環境、童年和街頭運動的意義。回到家，看到朋友在facebook上轉貼苦勞網或PNN對這次反核遊行中政治人物搶鏡的批評，新聞照片和焦點都是前台，和我們這些（幸運的？）走在後段的人感受大不相同。覺得20年來也沒有太多改變──會上街頭反核的政黨還是同一個，對政黨與社運關係的論爭也不新鮮，砲火更甚以往，更該被批判的政黨（也還是同一個）弔詭的因為在現場’unseen’（沒出席/ 也因此被看不見），暗笑著隔山觀火。

而在福島發電機內燃燒的火，還沒有冷卻。擔心的人還在祈禱。

沒有正義的「共業」

遊行途中看到學生在路邊舉著「藍綠共業」的海報，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反核運動不能遺忘歷史，國民黨長期以來擁抱核電和經濟至上的價值觀形塑了今日臺灣能源景觀，到今日全面執政，面對日本核災也沒有鬆動的跡象，而民進黨執政時在國民黨掌握國會的情況下，無法提出解套方法而對核四妥協，也是令人非常失望、某些政治人物更令人失去信賴。不過反核運動如果只是批判「藍綠共業」的話，視野還停留在「國內」──然而核子問題、環境問題其實是「全球共業」。更進一步，我認為「共業」這個詞並不恰當，「共業」這個失當的隱喻把責任扁平化、大量稀釋，甚至有模糊了環境正義問題的危險。

 

 

冷戰時期美國與法國在太平洋群島長期試爆核彈──法國甚至到了90年代還堅持在大溪地附近試爆──掀起大洋洲的島民反核情緒，有些國家禁止載送核廢料的船隻經過其海域。我在1995年第一次到所羅門群島的時候，夾雜在路邊賣的T-shirt中，就看到一件印著大洋洲反核的slogan：

‘If it’s safe, Test it in Paris, Dump it in Tokyo, Store it in Washington, and Keep my Pacific Nuclear Free’.

課堂上，我常請學生閱讀一本應用人類學的民族誌：Bravo for the Marshallese，這本書記錄了美國在馬紹爾試爆核彈對當地造成的諸多健康、環境與文化傷害，尤其是在比基尼（Bikini island）試爆中子彈的輻射塵飄落，不明究裡的島民只當成灰塵，沒吹掉的就拌了飯吃，孩童甚至拿來嬉戲。除了當下立即的嚴重健康損害，在環境與飲食污染的情況下，長期更造成高比例畸形胎兒和癌症的後遺症。（從島民用「葡萄」這個字來形容出生就高度畸形的胎兒，就可以想見多麼令人心碎）。災後被迫遷居、出現饑荒與文化流失的悲慘情景；而賠償談判過程面對美軍卸責與美國政府的推諉，更是一場艱辛的戰鬥。

除了人道關懷之外，大洋洲的悲劇看似遙遠，隨著時間也逐漸被其他地方的人們淡忘。然而無論是全球氣候變遷，或是核子災難的輻射塵，一次次的災難明白的昭示人類是命運共同體。極端氣候的演變趨勢下，太平洋有些島國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脅，台灣、澳洲昆士蘭都經歷短期內破紀錄大雨的水患，歐洲美國出現不斷升級的熱浪和大風雪，地震與相伴隨的海嘯更是短時間內跨洋連動。核災的輻射塵也很「全球化」，車諾比災變後除了烏克蘭大面積受污染，輻射塵在歐洲飄散，甚至飄至蘇格蘭隨大雨落下。福島核變後輻射塵飄洋過海，隨風吹到太平洋彼岸的加州。而全球化的人群流動，在日本工作、旅遊的國際人口數量龐大，食物的跨國流動加上輻射物質的半衰期，讓全球各地的人都有機會接觸──無論是車諾比對歐洲土地的後遺症，或福島事件對海洋食物鏈的影響，甚或更早核子試爆的殘留，全球人類共同承擔了這些「單獨一件」在檢驗時顯示「不對人體健康有威脅」的「微量」輻射的累積。

然而這些全球共同承擔的環境問題，以「共業」來比擬卻有文過飾非的危險。揮霍能源和物資、建造高排碳工廠、發展核武、擷取大量財富的金字塔頂層，與在核電廠工作的基層核工、馬紹爾一個小島上的孩子、長期投身環保工作的社運工作者，難道該承擔一樣的責任嗎？的確，全球環境問題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可內疚之處（尤其是對物質的慾望），但其間有巨大的差異性。 面對「共業」的提醒，有良心的人充滿歉疚，貪婪的人繼續不思反省，甚至更容易躲藏。一句「共業」只是拉大分母，扁平化曲線，甚且可能模糊了該咎責的對象。結果就和現在的「環保措施」一樣──良善的人民節能省碳，政府甚至環保署繼續幫高碳產業護航，杯水車薪。

造業有業報（姑且使用這個宗教意涵的譬喻），然而災難受苦的多寡，與造的業多寡不成正比，而且還時常成反比！美國卡崔娜颶風受災來不及逃生的是底層的非裔美人，災後獲得保險賠償迅速復原的則是有錢人；八八風災受害最多的是原鄉部落；日本海嘯吞噬的是海邊的漁村；歐美熱浪或暴風雪中死亡的有許多是貧窮老人。災難研究裡面以「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來說明社會結構的不平等，造成不同人群面臨災難時可能受苦程度的差異。環境正義很容易在「共業說」裡面被吞噬掉了。

 

 

災難是一面照妖鏡，社會結構上的不平等在災難中暴露無疑。另一個例證是所謂「趁火打劫」。無論是海地、智利或美國在地震等災難發生後，媒體都報導了趁火打劫現象，然而研究顯示那是少數案例，災難中人類多半同舟共濟，相互扶持合作。這次日本災後沒有搶劫商店的情況，有些論者認為是日本文化的因素；然而日本在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後曾發生謠言散撥和仇殺韓裔的不幸事件，這個矛盾顯然不能以「文化」來解釋。我認為關鍵還是在於社會中的結構不平等和（階級/種族/國族等的）緊張關係。媒體評論常對「趁火打劫」施以道德譴責，然而災難研究顯示，少數失控的情況其實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累積的夙怨──無論是階級不平等，或族群關係的緊張，或兩者的勾連──在動盪的時刻尋求發洩的出口。1923年的日本社會中，與韓裔的族群關係的不信任和衝突、緊張在大地震之後受到謠言的煽動，但今日日本社會族群問題沒有那麼深刻，階級問題在災區或許也沒有那麼嚴重。被「照」出來的，反而是台灣和中國少數仇日的言論。台灣在近年的災難經驗中也多半沒有「趁火打劫」的情況，顯示內部的階級和族群結構關係沒有過於緊張，是我們需要珍惜的地方。

「風險管理」、「監測/預警」的「文化」

如果說從跨文化比較中可以看到一個scale比較大的「全球性文化」在災難場域運作，那麼除了前述災難的全球性，以及救災賑災的全球化之外，我認為至少還有一種越來越「興盛」的產業文化──風險管理，或說是透過監看、預警系統來「面對災難」的文化。

南亞海嘯後，各地砸下大筆經費建立「海嘯預警」系統，在大洋洲的人類學網路論壇上，開始經常性的收到海嘯警報（以及解除海嘯警報）。此次日本地震與海嘯在當地也有早幾分鐘的預警，台灣以及太平洋諸國更是普遍發出「海嘯預估在某時抵達某處」的預報。台灣近年也在許多山區建立了土石流監測系統，大雨預報時據以撤離某些地區的居民。福島核災之後，鄰國紛紛監測輻射值變化，科學家發佈輻射塵的飄移路徑預測、公衛學家根據各地方監測的數字和氣象推估提供防護等級建議，而多國政府也表示將建立更多監測站：如台灣政府決定在宜蘭外海增加電纜，增加地震儀和海嘯壓力計。

「監測」已經是當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人類科技發展過程中，越來越仰賴透過監測數字、抽象圖形、虛擬空間來「處理」、「控制」、理解（或更貼切的說，想像）災難。不可否認，「監測」讓我們能更廣更快的獲得資訊，並據以做出判斷，挽救許多人命。「監測」產生「科學數據」，降低對未知的恐慌、憂慮和謠言，酨心理上也有安撫的功能。然而另一方面，以「監測」來面對大自然的文化隱含了「科技拜物」（fetishism of science），「科學」、「現代性理性」的價值觀，以及「風險控管」的新興產業的崛起，我們需要戒慎恐懼。

數字化的「監測」是一種「遙研」（remote studies），過度仰賴時可能阻撓我們看到事件的在地樣貌和深層結構，無助於解決問題。例如Emily Harwell在2000年於Development and Change發表一篇文章’Remote Sensibilities：Discourses of Technology and the Making of Indonesia’s Natural Disaster’ ，討論當代科技透過衛星等探測地表溫度圖來「監測」印尼森林大火，輕易的咎責於山田燒墾的原住民；然而實際上山田燒墾所佔面積極少，也很少引起火災，反而是經濟作物的種植（牽涉到跨國企業與國內資本家和官員的共勾結構）才是森林大火的起因。遠遠的看著溫度變化圖讓官僚結構「自我安慰」或表演有在做事，卻無法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狼來了的警示──或更進一步說，科技可以掌控（或根本無力掌控）的幻覺──讓人們麻木。看到輻射監測數字台灣暫無健康危險，大家鬆了一口氣；看到政府增加監測，也覺得安心了許多──然後繼續過一樣的生活，災難的風險似乎被「管理」了。 在經濟風暴之後，風險模型設計的問題已經清楚的擺在大家眼前──那些破產的銀行其實都有「風險控管」，出事的核電廠興建之前不也都有風險評估（而且都計算出極低的發生機率）？然而風險模型設計本身永遠不可能完美，太多外部因素（無論新舊）都非模型可以處理，而發生機率極低的事情發生了，並非因為那麼倒楣不巧，而是出現了「模型範圍外的事件」 。

核能即是人類過度自信掌控大自然能力的故事。寫「車諾比最後一名死者」的歌詞時，我刻意把核電和核武拉在一起，雖然兩者乍看不同：為經濟/ 戰爭的目的使用核能，然而製造核分裂/融合這種不穩定的狀態，無論目的為何，都是在走險棋──人類自信能夠全知全然的預測、操控核燃料的虛妄。

戳破全能科技、風險管理的評論很多，但我特別推薦一部動畫：手塚治虫的知名動漫作品《小白獅王（又譯：森林大帝）》（日本富士電視台50週年重新發行的版本）。片中描述人類創造人造森林，「監測」、「管理」移殖的野生動物，最終仍證明’play God’是一件危險而註定失敗的妄想。

這些天，隨著福島核電廠的消息，我耳中不斷響起「車諾比最後一名死者」那沈重垂危的孤寂旋律；面對對核災無動於衷持續擁抱核電是永續、經濟、「堅若磐石」的說詞，腦海中不斷浮現Pink Floyd的一首歌名：’Comfortably Numb’：’The child has grown, the dream is gone, and I have become comfortably numb.’ 鏡中的自己，是否會變成安逸麻木的軀殼？那是我最終的恐懼。

（Comfortably numb, by Pink Flo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