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早第一件事就是發現我把訪談稿的整理檔給誤刪了！趕忙地開車回宿舍，奔回床上窩了兩個小時之後，才有勇氣面對電腦。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經驗，真是太奇妙了！呵呵～拭淚中。）

嗯！起床後先看兩張照片活絡「精」骨。

（好多了。底下的書寫跟上面兩張圖片完全沒有關係。）

就我看來，台灣人類學正面臨空前巨大的挑戰與危機：後殖民或全球化現象的論述回擊、原住民自決意識下的入境（研究）許可證、在地人類學觀點帶來的衝擊、流動社群的離散回應、學術書寫修辭的刻板堅持、全球都會城市的描繪、混雜主體的不確定性位置和模糊邊界、網路社群的變裝身份。這些挑戰都具備一項相似的性質：所有的主題都圍繞在我們周遭，以一種「流動」的性質表達當前正在改變的「不確定性」。（我是極討厭「流動」這個字眼的。憑什麼把人口遷移或是文明傳送的樣態講得好像掀倒一碗 腥味十足的海鮮 清粥？）「文化」何時停止改變過？明明文化人類學不正處理「變遷」的過程？何時這類議題卻交由比較文學、歐美研究、哲學等取得發表的先決機會？

人類學家似乎習慣於理解「靜止」的社群，或者更精確地說，我們習慣把社群理解為「靜止的一群」（類似想法見Appadurai; Fabian）。這種習慣朝向一種安全、鞏固的心理建設，企圖釐清一團彷若糾結的毛線球般，給予扒 糞 梳、整理、分段、歸類（譬如有西洋金髮、俄羅斯小野貓、制服派對、日本高校等），接著賦予了無新意的解釋（呵欠～～）。更糟糕的是，對於這類人類學家而言，「靜止」等於「鞏固」，最後也是「意義的出處」。

「民族誌書寫究竟提供何種意義和觀點？」學生如此問。一種立基於「民族誌作為文化資料和生活思維的真實呈現」這一方人類學者，以「後現代」標簽理解「民族誌作為一種部份真實和修辭轉換」等想像內容和方式，原是兩方（現代傳統 v.s. 實驗性超現實）可被預期的精彩論辯（並且夾雜於兩方的「後現代」思維總感到自身的無辜），卻因為「制度」的要求下，變得畸形：一方面像是孩童練習健美後，鍛鍊出與臉孔並不搭嘎的碩壯肌肉線條：另一方面卻像一位中年男子在行房前，依賴威而剛所勃起的自信（而非是海綿體）。

這個「制度」正是台灣信奉的Citation Index（全名為「哎呦痿呀！」，以下簡稱「哎」）。

台灣的「哎」標準化要求，等不及原先民族誌出版的數年時間花費，迫使每一篇期刊論文像是一篇篇康寶濃湯般「料多、濃的好」的民族誌縮影。這帶來了幾項令人感到憂慮的發展：

一是期刊論文的制式形式（特別是這種「前言→理論回顧→民族誌資料→檢討理論→結論：這議題值得我們未來繼續關心」論述模式），強化並且示範予學院學生，以為「碩博士論文」就應該這樣寫（但是誰賦予職權規定論文該怎麼寫？），同時堅持固有的專業閱讀。人類學家從事的工作是如此具挑戰性，每篇研究論文都是嘔心瀝血之作，卻盡是這般讓人讀不下去的書寫。（國內人類學期刊的讀者群究竟定位在哪兒？）「明明是如此有趣的文化，為何民族誌總寫得這般無趣？」（Writing Culture裡頭一位作者如此感歎。）

重要的是，這種文類鞏固了一種思想：「無趣是嚴謹態度之下所必然的副產品，為了「嚴謹治學」，無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甚至，二者已經發生「逆發展」關係：「為了達到嚴謹的標準，勢必得寫得無趣一點」。這類論文的作者最後成為連審查人也念不下去的「一人讀者」；這類「ひとり酒」式的寂寞成為「孤獨治學」的美感，而這種孤獨感又再次強化陪襯自己所信奉的「嚴謹」書寫。

二是面臨制度下的「升等」壓力，達成出版「哎」論文篇數的要求，開始競相「聯合掛名」。這類現象雖在人類學界還不多見，確有逐漸增強的趨勢。其中的方式，不是人類學家同儕們彼此的合作（台灣人類學家來自四面八方，各有專攻所長，或者鼻子長在眼睛上方，有辦法嗎？），而是向下尋找「資優股」的研究生。「這是指導教授與學生共同生產的作品，當然是兩人聯合發表」是最常見的說法，或者「我在指導的過程中，給予許多個人的意見和看法，發表作者當然包括指導教授」則是更直接的說辭。（難道在指導過程中，指導教授完全沒有從學生的書寫中獲得啓示？）

這類要不「你膿我膿」不然便是「交互主體」的用語，僅只於學生與指導教授（有時甚至口委也來分一杯羹），從來不見「與報導人聯合掛名」的「交互主體」。但何時指導教授的「學問高度」需要與學生爭取「聯合掛名」共享學術成就？或是「教育」的終極目標究竟是「培育獨立的研究人才」還是「拉攏將來有機會共同出版的研究生」？「我鼓勵你繼續升學，我很看好你的潛力！」「將來我們可以一起出版」只是一句未說出，卻沈重坐落在研究生肩膀上的負擔。研究生學習人類學這門冷僻的學問，是因為這門學問所展現的思想自由和文化關懷、解決或走出個人的成長困境、澄清一件讓自己夜晚輾轉未眠的社會傷痛、為了一個多年來堅持的理解路徑或理想，從來就不是為「學術出版」這類過早拉拔的專業期許。

三是這類期刊論文間接地排除其他可能的人類學學問的展現形式。台灣人類學存在一項近乎偏執的「正統」概念，並且以這種修辭風格表達他們信仰中對於正統人類學書寫的忠誠。美麗大方的趙小芳曾經以《老子》（嗯！不是她爸爸好嗎？）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質疑這類「嚴謹等於嚴肅」的書寫要求。更諷刺的是，愈是（咳！像我這種）書寫文藻優美的寫手，反倒愈是無法被視為「正統」人類學研究。（哎！難道文學獎首獎也是一種錯誤？）但是問題是，需要這般堅持嗎？結果是，「正統」帶來親屬制度下「長幼有序、兄友弟恭」的倫理關係（姐妹們都跑去哪兒了？）。相對地，這種在系譜學上的重視，成為半路投入台灣人類學訓練的博士生最大的挫折：「我將來找得到教職嗎？我又不是台大畢業的。」

對於這類「要求完美、近乎苛求」的嚴謹人類學家，學問是嚴肅的（想了很久，還是想不透為什麼）、田野調查是為了追求「民族誌真實」的堅持手段（這種「真實」僅符合他們自身的定義）。這類人類學家變得焦慮，為了實現並且捍衛他們信仰中的人類學真實，由小弟（扶眼鏡）鄭重地介紹以下三種策略。

第一、嚴肅地不斷自我充實，念很多書（最好是別人沒念過，原諒小弟孤陋寡聞，聽都沒聽過），鞏固自己先前的書寫，加強論述的嚴謹，支撐此項偉大的志業。（這部份真的不錯，值得感動落淚。）但是這項努力卻有一天生的缺憾——緩不濟急。

第二、為了快速維持或是達到「鞏固田野資料真確性」這項自我要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阻止別人進入自己的田野」。如此一來，自己的民族誌資料成為一家之言，並且無法對話的結果，便是間接持續證明自己所呈現的民族誌真實。

第三、變相地集結同志鞏固自身田野資源，私心地彼此拉抬捍衛並且遏阻任何有可能造成的專業威脅（即便是睜眼說瞎話也行）。於是，台灣人類學社群並不流行公開的論戰對話，而是一種關於知識信仰的內部張力。

台灣人類學的奮鬥戰場不應該是自己人彼此牽制排擠，或是以「你做的這個研究算是人類學嗎？」的詢問方式來劃清學科知識的界限。而是「原來人類學研究也可以這麼有趣！」不是很好嗎？「有趣」並不意味著這項研究是鬆散毫無依據，卻可能是一種苦痛心酸同時迷人的現實生活。我們需要更多不同知識一起貢獻於這個學科訓練之中，歡迎各種修辭方式和各種研究取徑。我們的對話戰場在於比較文學、歐美研究、哲學、心理學，以一種「人類學觀點」提供不同的聲音（也鼓勵不同的論文格式和意見），並且以這種自由（而非苛刻）方式吸引更多學生的學習。

人類學向來以一種對等關懷的姿態理解異文化族群，卻令人遺憾地以一種極為刁鑽的（特別是自己認定的）標準審查自己學科內的研究者（例如以「不符合本人期待」這種理由退稿？），甚至阻擋（有時是無意的話語令人沮喪）有心致力於人類學訓練的學子，我認為這並不公允，甚至愚昧。只有放寬自己的胸懷，忘記當初我們接受人類學訓練時的苦痛（花蓮人都說：「放下心中的恨」），以新生命的姿態面對我們的未來（也面對我們的學生），台灣人類學才有更大更廣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