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人類學家
一段課本沒有的人類學往事
近年來，關於人類學公共化的討論在北美學界甚為熱烈，一般正典式的說法是，早期人類學者（以鮑亞士為典範）投身於公共事務的動能與熱忱，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逐漸消散，「應用」人類學與「專業」人類學分道而行，前者的學術位階不斷矮化與邊緣化，而自居學院主流的「專業人類學」所產出的知識則與公眾關心的議題漸行漸遠。然而，這段「專業化」（或象牙塔化）的轉向，為何發生？如何發生？
正典學科史通常是從學科內部的建制化過程來闡述，卻甚少探究學術思想與學院設置如何受到外部政治氛圍所模塑。2004年由杜克大學出版，大衛．普萊斯（David Price）所撰的《危險的人類學》（Threatening Anthropology: McCarthyism and the FBI’s Surveillance of Activist Anthropologists）一書，細述冷戰結構下的恐共情結（Red Scare）如何損傷人類學界先前的自由學風，補充了學科史學較少著墨的政治面向。此書整理大量的解密檔案，描繪麥卡錫主義籠罩下的1950年代初期，聯邦調查局如何以維持國家安全之名對學院知識份子進行監控，他們在大學校園中安插職業學生，混進課堂聽課並參加社團活動，隨時回報師生言行，作法與台灣戒嚴時期的情報系統如出一輒（還是應該反過來說？）經調查認定為「共產黨同路人」的學者不但學術生涯難保，也連帶波及其父母、配偶與子女的公職前景。
從人類學角度觀之，這段美國的黑暗歷史最驚人之處，在於當時聯邦調查局長胡佛對於人類學顚覆潛力的慧眼獨具。胡佛擔心的並不只是與共產黨相關的行動，他也要求情報人員監控有關種族與性別的言論訴求。胡佛認為，「美國生活方式的基石，有賴於穩定的性別與種族階序」，他特別在意學者們在種族與性別議題上是否「踰越界線」，是否公開挑戰既定成規。Ben Feinberg (2006)在其書評“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Public Anthropology” 中舉了一個父執輩的親身經歷：其父親在1950年代初期主辦的一場大學舞會情景，竟成為調查局的列管檔案，滲透其中的美麗女情報員（當時偽裝身分是主辦人女友）向上司陳報的內容主題，並非任何意圖顚覆國家的共產主義言論，而是黑白種族之間的浪漫共舞，以及年輕大學女生暴露身體曲線的穿著。在胡佛的標準中，這些都是危害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的踰矩行為。因此我們可以想見，以尊重異文化、批判種族中心主義、挑戰性別本質論為核心圭臬的人類學知識，在胡佛眼中顯得特別危險。也因此，自廿世紀前半期即活躍於公共領域、積極參與社會改革的知名人類學者，如奧斯卡．劉易士與瑪格麗特．米德，都受到調查局的嚴密監控。
反觀當時不少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者，或因不夠知名不具公共影響力，或者像文化生態學者懷特（Leslie White）一樣，其左派思維只在純學術研究中實踐發揮，因而反而能免於政治騷擾之累。對於胡佛領導的國安系統來說，學者的激進思想可以儘量發表在沒什麼人看的學術專業期刊，但凡是涉及公共事務的評論與行動，都會挑動情報系統的敏感神經。因此，像露絲．班乃迪克與米德等公共人類學者，儘管其學術理路與政治傾向都和共產主義毫無關聯，但因為她們終身關注種族歧視、婦女權益、與貧窮問題，就被調查局列入監管名單（班乃迪克因為在麥卡錫時期開始之前即過世，因而免除後續的跟監騷擾）。雖然在這段時期中真正因政治因素而被解聘的人類學者數目很少，但由於調查局的手法包括介入教師徵聘機制、警告大學行政高層、與羞辱式的公開審訊，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確認，有多少位原本志業在於社會參與的年輕人類學者，因為無法取得教職，或因看不到前景而離開人類學領域(普萊斯在書中舉了少數幾個已知實例)。麥卡錫時期雖然不長，但對於北美人類學的公共化傳統，卻造成難以估算的耗損。
另外值得深究的是美國人類學會在這場政治風暴中的態度。在1949年，當時已是學界大老、建立了「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RAF）的喬治．莫道克（George Peter Murdock），寫了封長信給胡佛表達其憂心焦慮，因為「共黨份子就要接管人類學界」了。莫道克認為，這些激進份子的加入，會讓人類學從一個科學領域轉變為別具政治企圖的宣傳工具，過往專業學者所致力的科學研究工作將被「社運」與「空談」所取代。莫道克完成此信的次年便應邀擔任美國人類學會「科學自由委員會」（Committee on Scientific Freedom）主席，他的信與這份職位，咸信導致了學會在往後數年間，對於調查局騷擾壓迫學界同仁的案件，抱持「不介入也不聲援」的中立（冷漠）立場。就筆者所知，美國人類學會至今尚未對這段歷史做出正式的說明或反省。
白色恐怖對於在台灣的我們而言，當然不是陌生新詞，台美兩地因清共、反共而造成的社會苦難，更不可等量視之。不過，看了美國的人類學史不免回想台灣，冷戰政治的世界觀與情感遺緒如何影響台灣人類學的成形及發展，是過往較少檢視的議題。例如，Ross在“Peasants on Our Minds: Anthropology, the Cold War, and the Myth of Peasant Conservatism”（2008）文中指出1960-1970年代盛行的「保守鄉民論」（鄉民的文化性格是保守的、前現代式的、需要外力催化方能進行技術改革等等），便與西方跨國治理機構為了預防農民革命重演，而向全球施行的發展方案相互呼應。這套鄉民社會學說，又如何形塑台灣漢人研究的學術傳統？
不過普萊斯一書給予筆者的啟發，並不只是檢討過往，而是對於更為通則性的、無所不在的學術／權力關係的反思。在當代，對政治壓迫的恐懼當然依舊存在，但更具效應的可能是對於專業／同儕規訓的恐懼，若我們因為恐懼而壓抑排除某些觀點論證，或為了符應政治正確而頌揚特定的議題與立場，未來的學科史學家會如何看待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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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古 危險的人類學家：一段課本沒有的人類學往事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index.php/article/3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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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今天任何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權力指導或影響下的議題及研究，很容易被看穿手腳，也正因為如此，美國人類學家一下子就可以集結起來反對 CIA在中東利用社會科學家(特別是人類學家)所進行Human Terrain的計畫。但是，有幾個人類學家用各種方式參與或聲援 Occupy Wall Street 呢? 重點當然不是這二個事件那一個更政治化，而需要人類學家(&學者)的行動，反而是當今人類學家(&學者)內化了對於政治的定義，以為前者是危急及的政治監控，而後者是民主的政治抉擇，對前者的不表態有道德的危險性，對後者的不表態反而可以包裝在自由意志的外衣下。Foucault早年對學術／權力關係予以反省，到了晚年更著力對於個體／自由的現代性批判。當今人們對集體中心的嫌惡，其濃烈程度不下於對於個體自由的膜拜。然而，這正是作者所點出的"但更具效應的可能是對於專業／同儕規訓的恐懼"，我們都是"自願"加入(你會時時感到恐懼嗎?)看人和被看的行列(我這二個月要寫完二篇稿子，同時有三份的審查稿件)，我們自由撰述，寫文章，甚至批評，只要通過審查!
因此，我以為普萊斯一書最終也只是檢討過往存在的學術／政治關係，我們要說今。一方面，我們(我們是誰?)要開始說學術內部的知識生產，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說出對外部自由民主的激進想像。
有幾個人類學家用各種方式參與或聲援 Occupy Wall Street 呢? -- 回應如下：
可參看我芝大人類學系學弟的近年著作、特别是他2004及2009參予Occupy Wall Street後的專著：
— (2001).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New York: Palgrave. ISBN 978-0-312-24044-8. OCLC 46822270.
— (2004).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distribut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SBN 978-0-9728196-4-0. OCLC 55221090.
— (2007). Lost people: magic and the legacy of slavery in Madagasca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253-34910-1. OCLC 82367869.
— (2007). Possibilities: essays on hierarchy, rebellion, and desire. Oakland, CA: AK Press. ISBN 978-1-904859-66-6. OCLC 154704091.
— (2009). 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Edinburgh Oakland: AK Press. ISBN 978-1-904859-79-6. OCLC 182529207.
— (2011).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Brooklyn, N.Y: Melville House. ISBN 978-1-933633-86-2. OCLC 426794447.
— (2011). Revolutions in reverse. London New York: Minor Compositions. ISBN 978-1-57027-243-1. OCLC 759171790.
— (2012). Janet Byrne. ed. The Occupy Handbook. Back Bay Books. ISBN 978-0316220217.
延亮
忘了！作者是 David Graeber！
延亮又誌
關於紐約人類學家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問題，阿肥，我可以來插個話嗎？
去年春天與今年秋天，ＮＹＵ和哥大都有幾堂有關佔領華爾街的課程，ＮＹＵ的課開在社會所，哥大那邊則是一名年輕的人類學家Hannah Appel開的。我跟她沒見過面，但是佔領華爾街運動裡的自主銀行，似乎跟她的深入參與很有關係。佔領華爾街是一個很複雜的運動，內部也並不是一團和樂，毫無爭執，但是佔領運動延伸出來的自主銀行，自主廚房，以及人聲麥克風，我覺得對理解當代美國知識份子的困境與反抗的策略與向度，都相當的有啓發性。
以下是Hannah Appel 的網頁。值得注意的是她並不受聘于哥大的人類系下，然後，恩對，她又是芝大畢業的，阿肥的學妹：
http://cgt.columbia.edu/about/scholars/2011/appel_hannah/
我在去年秋天到冬天的幾場游行裡，都見到許多紐約各大人類所的老師和學生，應該說運動場上聚集了紐約所有學校各大系所的學生，平常見不到面的朋友，都可以在前往華爾街抗議的路上遇到了。New School, CUNY, NYU, Columbia. NYU 的Thomas Abercrombie常在遊行的隊伍裡，我自己TA的Henry Em在一場大學部的大堂課裡，整整講了兩星期的pepper spread事件和高學費（被高級的ＮＹＵ學生抱怨連連）。 高學費這個問題在美國高等教育是一個相當迫切，幾乎是殺人性的問題。我身邊唸哲學，念人類學，念藝術的朋友每每都是七八萬美金負債，不稀奇。我只能說，阿肥開的書單，對我們理解這一個時代的哲學家，人類學家，藝術家的危及經濟社會處境，實在是太重要了。
抱歉，Hannah Appel 畢業于Stanford University. 我弄錯了！
一誼
謝謝說今清楚說出了這段往事的今日之用。的確，寫作這篇文章的緣起並不只於關心學院白色恐怖史，而是那玩變裝秀的恐怖(懼)效應。也謝謝Fred Chiu的書單，我的確認為David Graeber是當代最值得矚目的人類學者，不管是在學術思維(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是當世經典!)或是在社會行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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