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一九九二年，哥倫布航行抵達美洲海岸五百年，當時即使仍有國家、團體不經意地採用了「慶祝」的字眼，多數仍著眼於反省並進而重讀、重寫歷史。《一四九一》也是這個轉折之下的作品。我們的知識生產過程涉及學術性概念與方法的啟發與限制，同時也呼應社會理念與現實。作者由以下兩個方向納入了大量學術研究成果，使得本書具有知識社會史的意味。其一是學界或學者的盲點，使得專業的堅持竟成為個人恩怨。學術研究以已知去認識未知，當原有的概念、解釋遭遇到挑戰，要如何回應？否認、修正或拋棄以重起爐灶？其中也看得到學者不同的風格。全書中有許多例子，都呈現出學術研究中的偶然與冒險的性質。作者寫來流暢易懂，清楚呈現理論遭遇檢驗和更替的歷程。本書的另一個角度，則反映出作者對社會變遷的敏感與支持。作者有顧及印第安人的視角，視印第安人為同樣具有能動性的歷史創造者，會主動規劃並以行動追求自己的信念。印第安人對環境也是如此，針對亞馬遜流域的熱帶森林，作者用了「人為的荒野」，揭露出看似原始叢林的地貌上，處處是早期居民精心打造出來的水利、漁業或農業活動設計。逐漸累積的知識不只面臨學界的檢視，還必須面對社會上生態保育運動者等的道德訴求。更嚴肅的是墾殖者的後代如何面對歷史，面對原住民。

作者將深刻的觀點，融入他對美洲史的鋪陳中，並且帶入了主動、活潑的印第安人身影，以及不同人群的交流互動。他細緻地揭開了「天路客」在北美東北部求生的狼狽時刻。當時已經有通曉英文可當翻譯的印第安人，教天路客種植玉蜀黍的方法，而所謂的印第安人在地方法，很可能是這位翻譯被擄停留歐洲期間，向當地小農所習得。全書最後，作者更進一步，根據十八世紀中期文學家、思想家等著作中記述的對印第安人的觀感與認識，推測印第安人的自主與平等的社會理念，成為美國開國先驅的靈感，促成了美國憲法。這個推測，想來難以驗證，但作者舉出的例子，足以引發讀者思索這個可能性。

書中環繞幾個主要的問題，環環相扣，也觸及前述的幾個面向，我在這裡舉例細談。美洲人的起源是個引人入勝、具有神祕色彩的問題，美洲人從哪裡來的？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來的？他們跟今日印第安人的關係又是什麼？考古學、古生物學與地質學是最早試圖面對這些問題的學科，掙扎著由偶然出土的骨骸與器物提出超越聖經版本的年代與解釋。依據已有的資料，出現了某種假說，但未知的部分遠大於已知，陸續因偶然或刻意發掘出現的如卡在氂牛肋骨間的矛頭，終於推翻了早期學界的假說，將美洲人的出現上溯到了更新世。碳十四這新的定年方法確定了人在冰河期就到了美洲的歷史事實，隨後，研究方向便轉移到冰河期的交通孔道與挑戰，也就是印第安人從哪裡來的。新的學科不斷出現，分子生物學參與了語言學與地質學在嘗試解答的問題。考古學者持續地發現更早、更南、遠離白令海峽的遺址。智利南部，距白令海峽一萬英里處，發現了距今一萬二千八百年的遺址，迫使學者得大幅提前最早一批美洲人抵達的時間。

解決了一個問題，問題改變了。我們多了一點認識，又出來幾個問題，依然沒有最終的標準答案。學術研究的專業化走向，有時導致太過偏向嚴格建立或維護學術標準，以至於缺少了對新事證的想像力與開放的彈性。資料其實遠比我們以為的要多，不論是早期的遊記，或是教堂裡超過百年的出生、婚姻與死亡的登記簿，但因為我們已有的成見，無以想像那些需要想像的可能。當這些眼界上的障礙打破了，加上單純的好奇心，歷史的細節逐漸浮現。教堂紀錄中的高死亡率與低出生率，不同年代遊記中觀察到的人口、聚落落差與榮衰，都指出印第安人口數量急遽大幅滑落。人口的估計也出現了不同立場，偏高或偏低，無可避免地牽涉到引入流行病的歐洲人的責任。偏高的估計下，墾殖歷史對今日後人留下沉重的道德壓力，偏低的估計出自對美洲人煙稀少的既定印象，也是下意識企圖迴避難以承擔的道德責任，不免遭到希望促進印第安人權益的人士質疑。

全書清楚陳述了「霍姆柏格的錯誤」，美洲印第安人正如各地的原住民，在多數歷史紀錄中缺席或處於被動的位置。作者仔細爬梳出不同群體的印第安居民的價值觀、管理環境的方法、相關組織、技術等。由他們的條件與信念去理解當時他們與西班牙人或其他西方人的遭逢。在人數占優勢的情況下，印第安人為什麼放棄抵抗？其實他們沒有放棄，首次見到西班牙人高大的馬匹後，他們不久便發明了絆馬索，印加的道路系統也不適合馬匹奔馳，但僵硬的服從、秩序，不利於戰場上的彈性調度，是他們最終失敗的一大主因。作者刻意從印第安人的角度尋求其社會或政權瓦解的解釋。他認為以聖嬰現象帶來的乾旱來解釋文化衰落，是蔑視了印第安人的能力。

天災只是生存發展的眾多壓力之一，重要的是社會、文化配備的因應能力，如何解決天災或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條件。在北美洲東南部人身上我們看到了成功因應的例子。密西西比河谷有名的卡霍基亞（Cahokia）文化開始種植玉蜀黍，藉著焚燒來清理林地，進一步擴大種植面積，以養活更多的人，最終卻在洪水與土石流的侵襲下，城市沒落了。但也有其他印第安人群體，同樣在過度開闢土地後遭遇水患，但他們從洪水與土石流中認識到砍伐森林的弊害，因此調整了土地利用的方式，而能繼續生存。考古學資料與旅人的紀錄則顯示玉蜀黍的產量依然驚人，但有計畫地造林避免了水患，而在樹種的選擇上增加了水果與堅果，食物更加多樣。但並不是所有印第安人群體都能成功因應內在或外來的一切挑戰。馬雅的高度發展使得它的衰亡格外引人深思，作者不同意一般以為的人口對資源造成的壓力以及乾旱的解釋，因為較潮溼的南部城市反而較北部城市更早敗亡。由兩處城市留下的銘刻來看，南部銘文的內容始終以國王階層為主，而北部在第九、十世紀時從以國王為主擴大到商業層面，而商人推動的地區性交換，協助北部城市度過乾旱的限制。作者總結南部城市的衰亡是因「政治失靈導致未能找出解決方案」。歐洲人帶進來的疾病，尤其是天花，致使印第安人在短時間損失大量人口，也嚴重斲傷了原有的知識體系與行動力，甚至生存的動力。這種傷害後尚未復原的社會氣氛在西方人的歷史文獻中，呈現為懶散、被動。

亞馬遜流域熱帶森林內的人類活動在不同世代的考古學者分析上有極不同的面貌，而研究結果又與生態保育運動連動。一九四○年代與五○年代在亞馬遜地區做研究的貝蒂．梅格絲（Betty J. Meggers）提出刀耕火種是農業活動發展的上限，她稱為「文化的環境限制定律」。一九七一年她的研究出版，支持了正興起的生態保育運動，保護熱帶雨林是其中一個重要目標。一九八○年代，新一代的學者安娜．羅斯福（Anna C. Roosevelt）帶著新的遙感探測技術，發現河口的馬拉若島是「一項傑出的原住民文化成就」。大規模的人口並未破壞反而是改善森林。他們藉著選擇樹木的種類，確保食物來源。對於無知的眼睛，那是未經人力改造的原始森林，若用心去認識，便會發現那是精心管理的果園。面對熱帶森林有人力介入的歷史與進行管理的可能性，生態保育運動人士擔憂提供國家與開發業者一個藉口，最終導致生態浩劫。

看著書，我想起學生時代，在德州、新墨西哥州、與亞利桑那州等地開車旅行的經驗。路邊城鎮的商店販售一套套的箭頭與矛頭，可以想見二十世紀初，學界面對四起的古物獵人，堅持研究方法與程序的環境。沒有章法的古物獵人層出不窮的新資料，也驅使學界回應而大步發展。我因此與幾位同學談起，我們閒暇時的心力，可能促成某些智識活動的發展嗎？

註：本文為衛城出版之《一四九一》一書導讀，授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