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二零一一年的某個冬日早晨，我和修（Hugh）來到一間俯瞰台北盆地的山頂別墅。熱情的主人首先引我們進入一個房間，室中心的大桌上陳列著一客又一客的菲力、丁骨、牛小排與佈置整齊的刀叉。鄰室裡，另一張大圓桌則擺滿紅魽、黑鮪、青魽等生魚片料理。一切如此豐盛雅緻，我們卻無緣大快朵頤，因為所有的料理都是由石頭製成，都和故宮博物館的肉形石與翠玉白菜一樣逼真。從早過午，主人夫婦推開一扇又一扇的門，為我們仔細介紹一桌又一桌西式、日式、台式、中式、義式、法式⋯石頭料理；我和修則從驚訝、讚嘆、好奇、胃口大開，到因渴望真實食物而飢餓疲憊。那是一場不會腐敗、沒有客人、也因此彷彿永遠不會結束的筵席。而我們則成了兩個用眼睛吃了又吐、吐了又吃的急性厭食症患者，直到參訪結束於一間擺著滿漢全席的大房間裡─滿桌佳餚當然還是不能吃的戈壁石。主人邀請我們來年一起去內蒙看採石。

我沒有再與主人見過面，但很難忘記那場田野奇遇。那一扇又一扇的門也成為我心中關於修的知識實踐寓言：永遠走向界限以外的知識，門一開就通往驚奇、顛覆與未知。《昆蟲誌：人類學家觀看蟲蟲的26種方式》從A到Z的二十六個篇章，正是二十六扇通往未知世界的任意門，而且每一次開門的驚奇有增無減，只因為門後的世界難以預料，無從複製。雖然不保證舒適愉快，但總是通往驚奇、顛覆與未知。

如果看到這裡的你手邊有書但還沒開始讀，我強烈建議你拋開這篇引文（《昆蟲誌》拋棄學術格式，文字平易近人，確實也無需導讀）。直接翻開第一章，勇敢走進門裡的時空吧：那是一九二六年的一場飛行，人類首次跟上了昆蟲旅行的速度，號稱萬物之靈的我們也才終於有機會發現：在人眼看不見的高空，平均每二．五平方公里就有三千六百萬隻正御風而行的昆蟲，儘管身邊強風颼颼，牠們還是試著控制自己的高度與方向，正要前往某處。

於是這第一扇門，就像一則來自天外的邀請，要帶你與昆蟲一起上路。

這扇門也開宗明義指出：無論從歷史、數量、速度、或適應力來看，有限的是人類，無限的是昆蟲。而最最有限的，是人類對昆蟲的稀薄理解，完全不及牠們巨大的影響力。

這扇門還像是起飛時的機長廣播，要為接下來的二十五場飛行指出唯一的乘客守則：除了好奇心與想像力，無需攜帶任何行李。事實上，萊佛士機長想請你拋開過去所有關於昆蟲的舊行李與舊包袱。只要人來了，招子放亮，五感全開，我們就上路。

2.

《昆蟲誌》的文字平易近人，但寫作的企圖並不簡單。這不是一本頌讚昆蟲世界奧妙的二十一世紀《昆蟲記》，也不是一本昆蟲版的《所羅門王的指環》。它甚至不是一本揭露「人蟲關係」的科普書；因為，與其告訴你「改變人類歷史的百大昆蟲」或更多「你不知道的蟲蟲危機」，修想要探索與挑戰的，其實正是我們慣常用來想像「人蟲關係」的各式物種邊界與位階，而這些邊界與位階又把人蟲關係限縮於極其有限的幾種組合：
人蟲疏途。於是我們害怕會飛的蟲、有刺的蟲、長相奇特的蟲，想遠離或者乾脆漠視絕大多數的蟲。

以蟲為器。於是我們吃蟲、泡蟲、賣蟲、繁殖蟲、實驗蟲，或者改造蟲。

蟲不如人。於是我們憎惡、撲打、虐殺蟲，並執意徹底消滅某些蟲。

當然，也有人愛蟲、護蟲、甚至視蟲如人。但修不忘在書中多次提到，法西斯政權是當代西方動保論述的先驅之一。當納粹科學家藉由蜜蜂的社群性來頌揚亞利安集體烏托邦的同時，他們也將猶太人、羅姆人、同性戀、身心殘礙者視為如同蝨子般的低等存在，是集體烏托邦的污染者與威脅者。於是納粹指揮官宣稱「除猶即除蝨」，半世紀後盧安達的種族屠殺者則宣稱他們殲滅的是「圖西蟑螂」（〈J ：猶太人〉）。父母皆出身東歐猶太家族的修，對於納粹迫害猶太人、猶太人迫害巴勒斯坦人的歷史知道得太多也太切身。他說：「善待動物的後果，有可能會造成我們認定某些生命是值得保護的，有些生命則完全沒有繼續下去的價值。」（〈P：升天節的卡斯齊內公園〉〈S：性〉）正因為我們太容易把人與人的位階代換為人與動物的位階，因此對任何的位階與代換都不能掉以輕心。任何人蟲之間單一而簡化的比喻，無論是美化或者醜化、無論是以蟲擬人或以人擬蟲，都是在打造框架與固化疆界，也都有可能在控管疆界的慾望中扼殺了大千世界繁花盛開的可能。

進一步思考，西方現代性對於人／ 動物之別的態度，往往不是負面的無視與排除，就是正面的積極代言。然而即便手段看似溫柔，自以為是的保護誡命與強作解人在本質上都是暴力。仔細思量，當代生物科學好以演化論解釋昆蟲（與人）的一切行為，認為無論性、舞蹈、交換禮物、化蛹蛻變都是為了繁衍後代、都背負著進化目的論、都是為了讓物種更完美，不也是一種以蟲擬人、以集體消抹個體、以目的取代存有的象徵暴力

（〈L：語言〉〈Q：不足為奇的昆蟲酷兒〉〈T：誘惑〉）

要言之，那種認為「萬物皆有其位、一物僅屬於一處且別無他處、物種疆界不可侵犯，然後人類只要以警覺與化學物質就能夠控制昆蟲這種數量龐大無比、有自己生存之道因此不屈從於人類的生物」（〈A：天空〉） 的想法，就是《昆蟲誌》批判書寫的起點。

而《昆蟲誌》裡一連串最精彩也最具感染力的長型篇章，便致力於呈現種種脫逸西方現代性中既有層級關係與想像疆界的人蟲實踐。

3.

修施展人類學者本色，從非西方的人蟲文化探索對人蟲差異的不同理解可能：在上海的暗巷與街市，他與不同族群、目的、背景的鬥蟋蟀社群共感人蟲之間似親非親、既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的歡愉時空。（〈G：慷慨招待（歡樂時光）〉）在非洲尼日，他發現當國際人道援助總是將目光焦點與可貴的資源投注在奇觀式的蝗災大爆發（卻從未真正發揮實質抑制功效），豪薩人卻自有一套與各種「胡阿拉」曖昧共生、吃蟲也被蟲吃的相處之道（〈O：阿布杜．馬哈瑪內正開車穿越尼阿美〉）。接近全書尾聲，他訪談一代又一代的昆蟲學者、收藏家、實業家與昆蟲教育家，梳理日本近代史上不斷崩毀卻又蛻變重生的昆蟲之愛傳統，同時又在這些「昆蟲少年」的身上看見來自江戶大名、帝國博物學、法布爾自然史、冷戰國族主義、與當代跨國生物炒作市場（bio-prospecting）的細膩交纏（〈Y：渴望〉）。

修也發揮歐洲殖民史、思想史、自然史的研究專長，帶我們追溯近代昆蟲分類學（及其所照映的人蟲關係）內在的不穩定性：他寫十六世紀法蘭德斯畫家與自然史作者尤瑞斯．霍夫納格（Joris Hoefnagel），如何以鉅細靡遺、精確無比的昆蟲擬真畫，成功翻轉亞里斯多德以降鄙視昆蟲的物種層級觀，將昆蟲與混種人並列為已知與未知世界的完美連結，而此筆法又如何同時是信仰、科學，與藝術的三重表達 （〈I：無以名狀〉）。他寫十八世紀荷蘭女性探險家、博物學家、畫家瑪麗亞．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如何透過視覺手法首次呈現昆蟲從幼蟲、化蛹到成蟲的生命史，再寫十九世紀法國歷史與自然史學者朱爾．米榭勒（Jules Michelet）如何獨鍾幼蟲與蛻變而質疑個體發展必然邁向完美的預設。（〈K：卡夫卡〉）

身為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的長期對話者，修當然沒有放棄現代科學。只是在現代科學的核心場景裡，我們看見的是一位原本安靜內向的實驗室昆蟲畫師，柯妮莉雅．赫塞－何內格（Cornelia Hesse-Honegger），如何逐步蛻變為國際反低核輻射運動代表性人物（〈C：車諾比 〉）。看見終身熱愛自然觀察因此在以實驗為主流的學界鬱鬱不得志，卻在日本成為國民科學典範的法布爾（〈E：演化〉）。也看見晚年以研究蜜蜂的感覺與溝通機制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肯定的卡爾．馮．弗里希（Karl von Frisch）與弟子馬丁．林道爾（Martin Lindauer），曾經在語言極度扭曲、人性蕩然無存的希特勒權力高峰期與蜜蜂共同構築一個亂世中的桃花源，並以讓人類語言退位的方式突顯出蜜蜂語言的複雜與特殊性（〈L：語言〉）。

這一群人，以及前面的每一個人，都是勇於進入昆蟲世界，藉由與昆蟲極度專注而密集、近乎獻身式的第一手接觸（尋找、等待、觀察、採集、描繪、紀錄、解剖、實驗設計、標本製作等）、接收昆蟲複雜多變的生之訊息，從而擴大人類對於昆蟲的理解，並因此在昆蟲世界中得到自身救贖經驗的人。以修的話來說，他們「進入了昆蟲的世界、同時也讓昆蟲進入他們世界。」（〈T：誘惑〉）如果西方現代性裡的人蟲邊界與位階過於標準固化，這群跨越人／蟲邊界的（反）英雄確實就是我們超逸既有人蟲關係的最佳引路人。正如一輩子為猶太復國主義奮鬥、卻在一九四二年被華沙猶太起義軍處決的諾席格（〈J：猶太人〉），這些人也可以被視為人類世界與昆蟲世界的通敵者／協作者（collaborator）與翻譯者。儘管這些跨界舉動常常為他們（在人類世界）的處境帶來麻煩，然而這也恰好突顯：問題不在於跨越邊界。真正的問題就是「邊界」本身。

4.

要能成功辨識並追隨這些人蟲邊界的通敵者／協作者，修自己得有一套跨界的方法與技藝。確實，在《昆蟲誌》裡，他時而回顧不同生物學者對於同一現象的各種研究成果，時而為讀者細細解讀檔案室裡珍貴的自然史手抄繪本。前一章他還扮演一位對視覺藝術流派瞭若指掌的藝評家，下一頁卻已經成為田野裡時而悠遊、時而挫敗的人類學者。

這種博學而折衷性的知識實踐首先讓我想起修對於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喜愛，以及他與班雅明某些共通的猶太知識菁英背景：對於救贖經驗與神秘主義的興趣；同意現象的精華顯形於渺小實體，而種種生命在物件上聚於一瞬；習於從物件出發探索象徵與精神世界，又不放棄從文化與歷史分析來理解無可名狀的經驗。修同意我的觀察，但也強調塞博德（W. G. Sebald） 與博拉紐（Roberto Bolao） 兩位小說家對他同樣影響深遠。此外，出身猶太殷商的母親曾在倫敦經營一家畫廊，也備齊他從小浸淫繪畫、電影、展覽、視覺藝術的文青教養。

與此同時，《昆蟲誌》將科學的、藝術的、歷史的、哲學的、物質的、論述的、詮釋的、直觀的知識路徑冶於一爐，本身就是一場穿透界線的知識展演，指向一種修稱為「批判自然史」（critical natural history）的研究路徑（2002, 2005）。他拒絕想像一種未經中介的、科學家的自然，及其任何普世性的宣稱；同樣地，他也拒絕想像一種未經中介的、土著的文化，及其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在地與特殊性。他希望避免在理解與再現的過程中，持續複製西方現代性慣用的二元對立再現框架 (自然vs.人類、人 vs.非人 、主體vs.結構、全球vs.在地、物質vs.論述、理性vs.感性等等）。做法則是在分析中既關照政治經濟條件、也賦予想像、記憶、情感同等的重要性，從而嘗試彰顯這世界本然的、「自然文化的」共構樣貌（naturalcultural world，Donna Haraway 2003）。他致力於還原「主體」與「結構」、「自然」與「人類」在歷史與地理上的交纏，只因為無論是「自然」或「人類」的主體性，始終來自於自然與人類的相互污染（mutual contamination）。至於人與蟲在生物構造上的巨大差異，以及昆蟲在人類社會中的極度邊緣性，修希望我們學習直接面對，既不忽視、也不張揚地安住其中，才有辦法找尋同理的可能基礎。然而接觸是起點。面對昆蟲，以及所有自有生命的無數他者，這裡並沒有保證妥當的互動準則，也不存在「可遠觀又可褻玩焉」的方便距離。相遇的代價是責任，是失去自己的風險，也是成為新的自身的可能。

5.

由於參與審定《昆蟲誌》的中譯本，我在兩個月內把《昆蟲誌》從頭到尾細讀了三遍。如果修以自己的一套跨界技藝追隨著人蟲世界的通敵者／協作者，那麼本書的中譯者也必須具備修的跨界知識，並匹敵他對文字的精煉掌握。陳榮彬老師非常漂亮地完成了這個艱困的任務。而我的努力，則在於確認修在書寫與理論上的多重創造性企圖，可以被更清楚地彰顯。於此，左岸文化展現了最大的製作誠意，不僅找來蕭昀老師與我兩位審稿者，甚至願意延遲出版時間以成就中譯本對作者原意更精準的掌握。修則在審稿過程中提供了最大的協助，總是迅速回答我的任何問題，從不吝於解釋文字背後更多更深的脈絡。身為一位讀者、學生與朋友，能夠請一位作者無限制地回答我所有關於寫作前後台的問題，這是何等的特權與享受！我只能讚嘆，無論左岸文化或者修，都在審稿過程中展現出所有跨界溝通最最需要的慷慨、耐心，與專注。

回到二零一一年冬天，修在回美國前很興奮地跟我說，他前晚在師大附近散步時，看見路邊店家的騎樓有個小攤擺賣著一堆黑白相片，「沒有整理，就放在幾個紙盒中，像是什麼人的家族老照片。」修說他當時停下來翻看了那些照片，覺得很好奇也很有趣，所以想請我再跟他一起去看看。神奇的是，那天無論我們如何繞行和平東路、羅斯福路、師大路區塊間的大街小巷，卻再也找不到那個修記憶中、有著神秘黑白老照片的小攤了。騎樓小攤從此成為懸案，也成為我日後行經師大必然浮現的懸念。或許修記錯方向，以至於我們找錯區塊？或許是我誤解了修的意思，他說的根本就不是騎樓下的小攤，所以我再怎麼找也找不到？又或許，小攤所依附的騎樓店家正好被都更，以至於小攤在一夜之間消失？

都有可能。也好像都不太可能。

然而讀著《昆蟲誌》，來回琢磨著《昆蟲誌》，我漸漸浮出了另一個想法。在輕快首航的第一章與沉重的第三章之間，修帶我們回到他的第一個田野，亞馬遜河畔的伊加拉佩村（Igarap Guariba）。他憶起在伊加拉佩村的某一天，Borboletas de Vero（夏天的蝴蝶）爆炸般地大發生，船在河上緩緩前進，經過的每一間屋子都被成千上萬的金黃色夏蝶籠罩。然而鍍金的時刻一閃即逝，如夢幻泡影，飛舞的夏蝶彷彿「一艘艘小型幽浮，只是路過而已，成為我們的人生篇章之一，在那片刻之間把萬物變成閃耀著微光的另一個世界，然後又繼續往別處飛去。」（〈B：美〉）

《昆蟲誌》是一種介入性的學術工作（engaged scholarship），告訴我們另一種書寫是可能的，另一種學術是可能的，只因為另一種、更多種的世界是可能的。那神秘的騎樓小攤，或許也正如《昆蟲誌》裡人蟲相遇的每一個神奇時刻：許多生命在此交會於一瞬，在傾刻間把萬物變成閃耀著微光的另一個世界，雖然終將消失不見，但已經為我們揭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更多可能。

請把照子放亮，五感全開，一起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