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得知國家檔案局收藏著關於你的監控檔案，裡面布滿威權統治時期特務和線民為你量身訂製的觀察紀錄，你是否會有勇氣申請閱覽，一窺當年壓迫體制形塑的「你」的樣子？是否會追問曾經有哪些人，在什麼情況下，基於何種理由，選擇與政權合作，做出不利於你的證詞，操弄關於你這個人的「真相」？

以研究東歐社會主義體制著稱的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自1970年代第一次到羅馬尼亞做田野研究起，就受到當時共產獨裁政權秘密警察的嚴密監控。她按照人類學訓練的優良傳統，努力學習異國語言，設法建立友善關係，融入當地社會，蒐集關於這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慣習、制度等各方面資訊。孰料，這些從事民族誌田野研究的必備技能，在當局與西方民主陣營對峙及排外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視框下，在在成為強化她就是美國CIA間諜的「證據」。但年輕學者凱薩琳，對這些指控，以及她墮入其中的險境，渾然未覺。

多年後，當凱薩琳翻開一整個行李箱的監控檔案，被出賣的痛苦，冷不防地迎面襲來。她驚駭地發現，當時的自己彷彿是一隻被巨幅隱形蛛網捕獲的獵物。每回落腳的飯店房間安裝了監控設備，入侵她生活最私密的一面；秘密警察的線民監控網，幾乎緊貼著她田野人際關係網絡而佈建，許多她情同家人的報導人與摯友，也在那張鋪天蓋地的網羅之中。「你怎麼可以如此對我？！」總是傾向信任，待人誠摯熱情的女子凱薩琳，悲戚地吶喊。

待情緒稍緩，凱薩琳展現了偉大人類學家的特質：將遠陌者拉近，以試圖理解，將近熟者放遠，以啟動反思。她選擇懸置定見與評價，把橫跨十餘年，高達兩千多頁的個人監控檔案，當成研究秘密警察監控體制如何運作的田野材料。民族誌學者凱薩琳返回羅馬尼亞，重訪監控檔案中經常以化名遮蔽、但終究被她猜出實際身份的線民／朋友，並且嘗試與那些負責網羅線民、擬定監控計畫的軍官會面。

原來，田野中親近之人都聽過凱薩琳是間諜的傳聞，有的嗤之以鼻，有的堅信不移，大部分無所謂是與否，但確實有不少成為當局監控網絡的眼線。原來，一九八零年代以降的秘密警察，一脫過去令人聞風喪膽的惡魔形象，以更複雜的面貌，嵌在羅馬尼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是禮拜天一起上教堂、打牌的朋友，是人們需要喬事情時求助的對象。當然，被他們主動找上門的，驚惶失措自不在話下。

在如考古挖掘般逐漸出土的複雜「真相」中，教凱薩琳最難理解和面對的，是檔案中摯友對自己的負面描述。如果秘密警察對於她「邪惡分身」繪聲繪影的描寫，讓她懷疑自己是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果真當了CIA的間諜，摯友們親筆寫下的對她不利的報告，則從根本上撼動了她對於自己是不是一個好人的信念，以及她在羅馬尼亞維繫了三十多年的珍貴情誼的真實性。她假借其他被監控者的見證，坦承讀自己的檔案是個「讓人痛苦的過程，可以毀掉友誼，甚至毀掉婚姻」。

在與監控她的線民／朋友和秘密警察對質的時刻，凱薩琳將磨練多年的田野研究技巧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或許是她最接近間諜心理狀態的時刻？）。儘管內在波濤洶湧，她沉住氣，騰出足夠的心理空間聆聽，讓對方盡可能安心地傾訴，試著同理說話者，與之共感，甚至如心理師般，涵容對方朝自己拋擲的情緒。然而，一名與她結識不久便被秘密警察吸收為線民的好朋友的真心傾吐，幾乎將人類學家逼至崩潰邊緣。好友揭露的內容從坦承經過，分享箇中糾結情緒，翻轉為指責：「你帶給我多大的傷害啊！」責任的箭頭驀地倒轉，被監控者竟反倒成了加害者？！這或許是難以直視無力抵抗壓迫體制、背叛了友人的自己，為求自保而出現的防禦投射，但是，逼使一個人成為不願成為的自己的，終究是壓迫體制中握有決策權的人們。

那麼位居壓迫體制指揮鏈上不同層級的情治機關負責人，是否曾意識到自己的任務對許多人的生命帶來嚴重程度不等的戕害？很多羅馬尼亞朋友告訴凱薩琳，不可能會有秘密警察想要跟她碰面的，他們都簽署了保密協議，現身吐露真相，會是對同儕的背叛。但也有朋友教凱薩琳以花束示好，表明來者非敵，竟然真的讓昔日特務軍官打開了門；儘管是暫時而有限度的打開。「我的指導原則是不造成傷害」。就如「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重要執行者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說詞，與凱薩琳會面的三位軍官，都以「盡忠職守」做為自我辯護的基調，認為自己不過是在工作崗位上盡應盡的本分，沒有做出傷天害理的事。然而，正如漢娜・鄂蘭藉「惡的平庸性」所欲指向的終極批判：毀滅性的惡，往往是由諸多看似平庸的決定及作為堆疊而成，進而令所有參與龐然非人罪行的人們的罪惡感，得以獲致救贖式的淡化稀釋，更難以藉由召喚良知，使參與者現身負責。

應是人類學訓練中對異己同理共感，以及對複雜事物多元向度保持開放性的要求使然，凱薩琳最終並未對線民和秘密警察是否應為傷害負起責任的問題，給出明確的答案。然而，這也可能是因為以她為原點的外擴監控網絡所含攝的人們當中，受到最嚴重影響的，是那些被迫離開羅馬尼亞、丟失職位，或成為線民的朋友。倘若她周遭的人們，曾因被當局懷疑的「輻射性」或連坐法，遭到酷刑、被關押數年，甚至喪失性命，或許她會做出不同的結論。

在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中，常有論者指出，威權統治體制下的加害者與受害者位置並非二元對立，而往往介於加害與受害之間的灰色地帶。此言不啻為真，且直指許多被捲入其中之人的真實處境，如同凱薩琳在這部自我民族誌的案例所呈現的。但我們須謹慎地不讓思路就此停滯，避免讓抹除權力位階、主體行動選擇及隨之而來的責任差異的虛假和解論述，取代了對於複雜真相和責任釐清的追索；更不應落入人人皆是共謀加害者，或人人都是體制受害者的和稀泥式嗟嘆，而以「荒誕的歷史悲劇」草率作結，彷彿沒有人需要為威權統治時期大規模地發生情感撕裂、人性扭曲、生命驟然崩毀的個人和集體創傷負責。

《他們說我是間諜》展現了人類學民族誌擅長的細緻田野研究，有助於彰顯壓迫體制運作的特性和複雜度，精準地剖析位居其中不同環節人們的差異處境，因而能有效地在轉型正義工程探討如何適切究責時，為難以考量個別差異性的法律機制設計提供補充。即使同為負責監控和「養案」的特務機關幹員，主導審判程序的軍法官，主責取得政治犯自白書的審訊者，在每次執行任務時，仍然有著動機、態度、行為和對待上的差異，這在追究責任時是必須考量的變項。本書亦提醒了監控檔案裡所鋪陳出的「真相」有所缺漏和扭曲，因而延伸出許多轉型正義工程中需要詳加思考的問題，如歷史真相可能被還原到什麼程度？什麼樣的真相重建和認識，真正有助於社會成員確認彼此共享的核心價值？而社會集體又準備投注多少資源、精力和時間處理威權統治留存至今的諸多遺緒？闔上此書，我不僅開始期待台灣社會能盡快找到屬於我們自己的花束，讓昔日威權體制參與者願意開口訴說，而我們的人類學家，是否準備好聆聽他們的心聲？

※本文最早發表於鳴人堂鳴人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