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能將紀錄片中檔案錄像的使用與薩滿（Shamanism）的實踐進行有助益的比較？這問題可能會遭致人類學家反彈。對人類學家來說，薩滿習俗總是要透過其特定的文化脈絡來理解，而電影往往超越脈絡。但當這種比較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檔案錄像的地位時—尤其是檔案錄像經常只被視為一種普遍的歷史記錄—就有所助益了。

如果你得知國家檔案局收藏著關於你的監控檔案，裡面布滿威權統治時期特務和線民為你量身訂製的觀察紀錄，你是否會有勇氣申請閱覽，一窺當年壓迫體制形塑的「你」的樣子？是否會追問曾經有哪些人，在什麼情況下，基於何種理由，選擇與政權合作，做出不利於你的證詞，操弄關於你這個人的「真相」？

「不適者生存？」展中呈現的多元參照主體，一則反思了社會內部的單一史觀（男性、國族、異性戀中心），與受其排除與扭曲的不適者歷史，以及社群內部不適者間的階序與分斷；二則提供了「變」「態」者聯盟的橫向參照可能，讓被壟斷阻隔的生命經驗並置、連結。前者進一步提出了歷史修正，後者指向新的檔案技術，藝術作品則扮演了重要的媒介，提供了歷史性、物質性、多層次和跨領域的詮釋方式。由此預示了奠基於當下的未來抗體，將以擬態共生，晝夜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