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西方？

　　近代西方的學術思潮有個一直揮之不去的問題，以最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為什麼是西方？」（Why the West?）

　　從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之前很暢銷的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槍砲、病菌與鋼鐵》，不同的西方學者試圖要為自己的文明如何在短短的兩、三百年內取得全球性的霸權地位，提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而提出的理論也隨著時代的改變、歐美國家在全球政經地位的移動、學術典範政治的更替，強調的重點一直隨之變動。

　　前幾年，英國歷史學兼考古學者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出版的《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是另一個有名的例證。早期這些說法都集中於西方社會在文化上的特殊性，特別是理性又節制的宗教倫理、個人主義的價值觀、自由開放的社會等等，但隨著東亞經濟體的崛起、後殖民主義的批判，西方的特殊性開始被新的觀點所質疑。

　　質疑的重點有二。

　　第一，這種西方特殊主義的觀點，其實反映的是西方民族中心主義的偏見、西方知識份子自以為是的心態，好像在說世界其他地區都無法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文化價值來達到經濟或政治上的現代化，西方的文化價值或社會制度就是最好的典範、其他社會最終的歸宿，無視非西方文化也有可能基於其原有的傳統價值與社會制度之上，走一條不同但同等有效的道路。更進一步說，這種西方與眾不同的論點更是迴避了近代西方的霸權其實建立在對非西方殖民地的政治宰制、經濟剝削之上，殖民主義的歷史更是粗暴殘酷、血跡斑斑。所謂的文化特殊性，其實是建立在對其他社會的壓抑與貶抑、合理化自己侵略剝削其他社會的推託之辭。

　　第二，所謂的特殊性其實並不像以前西方學者以為的那般特殊，新的史料與更細緻的檔案重新考究，指出西方自以為的優勢，其實出現得相當晚，至少到了18世紀的時候，無論在經濟或社會秩序上的表現，東亞文明與中亞文明都不見得比西歐社會趨於劣勢。彭慕蘭（2001）的《大分流：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中國與歐洲為何走上不同道路？》（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就是一本最具代表性的歷史翻案作品。

　　在這一片檢討的聲浪中，所謂的「為什麼是西方？」的說法，也逐漸較少從西方的文化特殊性著手，而是偏向從外在的、偶發性的原因來解釋。

　　賈德．戴蒙的說法就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的《槍砲、病菌與鋼鐵》一書中，以新幾內亞人亞力的問題為起點：「為什麼是白人來這裡，製造出這麼多貨物？而不是我們。」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戴蒙縱橫五大洲、跨越人類一萬三千年的歷史，歸納出三個影響西方崛起為霸權的元素，並指出西方取得這些特殊優勢的元素不是因為西歐人有什麼特別優秀的道德倫理或文化價值，而是因為西歐在地理區位上的優越傳播地位，讓它能夠快速地接收在舊大陸上特別的動植物成功馴養成果，再加上一些歷史上的偶發因素，才讓西方意外地取得領先的位置。

　　戴蒙刻意壓低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強調環境因素應當要優先於文化解釋，只有在無法自圓其說的時候，才應當去考慮文化。為了閃避西方優越論的批評，他甚至倒過來提問：為何西方人在體能上、聰明才智上都比不上動作敏捷、思考活潑的新幾內亞人，卻具有如此明顯的競爭優勢？換句話說，意識到強調西方特殊性背後可能引起的民族中心本位問題，戴蒙強調外在的、歷史偶發性因素，來迴避直接回答這個特殊性，而提出一套物質主義的理論，將文化、心理因素當成是不重要的常數。

 

一位特立獨行的人類學家眼中的西方文化特殊性

　　約瑟夫．亨里奇（Joseph Henrich）教授的這本新書，可以說是對「為什麼是西方？」這個老問題的一套新說法。他不再迴避西方文化的特殊性，相反地，他要指出的正是在西方文明傳統中發展出來的文化特性，造就了西方人特別的心理特徵、價值觀念，而且這些心理特徵有助於西方發展成為繁榮、富裕並具有強大競爭能力的社會。這個說法當然會重新返回一些古典的西方特殊論的論點，像基督教的影響、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形成的相關性等等。亨里奇論點的特殊性在於，他將這些文化的議題，放在一個演化論的框架中，主張文化與基因是以共同演化（co-evolutionary）的方式在演變，而所謂西方的特性不只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或政治上的民主法治等制度上的建立，而是在行為上與心理上都展現出文化上的特殊傾向。

　　亨里奇目前是美國哈佛大學人類演化生物學系的教授兼系主任，致力於從演化論的觀點來理解人類的心理、行為抉擇，以及文化。他的研究主題非常廣博，從文化學習、文化演化、文化－基因的共同演化、人類的社會化、統御能力、特殊地位的形成、大規模的群體合作如何可能、宗教及婚姻制度與人類演化的關係，到複雜制度的浮現等等。他田野調查的區域則涵蓋南美的亞馬遜流域、智利，以及南太平洋上的斐濟。

　　亨里奇的資歷有點特別，他大學時雙主修航空工程學與人類學，畢業後還在企業界擔任了兩年的航空工程師才返回學術領域，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攻讀人類學，並於1999年在該校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此後，2002年到2007年他先在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人類學系任職，接著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心理與經濟學系升任教授，並擔任該校文化、認知與共同演化研究中心的主任。2015年轉到哈佛大學應聘。

　　不像一般人類學家專注於單一或少數幾個社群個案，從事密集的田野調查，亨里奇從博士生開始就對人類普遍性的法則與跨文化比較的議題有興趣。他早期的研究計畫就是帶領一群人類學家與經濟學家到不同社會從事一些行為實驗來測試賽局理論（game theory）在不同文化當中的有效性。而他的研究團隊得到的結論，相當程度地否定了那些建立在「人是自利的動物」這個假設之上的賽局理論可以應用在不同的社會。更有趣的是，雖然這些模型失敗了，但是在不同社會中，失敗的方式卻各有不同。

　　這些實驗建立的模型在不同社會所產生的各種差異，讓亨里奇注意到了西方心理學實驗對象取樣時的偏差，這些歐美大學設計出來的心理與行為實驗的常客其實是一群他稱之為「WEIRD」的人，因為這些人多來自西方（Western）、受過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裕（Rich）且民主（Democratic）的社會，代表的是心理上與行為上都呈現極端傾向的一批人，難怪這些研究所建立起來的理論無法跨文化去解釋其他社會成員的行為。亨里奇更進一步追問，指出西方心理與行為研究的偏差固然重要，但其實更需要被解釋的是，這些具備「WEIRD」特質的人在心理上的展現差異是如何出現的？本書可以說是他大膽地結合社會科學與生物科學的研究，以一種更全面性、綜合性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

促使WEIRD群體誕生的文化母體－－基督教教義

　　作者在本書中首先對文化演化過程的動力機制做出說明，他主張人類演化上的成功取決於其認知機制透過天擇所生產出來的一種少見的社會習性，他稱為文化學習，是一種人們從別人那裡尋求資訊的能力。這種能力讓那些擁有領先技藝的人具有教導別人的才能，讓人們更有效率地接收到適應環境的能力而不必事事都仰賴個別親身經驗才能累積知識。人類也許不是唯一會學習文化的動物，靈長類學者已經指出有些靈長類可能也有這種能力。但是這種經過天擇後的認知機制，讓我們生理上、心理上都具備前所未有的潛在能力，成為文化的學習者、教導者及發明者。

　　更進一步來說，這些文化學習過程的提升、強化，與支持這個過程的認知基礎的持續演化，會衍生出更複雜的文化產品，像工具、行為模式、工藝技術、宗教儀式與知識。而新的文化成就又可以在這些產品所形成的平臺上維持與傳播，並繼續創新。這使得那些能夠提升文化學習的人群，更能夠適應周圍的環境。

　　這種文化演化是一種自我催化的過程，會在其內部衍生一股新的淘汰壓力，影響到基因、人的個體，以及群體這個層次的發展方向。在基因這個層次的主要影響方向，是在促成人們能夠擁有一種願意去學習別人成功適應環境方式的心理傾向。人類也因為這種能力的演化，使得他行動的主要戲碼變得比其其他物種更加仰賴後天文化的學習與教育。亨里奇在此特別強調人們所承繼的不只是文化的，而且還是基因的，兩者持續互動的結果會同時增加文化樣貌的複雜性與基因排列改變的速率，這種文化演化的現象是人類這個物種所特有，比起一般生物演化更為複雜與多元，需要我們發展出一套不同的理論來處理。

　　至於在群體的層次，則會因為群體規模的增大，心智之間的交互連結愈密切，愈能加速文化演化的累積，同時也讓這種文化學習的重要性更為明顯可見。當概念的交換市場愈大，願意教導的人與願意學習的人愈多，就會有愈多的知識累積與專門人士的出現，難怪所有的文明都相當程度地依賴城市，來做為其文化創新與演化的基地。

　　在了解文化演化的基本運作機制後，本書具體的主要論點，就是要解釋近代西歐文化的特色是如何按照這套機制的邏輯來萌生。亨里奇主張，大約在中世紀開始有一組特定的社會、歷史、概念與制度的過程與模式，在西歐與北歐逐漸形成，創造出一種特殊的文化母體（matrix），促使這些區域的人群展開一段具有實質文化演化的歷程。在此，作者認為最關鍵的文化元素就是基督教教會發展出來的教義與倫理原則（特別是其中的個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觀、婚姻觀），在西歐／北歐的傳播與廣泛地接受，造成社會、經濟與制度上的一系列變遷，塑造這個區域人民的世界觀、信仰與心理傾向，促成了所謂WEIRD群體的誕生。

　　這是一段複雜、多元又充滿想像力的推論，想要了解作者主要論點的讀者可以在本書第14章，圖14.1，找到作者如何將這段文化演化的過程，摘要地建立出一系列推論程序的簡圖。

　　簡單來說，本書主張中世紀基督教的某些教義，促成亨里奇稱為「婚家計畫」（Marriage and Family Program, MFP）的整套社會規範出現，而這套社會規範與實踐計畫改變了歐洲許多地方的親屬結構與親戚的意義，重新架構了婚姻與婚後的居住模式，削弱了原本親密的親屬與社區網絡連結，增進了居住與人際關係的流動性，讓教會網絡取代親族網絡成為一股新的整合力量。這樣的改變開啟了後來的市場經濟中的非個人關係，與都市化後出現的非親屬交往方式的發展，更在政治與法律上將這種規範模式常規化、制度化。也就是說，亨里奇認為，當「婚家計畫」建立並鞏固為結構性的力量後，它所啟動的心理與制度上的改變，讓接下來的工業革命、歐洲的全球擴張，以及歐美現代化的政治與經濟系統成為可能。

　　在這裡，本書將推論的核心重點放在非個人的合群性、個人主義與動機性自我的形成，以及其他一系列心理特質如何動態地發展出一些西方文明的特性：新教節制紀律的倫理觀、個人為中心的法律制度與實踐、近代的市場經濟秩序等等。作者認為這個動態的發展過程，解釋了為何WEIRD群體比起其他社會的人呈現出更以自我為中心、更具自我節制與耐性、更願意努力工作、更願意信任陌生人、更崇尚公平、更具分析能力、更相信自由意志等特質。

 

懷疑與批判－－未盡的議題仍待思考與討論

　　整體來說，這是一本相當令人讚嘆的著作，論證強烈大膽，論據組織明確，世界上應該沒有多少學者能夠應用如此廣博的資料，動員如此龐大的研究團隊，而且提出如此眾多的新觀念與不凡的洞識。我相信這本書可以刺激未來許多課堂上的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討論、辯論，吸引更多相關的研究。

　　然而，這樣龐大野心的推論，縱橫人類演化歷史數萬年，跨越知識論基礎完全不同的學科，當然會引起許多爭議與批評。做為一個人類學者與社會科學家，我就會對本書第一部分引用的許多心理學研究成果的基本概念假設與方法論有許多懷疑，也對作者的研究團隊任意將不同目的、不同脈絡的心理、行為實驗抽離脈絡來支持他們的推論頗有微詞。例如：被大量引用的「民族誌圖譜」資料庫的資料來源大半是來自1900年左右西方人的收集成果，其資料的可信度與分類使用概念，都是大有問題。我相信其他不同學科的人應該同樣會對本書中使用的史料與數據，有著類似的保留。但我認為這些批評都算是次要也是可預期的，畢竟如此全面的、大膽的主張，所要激起的正是各種進一步的討論與修正，我們也應當期待未來會有更多更為嚴謹的作品隨之而生。

　　然而，我還是忍不住要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到的那兩個對西方獨特性的批評。畢竟本書所提出的各種心理上的特性，以及據此所建構的比較方法，無論是定義或者框架，都是根生於西方WEIRD群體的知識傳統之中。而本書整體的比較框架，正是使用西方文化V.S.其他文化的二元對立模式，而文化比較的標準也是重複著過去那種「西方是更為理性、更有紀律、更努力工作、更誠實、更具普遍道德意識」的說法，不論作者原本的用意是否如此，但是這種推論方式與殖民主義時期的種族主義及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令人不安的相似性，讓我們無法不對這種去掉歷史脈絡的理論模型，保持一種高度的警覺性與懷疑。

　　舉例來說，在第14章引用各種統計資料與實驗資料來論證西方社會在近代相當成功地在經濟上取得更為繁榮的光景時，作者雖然承認西方的擴張的確曾經為非西方社會帶來各種災難與迫害，但是他認為我們仍然無法否認這個由創新引導的經濟與軍事擴張在16世紀後驚人的加速，使歐美國家在這段期間確實在國民生產毛額與平均壽命都有顯著的提升，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強調那些負面的後果。對我來說，這段論證的方式問題重重。一方面，作者似乎認為那些奴隸制度與移居殖民主義的暴力壓制、勞動剝削、資源掠奪的現象，都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擴張的外在成本，是建立一個繁榮的經濟文化體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而沒有認識到，這些不公的資源流動與迫害，其實與所謂的「繁榮進步」無法分離，它們是西方擴張與創新的內在條件。所謂西方的獨特性，其實掩蓋了這些特性與其他社會文化的相連與互相建構。

　　另一方面，這種用國民生產毛額與宏觀統計數字來論證某個社會的獨特性與優越性的方式，無法讓我們更現實地理解實際上不同的階級、種族、性別真實的狀況。19世紀的美國統計數字顯示的成長，遮掩了地主、資本家與奴隸之間的生活水準之間的差距，奴隸甚至不被計算為獨立的「人」，奴隸的勞動成果是歸諸於奴隸主身上。20世紀的宏觀資料中歐美國家出現的所謂WEIRD的心理特質，也忽略了其中其實該社會中有大量的非歐美人口。我們可不可以倒過來主張，這些社會內部的階序關係與不平等結構，可能才是讓這群有特權的白人可以繼續宣稱他們擁有理性、人權、正義、耐性、節制等等心理特質的條件？這可能是這本書留給我們繼續思考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