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是危險的工作嗎？根據社會學家Nancy Howell的統計，從1976到1986十年間，共有70位北美人類學者死於田野工作中，其中甚至包括一個被雷劈死的案例。然而本文要談的並非田野的意外事件，而是想以現在已幾乎被遺忘的美國人類學者Buell Quain的故事來談田野安全的另一個面向：苦悶與孤寂。

博士班的老闆有一個傳統，每年與指導學生們聚會時會針對新來的菜鳥的研究興趣送一本書。打著斐濟研究名號進來博班、但對斐濟還不太熟悉的我，所收到的第一本贈書便是由Buell Quain所寫、1948出版的《斐濟村落》（Fijian Village）（那美好的、充滿直白民族誌標題的年代！）。順手翻了前面幾頁，馬上察覺到這本書珍貴的意義。不僅首頁有我老闆的老闆Alexander Spoehr的親筆簽名，內文則有Quain的老闆、鼎鼎大名的人類學者Ruth Benedict寫序。然而，當時我卻還不知道Quain可是30年代美國人類學界最耀眼的新星之一，在隨意翻閱的當下，也沒有讀出Benedict在序中略帶感傷的開場筆觸。1939年八月，在Quain把這本書的完稿寄出的一年多後，他在下一個於巴西中部雨林的田野研究中，在一顆樹上上吊自殺身亡，享年只有27歲。

Quain於1912年出生在美國北大荒北達科他州一個顯赫的醫生家庭中。父親Eric是來自瑞典的移民，在北達科他州與友人合創了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地方診療室之一的Medcenter One Q&R Clinic。母親Fannie更了不起，是該州第一個拿到醫學學位的女性，也是那裡第一個嬰兒診所的創始人。我們無法得知Quain的父母是否希望他們的兒子能夠繼承身著白袍的衣缽，但從他之後幾部著作的前言中可以看出，至少他的母親是相當支持他人類學的學業。他很早便展露人類學家那種對世界的好奇心，身為一個邊境小鎮之子，高中畢業後即遊歷了歐洲、中東、俄國與中國。1934年大學畢業後，他申請上了由美國人類學之父Franz Boas領導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班，並拜入Benedict門下，與另外位知名人類學者Margaret Mead也有密切的指導合作關係。Mead在當時主編的一本重要的文化相對論與比較方法著作《原始人群的合作與競爭行為》（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Primitive Peoples）便邀了這位才22歲的小伙子寫〈伊洛奎人〉的章節。

1935年七月，Quain乘船前往斐濟的第二大島Vanua Levu進行為期將近一年的博士論文田野。結束後他回到北方老家，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完成博士論文（！！！），於1936年拿到博士學位，《斐濟村落》一書就是從論文改寫成而的。他在斐濟的研究最令人稱道的地方是其鉅細靡遺、且帶有Boas門派人文情懷的觀察描繪，使得這批距今八十年之久的資料仍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特別是他關於斐濟社會中相當少見的母系繼嗣與半族的紀錄，更是珍貴。我去年前往美國Smithsonian人類學檔案庫調閱Quain的斐濟田野資料，共有七盒，光是田野筆記就有二十五本之多，主題包括日常記錄、傳說、歌謠、土地、語言、儀式交換等等。其中關於歌謠的部分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許是受到Benedict喜好詩詞的影響，他在做田野時敏銳地觀察到當地斐濟人對口語敘事藝術的喜愛，一些長者甚至能創作詩句，與所謂「詩人」無異。寫完論文後，他把這些現在幾乎已失傳的史詩、傳說、故事翻譯成英文，集結出版了《酋長的啟程：斐濟的史詩》（The Flight of the Chiefs: Epic Poetry of Fiji）一書，裡面包羅萬象的內容是太平洋原住民文學重要的瑰寶。

1930年底，隨著美國對南美洲戰略經濟考量的增溫，哥倫比亞大學在同時也派遣了一批最優秀的年輕學者前往巴西做研究，Quain也是其中之一。根據北達科他州一位記者多年後的專題報導，1937年Quain初抵巴西，旋即選定了一個在亞馬遜支流Xingú河上游的偏遠部落Trumaí作為田野地。1938年二月搞定經費後他正式踏上研究旅程，但卻經歷許多波折。巴西官方不斷試圖阻止他的研究計畫，說那邊是一個相當危險的地方。好不容易獲准前往，他其中一艘載滿補給品的獨木舟卻翻船，這使他被迫只能在那裡進行三個多月的田野。物資用罄後，他暫時撤退到附近的政府哨站，結果被當成非法探勘金礦的白人，禁止回去。1939年他被轉派到一個與外界有較密集接觸的Krahô部落繼續他的研究。根據Benedict的傳記作者Margaret Caffrey的資料，在那裡Quain發現一種梅毒、結核、或痲瘋造成的皮膚病在流行，而他自己也被感染了。在一封日期為八月二號、寄給他的指導老師Benedict的信上，他寫到「我發著高燒，可能是一種傳染病，請務必將這封信消毒！」這封宛如遺書的信上提到他即將死去，並交代他剩餘的經費該如何處理。不久之後，他上吊的遺體在Krahô部落外的Carolina鎮附近被發現，地方政府調查的結果判定為自殺。在上述記者的報導中，他自殺的原因被認為是不想讓疾病感染到其他部落族人。他在Trumaí的田野筆記與日記之後經由他悲痛而堅強的母親打字校訂，交給了在亞馬遜流域做過田野的哥倫比亞博士生Robert Murphy補充潤飾出版成《巴西中部Trumaí印地安人》（The Trumaí Indians of Central Brazil），開了民族誌接力寫作的一個新例。

但關於他死亡的故事並沒有就這樣結束，請容我先在此賣一個關子。

Quain是Benedict的得意門生，他的死去對她的打擊之大是可以想見的，特別是在那同時她還身陷與同事Ralph Linton關於系務的鬥爭中。Linton曾是Boas在哥倫比亞的學生，但與他關係不是很好，之後跳槽到哈佛完成學位。1936年Boas退休後，大部分的師生都認為嫡系的Benedict是接下系主任的最佳人選，結果院方竟從外面找來Linton接任。為了整肅Boas殘留的勢力，他在之後展開對Benedict全面的攻擊，逐步地奪去她在系上的影響力。Quain死後留給了Benedict美金三萬的財產，在他的母親與姊姊的同意下，這筆錢在1941年成為一筆獎助哥倫比亞人類學博士生寫作的經費，包括以做貧窮文化研究聞名的Oscar Lewis以及上述的Murphy都曾蒙其惠。如此良善的用意，卻成為日後Linton攻訐的對象。1944年當Benedict正因思想左傾被FBI約談時，Linton竟乘機告密，指控她有意地送Quain去險境，想要將他的經費佔為己有。類似對Benedict的控訴在過去其實也曾出現過。1931年她指派她的學生Henrietta Schmerler隻身前往美國西部阿帕契部落做田野，結果她在那裡被性侵殺害，一些人認為Benedict必須為沒有將她的學生準備好而負責。

回到Quain以及巴西那憂鬱的熱帶。沒錯，1938年中當他正準備前往Xingú河流域之時，已在聖保羅大學教了一段時間的書的大師Claude Lévi-Strauss也正在規劃他首次的大規模田野調查。有別於Quain獨自一人的從容，以及他自己日後於《憂鬱的熱帶》中描述的那番一個人的浪漫，Lévi-Strauss的田野可是有老婆Dina陪伴（但田野結束後馬上分居，並在《憂鬱的熱帶》中被神隱）、且聚集了大批人馬物資。據其傳記作者Patrick Wilcken形容，有時候他團隊的人數甚至超越了一些他所調查的地點的原住民人數。其後勤補給之複雜，甚至讓隊伍中的學者開始寫起一種關於他們自己團隊的民族誌。由於猶太人的身份以及當時巴西偏法西斯的政治氛圍，Lévi-Strauss在申請研究許可時格外辛苦，最終巴西國家博物館強迫他接受一位巴西本土研究者Luiz de Castro Faria一同前往，實為就近控管。1938五月，Lévi-Strauss大隊人馬出發飛往中部雨林大城Cuiabá，卻很巧地沒有Castro Faria的機位。他只好辛苦地搭火車再轉渡輪，結果在船上巧遇同為人類學研究者的Quain。抵達Cuiabá後， Quain與Lévi-Strauss住到同一間旅館，並很快地建立起短暫的友誼。

依據Wilcken的資料，Quain有一天在與Lévi-Strauss聊天時，突然向他吐訴他此時已身染梅毒（在他處資料中，Quain自承梅毒是感染自在里約與一位女護士的「邂逅」）。Lévi-Strauss建議他趕快回到里約接受治療，但他在當地待了一段時間後，仍舊依照原訂計畫前往Trumaí。這個記載，很顯然地與他寄給Benedict的那封遺書有明顯的差距。Wilcken關於Quain的資料也與北達科他州記者的報導有不小的出入：Quain在Trumaí的田野工作是被巴西印地安原住民保護單位基於某些原因終止的，並把他召回里約。在里約等待之時，他巧遇一位瑞士人類學者Alfred Métraux（日後也是以自殺結束生命）。據後者的回憶，他在酒醉的狀況下談到他在Trumaí的經歷，以及自己梅毒的症狀，聲音大到他的同伴在旁必須輕聲制止。之後在Krahô做田野的某一天，他接到幾封家書，讀完之後馬上把信燒掉。幾天後，他找了兩位村民當嚮導離開村落前往附近城鎮Carolina。在路途上，他寫了一封信給巴西國家博物館主任Heloísa Alberto Torres，內容與給Benedict的那封十分類似。他在信中表示自己「身患傳染病，收到此信時我已死去，請將之消毒，並把我的田野資料交給博物館處理。」當晚，他試圖割腕頸自殺，不成，最後在附近樹上上吊。

巴西一位導演把Quain的故事拍成電影Cartas do Kuluene

然而梅毒真的是他自殺的主因嗎（至少Lévi-Strauss相信是如此）？上述的資料有著重重的疑點。首先，為何他會逢人便說自己得了梅毒？為何他會跟Benedict說傳染病是在Krahô部落得的，而對Lévi-Strauss則說是去Trumaí之前？又若真的是去Trumaí之前染上，生長在醫師之家的他，應該清楚任何傳染病對原住民部落的危險性，為何還是貿然前去？最後，他收到的家書到底寫著什麼事情，為何收到不久之後就自殺？2001年，巴西一位記者作家Bernardo Carvalho偶然聽聞到Quain自殺的故事，深為著迷，開始想調查這六十多年前的事件背後真正的原因。藉由調閱巴西美國兩地關於Quain之死的書信檔案、與還在世的當事人訪談、以及親自前往Carolina與Krahô部落探訪，他不但捕捉到Quain更為立體複雜的面貌，也挖掘出許多撲朔迷離的故事。

首先，據兩位同行村民日後所述，Quain完全沒有感染到傳染病的跡象（在別處資料中，一位在Carolina認識Quain的理髮師父也這麼說），他們認為他的病是精神上的，並藏著許多痛苦。事實上，從在Trumaí到Krahô的日記與書信中，他的字裡行間總是瀰漫著一股孤寂與疏離。他的當地語言始終沒有學好，也沒有與當地人有太多有意義的互動，甚至有時會不禁懷念起斐濟田野的光景。被村民問及為何如此痛苦，他說他的妻子和他的兄弟搞外遇（他沒有結婚、也沒有兄弟，只有一個姊姊）。另外方面，在一封1939年六月的信中他卻提到，因為父母突然離婚，他必須結束田野趕快回國。在與Carvalho的訪談中，八十八歲的Castro Faria回憶到Quain曾跟他說：「這世界上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去看去做的事情了」，他認為會說出這種話的人對現世已無掛戀。這種有些「孤傲」的性格，使他與哥倫比亞其他同學與巴西田野伙伴們的關係始終不親，他們甚至對他的死也沒有太大的反應。最後，他在死前除了給Benedict與Torres的兩封信外，還寫了另外五封。其中兩封是給他在Carolina城的一位朋友以及當地的警察局長，內容表明兩位同行村民的清白，以及指示他的遺物該如何處理。另外三封是給附近的美國牧師、他的父親、以及姊夫，內容已不得而知。

Carvalho最後把他蒐集到的資料與探訪的經歷寫成一本真實與虛構交錯的小說《九夜》（Nine Nights）。人類學研究地方文化的田野工作，或許與追尋Quain的死一樣，不會生產出一個漂亮圓滿的解釋，且總會有矛盾與空缺。有趣的是，相較美國對自己這位早夭的學者的遺忘，巴西到最近都還在藉由舞台劇與電影，捕捉Quain自殺前的身影與心理狀態。不管他真正自殺的原因為何，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即便是經驗老到者如Quain，在做長期田野時仍可能會深陷孤寂徬徨的漩渦中。如果此時你身邊有親人朋友在做田野，不妨寫封信關心鼓勵一下。若是伴侶，想要分手，請田野結束之後再提。做田野的人，也請注意身體健康與安全（Quain讓我想起中國同時期同樣前程似錦卻於田野中意外墜崖的王同惠 （1910-1935）），保持心情愉快，不要輕易墜入黑暗之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