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第二屆「芭樂籽大賞」首獎「金芭樂」之作品。作者卓浩右為Texas A&M University 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每天的下午三點之後，緊鄰著美墨邊境Otay海關的小巷Sor Juana Inés de la Cruz總會出現成排的貨櫃車等待通關，滴滴滴滴的柴油引擎聲規律的成為巷弄街坊午後習慣的背景音效。這條小巷就和Tijuana(堤華納，以下簡稱堤城)其他位於工業區中的街道相似，有著不知道在哪一年鋪設的柏油路面，但是在日復一日的經過這些十八輪大卡車的碾壓之後，路面如今早已破爛不堪。平時車輛經過時總會揚起煙塵一陣，而遇到下雨時則總是泥濘難行。

在這條巷子的兩邊，往堤城的方向是一片低矮的平房，而巷子的另一邊則是一間連一間的Maquiladora，所謂的邊境工廠；這些邊境工廠的後牆外，就是美國。曾經有在邊境工廠當警衛的朋友跟我說，有些無文件移工（undocumented immigrant）會買通工廠的警衛，趁著假日沒有人上工的時候偷偷幫他們開門，翻過工廠後牆前往美國。一起工作的台籍和中國籍的朋友間總是盛傳著，那間剛好座落在我做田野調查的邊境工廠斜對街那家「永遠只開晚上」 的天主教教堂其實只是一個幌子，教堂下面有著一條通往對面Chula Vista某個下水道的地下隧道（之所以會有這種傳言，其實一定程度上只是因為來此地工作的台藉或中國藉幹部往往週末不會來工廠之故）。不過，傳言畢竟只是傳言，那位真正去過美國當了十幾年無文件移工，去年夏天被la migra（墨國人對於美國邊境巡警Border Patrol的暱稱）抓到解送出境，現在在工廠裡面掃地的老伯古提爺壘斯說，那些才不是一般移工選擇的途徑。

我們移工走的是不同的路，至於是哪條，我不能告訴你。但是，總有一天我會回去那裡的。

古提爺壘斯帶著一抹神秘的微笑結束這個故事，繼續專注在他手邊的工作，把每天不知道多少人要走過得長廊，清潔打蠟到一塵不染為止。

披上了工廠制服，走進了生產線繼續當我的電視維修工，這是我來到這個電視工廠之後的第三份工作了。相較於產線上負責組裝的工人來說，幹維修的往往比較年輕，有大學放假來打工的，有預備學校（跟台灣的技職體系學校類同）剛畢業，打算先來工作個一兩年，賺錢去結婚或者上大學的。作為在生產線上唯一每天會固定出現九個小時的亞洲面孔，我的事情總是可以透過彼此的耳語相傳，迅速的讓線上每個熟識或者不認識的工人成為枯燥工作中的潤滑劑。而開啟移工話題的契機是，我為了節省田野期間學費的開支而失去了學生簽證，卻又因為護照太舊無法使用免簽協定進出美國，雪上加霜地墨簽又快要到期；種種因素相加在一起，只要稍微有一點閃失，我就會成為滯留在墨國無文件打工的台灣人。但也因為這個原因，在每天非常短暫的休息時間裡，人們和我談論的話題總是離不開他們進入美國的經驗。於是，那陣子日常對話常常都是環繞著我要走移工之路回美國開始的：

「黑黝，你回不去美國了喔？」
「暫時啦！你那個時候是怎麼過去的啊？」
「我找朋友介紹的Cayote帶我過去的啊！只是移工之路不好走喔！」

好些年前也曾經去到芝加哥打工的魯卡斯這麼說。Cayote是西語裡土狼的意思，用在邊境的脈絡中，則是指那些帶著無文件移工從特別的管道進入美國的人蛇們。當地的朋友跟我說，好的Cayote帶你平安進美國，壞的Cayote搶光你的皮夾之後丟你進沙漠。這個排比自然不是當地朋友會用的句型，不過無文件移工一旦下定決心要前往美國時，所面對的的確是這種高風險的處境。

移工所面對的處境有多少的風險，大致上可以分成自然環境和人為因素兩種。就自然環境的因素來說，移工在穿越邊境的時候，要面對如：高溫攝氏45度的沙漠；沙漠裡的蠍子和響尾蛇。如果是東邊一點的移工，可能在泳渡格蘭河（Rio Grande）時則體力透支溺斃；又或者是在穿越地道時被老鼠攻擊等等。

除此之外，人為因素的部份則需要躲避美國邊境巡警的查緝，或冒著被毒梟或黑幫分子綁架的風險。被邊境巡警逮捕的話，除了這輩子很難再合法入境美國之外，之前付給Cayote的酬金也付諸流水。但相較於被綁架，這也許不算是最悲慘的結局。踏上移工之路的人們被邊境的幫派或者毒梟綁架，從來就不是邊境城市裡的新聞，這些被綁架的移工如果家人負擔不起贖金，則可能被強迫成為活生生的毒品載具，或是被吸收成為地方幫派嘍囉。當然，也可能直接被埋屍在這條長達1951英哩的邊境上。至於女性移工，還要面對被性騷擾，強暴棄屍的危險。也因為這樣，一直以來，前往美國的無文件移工的性別比例中，男性總是多於女性。

正是因為移工之路如此艱辛又危險，當我跟人事室裡總是慈眉善目的大嬸泰瑞莎開玩笑的說，如果真的回不去時我考慮找位Cayote帶我回德州時，泰瑞莎難得板起了臉，用很嚴肅的表情跟我說：

黑黝，答應我，不管怎麼樣，永遠永遠不要走移工之路回美國。

為了不讓這位總是對我很好的泰瑞莎大嬸擔心，我只差沒有在她面前手按聖經發誓絕對不會踏上移工之路，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那是條怎樣的道路。

而關於一年到底有多少無文件移工跨過邊境這個問題，其實從來都沒有明確的答案。根據一些研究中心和邊境巡警的遣返資料顯示，即使近年來人數已經有顯著的下降，但是一年平均還是有約17萬人次的無文件移工試圖入境；至於有多少人在這段沒人可以保證安全的旅途中喪生，從來就是個無解的問題。堤城的General Abelardo L. Rodríguez International Airport國際機場對面的邊境牆上有許多白色十字架，每一付十字架上都有一個在移工之路殞命的無文件移工的出身地、年紀和名字。這些綿延不絕又新舊不一的白色十字架也只是殞命於移工之路上的冰山一角，而也許實際的數字到底是多少早已沒有意義，因為每一個十字架的背後都是一個破碎的家庭和逝去的生命。不過，即使跨越邊境是一件如此危險事情，美墨兩國懸殊的工資差距，仍然吸引了許多的墨國勞動者前往美國尋夢。

至於兩地的工資差距有多懸殊，也許可以從一位Uber司機的證詞說起。那是個在我還可以合法通過邊境的週六早晨，經過長達近兩小時的等待總算通過海關之後，我錯過了前往UCSD的公車，於是只好在電車站叫了一台Uber。一坐上車沒多久，就發現這位名叫John的司機英文其實相當生硬，詢問之後發現原來這位老兄跟我一樣，也是今天一早從堤城入境聖地牙哥來開Uber的。而且其實他根本就不叫John，而是Rodriguez。他跟我說在San Diego 開Uber是門好生意，一天能夠賺到的錢遠比在堤城開Uber多得多了。十多分鐘車程之後，我付了17美金的車資下了車，Rodriguez順路又在隔壁一個轉角外接了幾個大學生離開，算一算，如果一趟車資都在20美金左右的話，Rodriguez只要跑三趟車就可以賺到邊境工廠裡的工人一週的薪資。在邊境工廠裡工作的人們，每週領著1000披索左右的薪資，換成美金差不多是50-60元左右（ 由於美墨匯率波動幅度很大，如我在田野之初是1美金換16.50披索，但在我離開田野時卻成為1美金兌換20披索。）。這些工人們一天站著工作十個小時，每週工作六天。在泰勒化的生產線上日復一日做著相同而枯燥的工作，但是所得卻不如在週末的時候去美國開一天的Uber，這樣的顯著差異，一直以來都是許多墨國人走上移工之路的主要動力。

在過去數十年中吸引著墨國人民前往美國工作的原因，除了相差懸殊的工資構成了強大的拉力，這兩國的歷史所造成盤根錯節的地方人際網絡，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美墨邊境的經典電影Mi Familia裡，男主角那位長住在加州的阿公一樣，即使一世人都住在屬於美國的加州，但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的那天，都不曾有一天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對於重視家庭的墨國人來說，親人在哪裡，家就在哪裡，而墨西哥也就在那裡。家庭的連帶構成了墨國人民穿梭在邊境兩側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動力。

記得有一回下工後的晚上，回到宿舍所在的社區。車子的雨刷上被夾了一張紙條，大意是說我們停到了其他人的車位，跑去問社區警衛到底是怎麼回事也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正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的時候，遇到類似社區管理委員會總幹事一類職位的大嬸，這位大嬸聽我用殘破的西文簡述了遭遇之後，看來怒氣勃勃的拉著她的貴賓狗跑去找社區警衛連珠砲似的「理論」了一番。經過一番斡旋之後，警衛兩手一攤表示沒有辦法。於是我和中國籍的工作夥伴跑去拜訪了住在樓下的房東老太太，這位慈祥和藹的墨國老太太一看到我們，就要從電視工廠來的我們幫她修電視。身為她老人家的房客，當然是義不容辭的幫她看看電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老太太跟我們說從昨天開始就收不到Direct TV的頻道，中國朋友就很好心的跑去幫她檢查電視盒、訊號線等等的硬體。在這段時間中，老太太指著掛在牆上的UCLA文憑，語帶驕傲的訴說著她的兒女如何在美國完成學業，以及在美國工作的狀況。老太太的女兒雖然在美國工作，不過依舊和她同住。至於兒子，已經在舊金山有了家庭，聖誕節的時候，一家人總會開十幾個小時的車南下，回到堤城和老太太團聚。

老太太，我們找到妳的電視出了什麼問題了，記得要妳的女兒明天去美國上班的時候，幫妳把Direct TV的卡片拿去儲值，然後妳就可以繼續看電視了。

在老太太連聲不停的Muchas gracias（非常謝謝）的道謝聲中，我和中國籍的朋友離開了她那充滿木頭香氣的公寓，道了晚安之後各自回到宿舍休息。那個夜晚太過於魔幻寫實，我躺在床上想著老太太的遭遇和她家裡的故事。我想不管是美國來的電視服務Direct TV，或是每日在美墨之間通勤的房東女兒，乃至於那些無文件移工，對於居住在堤城這種邊境城市的居民來說，由於人員、商品和服務的來來往往，邊境意象也許並不是那麼清晰明確的。兩個國家之間的那道牆雖然造成了不少麻煩，但卻不曾真的阻擋過他們移動的腳步（附註一下，雖然川普長城還沒有真的開始蓋起來，但是其實在美墨邊境幾個接鄰的城市比如El Paso/ Ciudad Juarez, San Diego/ Tijuana, Tucson/ Nogales 等等早就都有邊界牆把兩國隔開）。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像我的房東老太太一家那般的美滿，可以在美國頂尖學校受教育並且順利的在美國找到工作。大部分的無文件移工家庭，由於無法自由的在邊境兩側移動，因此更多的時候，都需要忍受和家人分隔兩地的思念之苦。即使美墨兩國簽有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基於這個協定對於車輛、資金、商品和人員理論上放寬了許多的限制，使得邊境兩邊的人民能夠在所謂的自由貿易中得到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然而，這也只是理論上的開放，就實際的狀況來說，掛著墨國牌的卡車從來沒能真正的跨過邊境行駛在美國的道路上。而墨國人民也無法享有美國免簽入境的待遇。美國的邊境並不對所有墨國人民開放，尤其是對於那些位處於社會底層的無文件勞動者們來說，邊境成了他們必須在家庭生活和較好的經濟條件中二擇一的零和選擇。

於是，我們可以在邊境兩側看到截然不同的家戶型態。美國這一側因為多數移工為男性，因此一個家戶中可能由幾個有親戚關係、跨代的男性組成。以加州為例，這些農工會隨著氣候的差異，而一路從南加往北加收成葡萄、橘子等等的水果，而待加州的工作結束之後，有些人則可能遠赴中西部去其他的農業州繼續工作。因此，對於這些無文件移工來說，其居住的處所其實就各種意義上來說，都很難具有家的功能。

而墨國這一側則是以成年女性和小孩共組而成的家戶，家戶裡往往具有數位具有血緣關係的成年女性。即使可能會不定期的收到移工男性家庭成員匯來的美金，家戶內的成年女性依然肩負主要生計來源的角色。她們在邊境工廠當女工或者是在街邊賣小吃、手工藝品。較為年長而無法承擔這些工作的女性則在家中照顧小孩和以及負擔其他家務。男性的長期缺席不僅反轉了過往墨國傳統由男性作主和負擔生計的家庭結構，使得女性成為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和決策者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邊境墨國人對於家和伴侶的理解。不過，即使有了這些變遷，依舊沒有改變墨國人對於親情連帶的重視。

「Hey, loco（墨國人和熟捻的朋友之間往往會用一點戲謔貶抑的方式打招呼，loco為瘋子之意，是很常見的打招呼方式。），你回不去美國了喔？」

那天的產線上，因為做著工人們不熟悉的新機種，所以維修站裡不停的送進有問題的電視，我跟同線的柯林累個半死的時候，隔壁做電腦螢幕的線上倒是相當清閒，電視工廠裡當維修工的日子，就像是抽樂透一樣，看看自己的那條線上今天生產什麼，決定了這天的日子會怎麼過。而當我累的半死的時候，趁著暑假來打工維修電視的大學生胡力歐趁著手邊沒有工作的時候跑來跟我聊天。

「暫時啦！胡力歐，上次要你幫我問的事情怎麼樣了啊？」
「有啊！八千美金幫你做假文件通關，六千走地道，四千爬山，你要選哪一個？」
「有這麼多錢我交學費就好了啦！幹什麼還偷渡啊？Loco！」
「我就知道，不過黑黝我跟你說，明年，就是明年，不管有或沒有簽證，我都要去美國看我老媽，我好久沒有看到她了，我想她。」
「沒有簽證的話，你會走上移工之路嗎？」
「可能吧！我只知道我一定會去找她。」

遠方產線經理快步走來，顯然是我們這條線上今天近乎瘋狂的不良率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我和胡力歐的這段對話就這麼戛然而止了。在結束對話之前，我從他堅定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這條移工之路他是走定了。不管川普長城有沒有蓋起來，無文件移工之路從來沒有好走過。走上移工之路的人們，各自有不同的動機和原因，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並不是川普口中那些「來自墨西哥的強暴犯」，而是四散在我田野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只是想要讓家人過上好日子，想和家人團聚的、再平凡善良不過的普通人。這群無文件移工與他們的家人，即使也許永遠不會為人們所記得，但是他們構成了邊境兩側主要的底層勞動力，默默的支撐著邊境兩側社會生活的運作。

坐在台灣的咖啡館裡寫出這篇文字的我，即使之後回到了堤城，也許永遠不會有機會走上那條至今從未有機會見到過的移工之路了；不過，也許每一位人類學徒的心中都有一條移工之路存在；和移工一樣，我們在各式危險、掙扎、困惑之中踉蹌前進，不論是物理或象徵意義上的翻山越嶺跋山涉水，面對著和移工相似的各種掙扎。就這個意義來說，也許我早已走在那條未曾謀面的移工之路上而不自知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