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幸福？

《幸福路上》電影的主角小琪天真地問。她的爸爸笑說這麼小就問這個問題，長大後會是哲學家喔～

媽媽立刻接著說當哲學家會餓肚子──這真是諷刺，認真探討幸福這個問題的人反而會不幸福？！

不過許多人對什麼是幸福、如何追求幸福快樂很有興趣。有人開玩笑說這個年代「到處都有幸福，至少書店裡面很多」，的確，在勵志指南、心靈雞湯區「幸福隨手可得」。如小琪爸爸所說，幸福是一個哲學問題，但心理學、經濟學談的人也不少──多到還被Sara Ahmed稱為「幸福轉向」哩，近年正向心理學、幸福經濟可是顯學，不知是否能讓作者與出版社不必餓肚子？

人類學在慢了好多拍之後，也開始探討這個問題。我看完《幸福路上》後忍不住翻了一下「幸福人類學」的一些討論，一面讀一面對照電影呈現的台灣社會。這篇芭樂文並非典型影評，而是把《幸福路上》當成一部民族誌來閱讀。如果還沒有看過電影不妨礙閱讀（但我強烈建議進戲院看這部好片），只需要知道這部電影主角是1975年出生在新莊的小琪，台灣近四十年的轉變與她的人生交織。文中舉例不是爆雷，通通都是身邊熟悉常見的經驗。

 

幸福可以排名嗎？

幾年前我在加州大學San Diego分校訪問時，Joel Robbins教授在系上做了一個演講，後來刊登於英國人類學旗艦期刊JRAI："Beyond the Suffering Subject: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Good”。他指出人類學在異文化越來越全球化之後，新的研究對象多半是受苦的人（suffering subject），如弱勢、病痛經驗或底層人生，這是我們作為人文學科無可避免的關懷。我一直不是傷心人類學派的粉絲，也多少感到90年代後的人類學研究整體色調也未免太灰了，聽了真是心有戚戚焉。Robbins教授從宏觀的視角盤點人類學的發展，進一步指出近年的一些研究開始出現反其道而行的走向，不約而同地探討不同社會的人如何創造美好（the good），包括價值（value）、道德（morality）、同理心、希望，以及幸福。其實古典人類學也觸及這些「新」課題，只是多半沒有理論化，而這些看似「正向人類學」（positive anthropology）課題的研究其實也含括了suffering的面向。

人類學開始探討幸福，其中一個很大的推力就是最新流行的「幸福排名」讓人忍不住眉頭一皺。不丹曾自詡為「世界最幸福國家」，強力行銷國民幸福指數 (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以有別於追求經濟成長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媒體大幅報導這新的一波風潮，聯合國在2012年還將每年3月20日訂為「世界幸福日」。不過最新公布的調查，不丹在全球只名列84，前幾名多半是北歐國家──顯然如何計算指標加權本身就是一項價值判斷。

什麼是幸福？光是哪個字指涉幸福這回事就很難搞定了。中文的「幸」跟「福」兩個字都有豐富意涵（例如幸就有快樂、幸運等不同的面向，福就更複雜了），合在一起又有另外的意義，中文也經常把「幸福快樂」連在一起。英文也經常混用happiness、wellbeing等──但happiness並不只是簡單翻成中文的「快樂」，討論happiness的文章也多半會引述希臘概念將之分成hedonic（日常快樂）與eudaimonia（人生滿足），中文也常將happiness翻譯為「幸福」。《幸福路上》電影英文片名是On Happiness Road，比較貼近英語一般性的用法。光是這兩個語言就很難一一對應，更遑論全球那麼多的不同語言的所謂「幸福」。（因此這篇文章將暫不區分，以「幸福」一詞來暫代幸福、快樂、happiness、wellbeing等等相近但層次複雜的概念。）

當做調查者問「你幸福嗎？」，是在問同一件事情嗎？除了跨文化翻譯的混亂之外，幸福有單一標準嗎？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脈絡的人，感受、經驗、表達的幸福，可以用同一套格式來測量計算嗎？例如Iza Kavedžija指出調查中問日本人幸福分數偏低，未必是日本人很不快樂，除了要區分幸shiawase、與喜ureshii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其文化中這不是很合宜的問法，被問「你幸福嗎？」人們傾向謙遜地回答。就算是同一個國家裡面，如《幸福路上》的阿嬤說，「人只要吃得飽，就很幸福啦」，但小琪的爸媽、表哥、同學們，他們對什麼是幸福的想法與標準顯然不盡相同。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問，人一定要追求幸福嗎？美國憲法把追求幸福當成重要權利，倡議幸福指數的人也預設了人類都追求幸福，但這真是普同的嗎？以上這些問題，都顯示了幸福不可以輕易量化排名，不同社會想的幸福不盡相同。前述的「幸福工業」將幸福當成客體化、可測量、可用來「科學地」制定政策的「東西」，此種源自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的作法顯然大有問題。國民幸福指數原是對只重經濟發展或資本主義的一種反思，甚至是對西方主流的一種反動，然而「指數化」的結果卻又落入了另一個窠臼。

然而雖然幸福千百種很難排比，但許多社會的確都很關心幸福，很值得探討。人類學家最擅長的就是文化特殊性與人類共通性的探討，當然不能在這個議題上缺席。在田野中，我們試圖理解一群人怎麼過日子、看待人生，其實也可以說一直在摸索幸福這個問題：一個地方、時代的人怎麼想像、估量與追尋幸福？

真正第一本討論快樂/幸福的人類學專書（編者如此宣稱），大概是2009年的Pursuits of Happiness: Well-Being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編者Gordon Matthews & Carolina Izquierdo認為雖然大部分人類學家認為幸福無法做量化排名那種「硬比較」（hard comparison），但並非無跨文化理解分析的可能，我們可以透過「軟比較」（soft comparison）──也就是透過跨文化的民族誌，進行一些小的規模的對話。

順帶一提，我在圖書館找相關書籍時，居然看到一本「快樂這回事：人類學家的發現」，大吃一驚，怎麼從來沒聽過？仔細一看，作者是Desmond Morris，他明明就是動物學家啦，以「裸猿」一書聞名，這本The Nature of Happiness根本與人類學無關，不知台灣出版社為何要瞎掰。勉強跟人類學拉得上邊大概是關於人類演化的一些簡略推想吧？這個出發點讓他特別強調的快樂是源自原始狩獵，滿足個人基本衝動，不快樂多半是這方面沒有得到滿足。（嗯，有夠簡單吧）這本書算是灌水之作，粗淺粗糙，最後還變成心靈雞湯，當然不列入幸福人類學的討論範疇。

 

當我們談幸福，我們其實談的是____

倫理學家Sissela Bok在Exploring Happiness: from Aristotle to Brain Science一書中俏皮地指出，「快樂」的定義就有如羅氏墨跡心理測驗一樣，「從你如何定義快樂，就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她說這雖是萬用句型，不過還是蠻有效的，一個人怎麼定義快樂透漏了她的「人格特質、期望與偏見」。的確，當我們試著回答小琪的發問「什麼是幸福？」，悲觀或樂觀、重視物質享受或靈性修行的人，會給出很不一樣的答案。這個問題直指一個人最重視的核心價值是什麼，甚至也可說就是在告訴別人「我是誰」、我是個什麼樣的人。

但人類學對於文化差異的敏感度，提出更進一步的看法：幸福不只是個人主觀的情感或期望，「什麼是幸福？」也反映了不同文化以及歷史脈絡，所形塑的價值觀體系的差異，亦即幸福有個人性也有集體性。當小琪與同學在屋頂想像自己長大要做什麼，聖恩想做大頭家、小琪想改變社會、貝蒂想要家庭團員去美國，有其個別性。然而幸福不只是內在、私人的事情，電影中小琪爸媽本來期待她當醫生賺大錢，這種主流的幸福圖像與台灣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係，而小琪決定要「走自己的路」，想從第三類組跳到文組，這種強調個人興趣追求自我實現才幸福的想法，恰反映了時代的價值觀變遷。美國夢、大頭家的幸福想像亦然。

多年後小琪再遇貝蒂，後者說她覺得自己現在「蠻幸福的」。幸福是私人個人的「感覺良好」，是心靈雞湯類書的基調，但這種想法其實蠻晚近的，如果發生在另外的時空，貝蒂可能就不會說出這種句子了。《幸福的歷史》（Happiness: as History）作者Darrin McMahon也指出，「一般人對幸福的理解──包括尋求幸福的方式，以及是否預期自己能夠獲得幸福──確實也隨著文化與時代的不同而常有天壤之別」。他花了厚厚一整本書討論「西方世界」的幸福史，例如希臘悲劇中幸福是天神的禮物，而羅馬時期則是喜悅與豐饒，亞里斯多德認為幸福並非感官感受，而是德性的生活。基督教裡幸福是神承諾的最後天堂，啟蒙時代開始扭轉幸福罕見稀有的想法，幸福開始成為世俗生活的期待，甚至是天賦人權、以及人生的追求目標。（極度簡化快轉懶人包）Sara Ahmed在The Promise of Happiness談到happiness這個字中hap有偶然、機遇與幸運之意，但後來逐漸演變成一種內在狀態，是人們可努力達致的目標，不快樂不幸福好像成為失敗的代名詞，也難怪教人幸福的書會賣。

西方世界之外當然又是另外的故事，這就輪到人類學家登場了。2015年人類學的重要新興刊物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有一期專號探討這個課題，主編的Harry Walker與Iza Kavedžija指出幸福的問題不只是個人感受與哲學，其實是整體社會文化的叢結。他們提議可以從價值或「什麼對人們重要」（what matters to people）切入，不同文化對幸福有不同的想像，衡量「幸福」這件事的重要性多寡也不同，而人們如何估量幸福，是以文化價值作為參考體系。

這期專號有幾個有趣的例子可以與《幸福路上》對話。Charles Stafford分析台灣及中國的幾個個案，雖然覺得跳很大，不過很有意思的是他指出家庭在幸福目標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亦即追尋幸福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家庭的、代間共同的目標。電影中小琪要換選文組時，居然召開了家族會議（而且父母雙方的長輩都來了），這在西方較強調個人性的社會比較難想像。從這個角度看，電影中的確有很濃厚的、以跨世代為單位的幸福圖像。不過片中呈現的台灣社會一定程度挑戰了儒家傳統，例如忠孝教條在片中未曾出現，小琪不念醫科或離開父母遠行，沒有人以「不孝」來責怪她；沒有忠黨愛國，而是經歷推倒威權的民主化過程。媽媽勸小琪生孩子不是為了傳宗接代，而是「夫妻感情會變好」。女性古老的三從四德也不是幸福的準則，單親媽媽被接納，也接納自己。Stafford文章中的呈現的台灣案例，代間關係似乎是義務，然而《幸福路上》呈現的代間關係──爸媽對小琪濃厚的愛，而小琪也真誠地關心爸媽，她貼心煮飯、送便當給當警衛的爸爸────回歸人的親密情感。

前面提及日本人被問「你幸福嗎？」傾向謙遜地回答。Iza Kavedžija在美容院研究老人互動時發現，日本人也未必認為幸福（幸shiawase、喜ureshii）是其追求的極致理想。美國人普遍視幸福快樂為持久的正面狀態，經常與成就以及開心有關。然而日本文化中談到幸福比較不著重於獨立或個人成就，而是平靜、平和，找到個人自由與群體和諧的平衡。

亞馬遜的Urarina人則有另一種型態的幸福美學。Harry Walker描述他們偏好「平靜」（tranquility），這倒不是內心平穩的情感狀態，而是指一種自由彈性的生活方式，不受打擾、沒有麻煩，也就是’nothing happened’的平順。然而相對於長期性的平靜，有時會有另一種短期的快樂，尤其是獵人們回來時人們充滿期待與興奮，也感到幸福。獵人們帶回的鮮肉滿足感官享受，分享又符合社會道德，兩種不同的快樂──類似前述希臘的hedonic（日常快樂）與eudaimonia（人生滿足）──並不衝突且得到平衡。

密克羅尼西亞的雅浦（Yap）則更直接地挑戰讚頌幸福這回事。Jason Throop認為雅浦人對幸福的態度曖昧，人們很少提及自己的「幸福時光」，硬要問的話，就是一些兒時回憶或樂在工作，他們比較愛談生命中的悲苦。這並非雅浦人喜歡受苦，而是受苦這件事讓人們能看見過去到未來的犧牲、照顧、歸屬，有道德光環，但幸福快樂只是短暫的，快樂的個人隱含了只顧自己而無法同情受苦的人或看到他人福祉。他以視域（horizon）的概念來解釋：為了幸福快樂，人會傾向看不見不幸福，於是這樣的視域窄化了社會連結與責任。還不懂社會道德的孩童快樂沒關係，工作是符合社會責任的，因此談談工作的快樂倒也可以。雅浦社會強調受苦（suffering）的道德性，人們喜歡強調共苦，而非自甘。

在這些跨文化萬花筒中，我們看到了幸福不只是個人心理狀態，同時更反映了文化價值觀，以及社會變遷。那麼台灣呈現什麼風景？《幸福路上》電影前段描繪了兒童單純的幸福感，有許多是物質上的小確性（新書包、電子錶、美國巧克力），有些則是家庭提供的安全與親密呵護，我們的文化不吝於也不怯於表達這樣的幸福時刻。小琪考上明星高中與最高學府、完成去美國的心願，同學聖恩則是開了自己的機車行、還買了房子，這些個人成就也符合台灣主流社會對幸福快樂的想像。然而電影也刻劃了小琪如何逐漸變得不快樂的過程。在學校她難堪地「學到」自己的母語是不入流的、原住民血統被歧視、階級落差的自卑、老師勢利作弊、成績代表人的價值，而阿文表哥的故事更讓她發現自由只是假象、偉人其實是神話。

有別於市長的兒子小時炫耀自己的家世，長大成為政二代複製個人的幸福，小琪打開視域，看見受苦的人──家庭不圓滿的貝蒂、從小就要幫家裡賺錢的聖恩、被國家暴力傷害的表哥、底層勞工、受父親盛名之累的陳幸妤、九二一地震無情粉碎的生命。當她從美國回來，看到新莊大排水溝整治為親水河岸，彷彿成為符合中產階級美學的幸福城市，對比的卻是自己的家庭經濟困頓，工傷後被退休得要去值夜班警衛賺錢的父親、撿資源回收誤觸法網的母親，還有兒子去美國後變成斷線風箏的寂寞阿姨。觀眾能夠同理她回家的選擇，或許因為我們認同的道德圖像是「同甘共苦」。

台灣人的幸福之路

什麼是幸福？

人類學家會說，回答這個問題要回到社會文化脈絡來看，而非放諸四海皆準。那麼台灣人如何想像幸福、如何鋪設、走上幸福之路？咳，這只是一篇芭樂文不是學術論文（雖然有些段落寫得有點像，拍謝），只可以確定的說，新莊有一條幸福路，台中有一條福人街，很多地方都有幸福之路──幸福之路不只一條。雖然這是有深意的比喻，但這樣收尾大概有點白爛吧？讓我們回到《幸福路上》提供的許多線索，姑且借片中出現的兩部卡通做引子，以有點芭樂的方式總結討論：

如果小甜甜嫁給安東尼，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你是幾號科學小飛俠？小飛俠打敗惡魔黨以後，人們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

《幸福路上》邀請我們一起回味，也一起勇敢的問問題。首先是小甜甜問題。這部卡通在記憶中有許多粉紅色──假設沒有墜馬墜燈爆炸等意外，小甜甜跟安東尼、陶斯還是阿利巴在一起會最幸福？小時候同學們各有偏好。長大後回頭看，會發現這部卡通其實談了階級問題──貧窮的女孩與貴族世家世界的遭逢，進入上流社會遭遇許多折磨，但嫁入豪門真的是幸福的歸所嗎？

小甜甜所處的英國社會中，人生要設法「向上流動」，那是預設幸福的方向。台灣也有類似的主流價值觀，工人階級出身的小琪，被期待要透過念書、工作、結婚、甚至到美國，來達成（階級流動的）幸福。小琪的家庭相框清楚呈現了這些成就解鎖：考上明星高中（放鞭炮）、台大畢業（成就功名）、嫁到美國的結婚照（富裕歸宿）。事件發生的那段時間，人們感到幸福快樂──跟小確幸（吃美國巧克力、得到手錶禮物等）不同，這些事件不只是當下的快樂，更是走在通往幸福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如同Joel Robbins談短時與長時幸福如何合流時分析的，亞馬遜的Urarina人看到獵人回來時很開心，因為接下來就會是分享獵肉的party time；覺得平靜才幸福的Urarina人覺得這樣的短時喜悅是OK的，因為分享符合社會性道德。此種短時快樂（hedonic）出現在實現重要價值時，與長期幸福（eudaimonia）能夠和諧。成就解鎖帶來狂喜，而成就是由社會文化價值觀定義的。

但小琪看著那些家庭相框，卻充滿疑惑──如果小甜甜如願嫁給安東尼，成就解鎖（財富、愛情、婚姻），但從此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幸福路上》一方面呈現了台灣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但同時也提出質疑。有些人看了預告片就以為是懷舊、勵志片，其實恰好相反。如同Sara Ahmed所言：不只是社會文化建構了什麼是幸福，那些「幸福」的概念也會是影響人們行動，甚至形成一種魔咒，當我們無法達成，就面臨社會壓力與自我否定。《幸福路上》可以說是這些小人物試圖從多元的幸福想像尋找出路的故事。

 

再來是科學小飛俠問題。小時候同學們也是各擁其主，尤其分裂為喜歡1號還是鐵雄2號大明兩派。小飛俠的目標是要打敗惡魔黨，然而「成功」後，人們會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小琪的成長歷程中，惡魔黨很明顯地是讓她越來越不快樂的那些黨國教育框架，背後則是威權政治。片中巧妙地呈現了台灣社會的幾個重要snap shots：獨裁者駕崩（還兩位）、解嚴及社會運動、政黨輪替（還兩次），與她的生命歷程交織。小琪在解嚴後風起雲湧的時代走上街頭，參與了台灣政治轉型。然而惡魔黨乍看好像打敗了，台灣民主化了，但人們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嗎？還是發現大頭目死了，可是無名主宰卻又扶植了二代大頭目... （那個無名主宰到底是誰？有消滅的一天嗎？）

我看的那場有映後座談，第一位舉手的中年女性觀眾表示自己很感動，但導演為何要放那些政治元素到電影裡面呢？沒有的話就更好了。如果瀏覽網路心得文，也不難看到這樣的聲音。另一種心得則是只談小甜甜（女性成長、家庭劇），不談小飛俠。政治反感或避談政治的傾向，是台灣經歷殖民與白色恐怖後形成的傾向，尋求「社會和諧」。相反地，台灣近幾十年的政治歷程也出現了莊雅仲說的「民主大聲公」，小琪的爸爸聽地下電台，媽媽是馬英九粉絲，大家意見不同卻還是一家人。

幸福，真的只需要討論小甜甜問題，而不必碰觸小飛俠問題嗎？前面提到雅浦人對幸福快樂有所保留，認為專注在自己、家人追尋幸福會限制了視域（horizon），窄化了社會連結與責任。如果我們看不到（或假裝沒看到）阿文表哥被刑求的傷，看不到文化語言系統性歧視造成的苦，對政治、大環境冷感，個人真的能幸福嗎？這部影片沒有逃避這個問題，導演質疑單線式「進步史觀」，然而也不是天真的威權懷舊（你真的想要回到蔣經國時代，那個阿文表哥讀了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就被抓去警察局、而且這件事也最好不要講出來免得惹麻煩的年代？）。

在幸福人類學討論中，幸福關乎核心價值，形成一種與世界互動的模式，我們對幸福的看法形構了特定的視域，影響我們如何理解事情，更影響我們如何行動。幸福無法簡化為指標排名，也不只是個人情感，而是需要放在特殊社會文化脈絡中來理解與思考，而人類學提供的跨文化案例豐富了我們的想像，也有助於我們回眸自身。《幸福路上》是一部優秀細膩的動畫民族誌，透過探問幸福，我們在片中看到台灣社會幾十年來的變遷，也看到自己的影子。透過探問幸福，我們得以思考我們的幸福框架是什麼，而幸福又如何框架了我們。雖然不知道這樣的思辨與感受是否有助於得到所謂幸福，我們離開電影院，繼續在幸福路上，on the r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