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盛暑，我來到奧地利第二大城格拉茲（Graz）郊外的瑞茨霍夫（Retzholf）城堡，參加國際傳統音樂協會旗下之民族舞蹈學（Ethnochoreology）研究群的雙年研討會，循例歷屆主辦單位都會安排與會者觀摩或參與當地的傳統舞蹈，主辦的格拉茲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也不例外。某天下午我們被邀請到露天的中庭準備觀賞當地舞蹈團體的表演，正當我們趁空交頭接耳閒聊之際，只見一群高大英挺的熟男，身穿白色襯衫、褐色及膝吊帶短褲、頭戴德奧常見的獵人帽（帽沿插著一支羽毛），從城堡側門躍進我們的視野，他們是一群Schuhplattler（日耳曼語，schuh 鞋子；plattler 平拍）表演者。

在同伴的現場音樂伴奏下，這群Schuhplattler的舞者們或列隊、或圍圈，充滿精力地踱步、跳躍，當然也免不了招牌的拍腿動作，還不時配上舞者很有默契的互動表情，可說是一場非常引人入勝的演出，現場觀眾也不免被音樂韻律和舞蹈動作的交融，撩動得跟著拍掌起來。然而在如此高度性別化的表演面前，我其實有些坐立難安，首先，這些男性舞者的身材好似刻意挑選過的：一般的身高、一樣地俊挺，其次，整個舞蹈過程毫無遮蔽地透過動作或聲音展現出陽剛氣息（masculinity），這與過去我在其他場合中常見兼顧不同性別的民俗舞蹈大異其趣。

我當下認定這是一場排他性的展演，而非參與式的邀請，除非你有一樣的性別、一樣的身高，當然，還包括一樣的膚色。沒想到，現場感覺不舒服的並不只我一人。或許是我的亞裔身份比較不敏感，舞蹈結束不多久，我身旁的學界前輩葛珞教授暗地告訴我，當這群熟男跳進我們跟前時，她覺得好似看到一群支持納粹的大日耳曼主義男性又回來了。葛珞教授出生在瑞士的法語區，到英國學人類學並留下教書，是個不折不扣的左派。我原本以為讓葛珞教授警醒的是歷史，卻沒想到她所擔憂的是現在。

Schuhplattler源於奧地利的泰羅爾（Tyrol）與德國的上巴伐利亞地區，一直都被歸為是庶民的舞蹈—盛行於農民、獵人或木匠之間，舞蹈的起源年代不可確知，現今也可見男女一同演出的型態，當男生在場中央圍成一圈拍腿，女生在外圍不停旋轉，乃至裙擺如圓盤般張開的畫面十分搶眼。

但是深究其實，其舞蹈特意彰顯的陽剛氣質始終如一，甚至被認為直指這種舞蹈的源頭—生殖儀式。十九世紀末，Schuhplattler受到德皇路德維希二世的厚愛，成為推廣與保存（透過成立社團）的重點，因為它「召喚了人民對國家和土地的愛」，Schuhplattler作為一種個人和國家認同的表徵，在希特勒主政的時期，因著亞利安主義和純粹的俗民觀（也可看為當時的民粹）等等意識形態的幫腔，更加受到當權者的關愛。戰後它並沒有隨著社會變遷而消失在德奧的歷史舞台上，然而原生的區域性多元風格，反因著舞台化，導致了去脈絡化和程式化。到了二十一世紀，因著德國甚至歐美糾葛的歷史、政治和文化，Schuhplattler上演了一場華麗變身：在2006年慕尼黑世足賽的開幕演出上，主辦單位便安排了一場大型的Schuhplattler展演。

6’04”~10’13”

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外人看來充滿德國風情的演出，其實在德國大眾和媒體間引起許多質疑，特別是針對以Schuhplattler代表德國意象的表徵衝突，我的同事寇兒蔀教授曾在她的文章中對Schuhplattler的跨國與當代展演作出精闢的分析，說明表徵衝突的三種面向：1. 以巴伐利亞風俗代替「德國性」所造成的內部矛盾，包括南與北、天主教與新教徒的認同差異；2. 粗獷但是原始的農民與當代德國自我意象的理想型態—作者與思想者（Dichter und Denker）—違背，另外就是過度張揚的男性陽剛氣質和當代德國推崇的性別平等扞格不入；3. 最後則是受累於希特勒時期與民俗藝術的牽連、強調「人民」（völkische）價值，導致戰後德國對於這類藝術作為國族認同表徵的高度質疑（p. 40~41）。由此聯想到2016我和葛洛教授在Graz目睹的場景，不管是一種出自對其外顯之陽剛氣息所帶來的表徵違和感、或是隱藏於舞蹈敘事之下的政治記憶痕跡，Schuhplattler在慕尼黑世足賽上召喚出的反思，仍然延續。

我早先曾在芭樂人類學也寫過另外一篇有關第三帝國（Third Reich）時期希特勒政府的藝術觀點，恰恰與之前現代舞的例子相反，像Schuhplattler這樣草根、鄉土的民俗被視為「靈魂或心靈的語言」，深獲納粹青睞，在當時的政治情勢下，成為德國在對抗抽象思想與國際主義時，重新恢復本土文化與促進國家統一的政治節目。隨著第三帝國勢力的擴張，這種政宣的理念和策略也逐漸散佈到納粹的同盟，例如日本。在一張1938年於日本出版的明信片，可以看到舞蹈不但是國家內部民粹主義的表露，還成為國際同盟攜手的象徵。明信片上原寫著「三國友好」的標題，其下希特勒、近衞文麿和墨索里尼三人主政下的國民，共同圍成一圈各自高舉自己國家的旗幟，於內於外，民俗舞蹈都成為絕佳的政治象徵。

另外在北歐，納粹的勢力也產生了無遠弗屆的影響：在挪威，德國納粹的統治高層曾誇讚北歐的民俗音樂是「真正的納粹之（知）音」，如同北歐的金髮碧眼人種，也被納粹視為亞利安人優異的型態一般，納粹的重要官員與當地的民俗音樂團體來往過從甚密有圖為證，這樣的印刻在挪威的民俗音樂與舞蹈保存歷史中揮之不去。瑞典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訴諸中立，但是納粹的陰魂不散。眾人始料未及的是，戰爭結束的六十餘年後，由於移民問題造成歐洲右派勢力的快速崛起，一種排他的、反多元的、訴諸本土與一元的國族民粹主義，與新納粹主義互相唱和，似乎又再度綁架民俗藝術，令許多民俗音樂與舞蹈從業人士或研究者戒慎恐懼。1988年創立、具保守與民粹傾向的右派政黨瑞典民主黨Sverigedemokraterna（SD），於2018的瑞典國會大選中，一反過去無友黨結盟、影響力限縮於單一地區的狀態（2010年僅獲得5.7%選票與20席議員），因其高舉「瑞典的瑞典性」這類的口號，得票數大幅躍升獲得17.5％的選票、取得議會62席的席次，進而成為全國第三大黨。

其他的面向不說，在文化相關議題，SD主張大砍多元文化的相關補助（攸關提倡社會對移民的接納），改為挹注於本土的傳統民俗工藝、音樂與舞蹈。其陣營中文化議題的主要發言人Aron Emilsson在2014年在一次訪問中提及（他所認為的）文化的人類學面向即在於「身為人的認同」，用以支持將經費挪為挹注本土文化的政策，但他的發言卻引起52名人類學家聯名發出聲明提出異議，他們反駁Emilsson的說法，批判Emilsson的文化觀點不但過時，並且呼應了法西斯主義和社會國家主義強盛時期的主張罷了。他們強調若把文化視為實體、被賦予的認同和國家主義，則會使其成為孕育極端意識形態的溫床，文化應該是一種行動，包容多元文化主義與世界主義。

Emilsson口中原生性、真實性的文化，訴諸像瑞典每年六月舉行的Maypole聚會與舞蹈，正如新聞上右邊的這張照片所示。Maypole是歐洲普遍可見的一種古老的舞蹈，起源不可考，但還是被認為和繁衍儀式有關，歐洲各地在春夏轉換之際，會豎立起一根立柱，以花、葉或緞帶纏繞，民眾則為著立柱跳舞，這是歐洲的共同文化遺產，但卻有在地特色。Emilsson強調應將重心放在保存這類堪稱瑞典性原點的文化遺產，然而這卻造成民俗音樂與舞蹈一種尷尬的場面：不管挪威和瑞典，更多的經費挹注到過去一直相對弱勢的民俗音樂舞蹈領域本應受到歡迎，但其背後所隱含的新興國族民粹主義語調絕對不是音樂或舞蹈工作者所欲樂見的。民俗舞蹈和音樂是否在被保護（並被挪用為政治資源）的文化遺產之外，也可能成為一種行動？

2018年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得（Szeged），在隔一屆的民族舞蹈學研討會上，我聽著來自瑞典的年輕後輩蓮娜大聲疾呼，她一方面對在瑞典政壇令人不樂見的發展局面提出第一手的觀察與警示、另一方面則提出許多例證說明：透過網絡、計畫、組織或個人倡議，許多瑞典的民俗音樂與舞蹈工作者和文化實踐者盡辦法串連以對抗右派政府的文化挪用。來自鄰國的挪威，民間組織CEO的瑪莉則表示挪威的民俗音樂和舞蹈工作者，正在努力思索如何活化代表挪威性的傳統表演藝術與文化遺產之同時，可以把新納粹主義的幽靈徹底排除。民俗舞蹈是歐洲的社會產物、歷史遺緒與國族標誌。但是，它更應該是一座橋樑，將人群的過去與未來串起，而這項企圖，必須透過行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