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談的東西很短，很小，是關於「臉」。題目借自黃碧雲的小說。但並不是談小說，也不是談列維納斯所說的他人之臉，或者德勒茲瓜達里所說的臉性。是關於口罩底下的臉。

三月中，疫情開始在美國蔓延，大學從北到南從東到西紛紛停課，教學改為遠距，學生離開校園。彼時，台灣剛開放非醫療用口罩郵寄海外，我也寄了布口罩給美國的朋友。其中一位回信道：在這裡，實在很少人戴口罩（當然也因為當時衛生紙、醫療口罩、酒精、乾洗手都已被一掃而空的緣故）。一般認為口罩是給醫護人員戴的，或者只有病人才戴。另一位則說：儘管很少人戴，但愈看報導，愈覺得戴口罩有其必要。第三位的回信就更妙了。他說：他在倉庫裡找到了「工業用面罩」（industrial masks），必要的時候就會戴上。我心想：這不會是某年的萬聖節道具吧？由於對「工業用面罩」毫無概念，還去搜尋了一下圖片──從簡單的安全帽式面罩，到蝙蝠俠電影中班恩所戴的面罩，不一而足。我總覺得友人還是會用上的，依然寄了一些布口罩過去──幸好，當時在台灣的市面上也已經可以買得到布製口罩了。

友人說得沒錯，美國的疫情還不嚴重之時，醫務總監（Surgeon General ）的確呼籲大家不要搶購口罩，口罩對於防護沒有很大的作用，口罩該留給更需要的醫護人員。美國疾管局強調的是勤洗手與保持社交距離，避免大型群聚，而非配戴口罩。「在西方，需要克服關於口罩的污名，而不是對口罩的恐懼。有人提到自己戴著口罩上飛機，但覺得太羞恥不敢戴上。這種羞恥感來自何處？是因為別人會認為你是個膽小鬼嗎？因為別人會以為你生病了嗎？」「在英國超市戴口罩，人們的反應會很奇怪，原因很多：認為你和東亞國家有關；懷疑你佔用別人更需要的物資；猜測你生病了（不應該出現在這裡）；或者，認為你在散播恐懼。」在美國的亞裔居民擔心戴上口罩反而引來攻擊，或者一面配戴一面抵禦路人的側目而視。甚至「SARS以來，西方人把戴口罩與中國和東亞連結起來；可能是出於排外心理，以及這種想法：『中國是傳染病的起源，中國人正在散播病毒』」（以上引言請見The Atlantic文章）

當然，更不要忘記不少國家訂有禁蒙面法──禁止人民在示威、公眾集會、公共場合「刻意遮蓋臉部防止身分被識別」。配備禁蒙面法的國家，遠比我們想像得要多。

直至近日，川普對口罩的態度才從拒絕配戴轉變為表示願意視狀況接受；關於配戴口罩是否有效，世衛與歐美開始鬆口。但是口罩的文化意涵還是沒有改變。口罩代表著他者性、集體性、共同體、休戚與共，甚至是「中國」醫療現代性的象徵。「今天在香港，如果在公眾空間沒有戴口罩，你會被汙名化與遭受歧視，不只是因為人們會害怕你是潛在的病毒散播者，也因為代表著你並沒有肩負著公民的道德責任。」（是的，但是如此報導的西方媒體，顯然沒有留意到去年下半葉港府「禁蒙面法」引起的巨大政治風暴。儘管當前關於配戴口罩的政治情勢，與去年十月初禁蒙面法頒布時已大相逕庭──但是禁蒙面法違憲爭議目前還在進行中，見報導1、報導2。我們也不要忘記，今年一月上旬新冠肺炎初見端倪之時，港府的口罩配戴政策仍多所限制。）

口罩是一個符號，與「臉」高度相關──臉也是一個符號，指涉著身分、可辨識性、表達、個別、他人。臉的背後是一個世界，是「一整部歷史」。趙恩潔有一篇很不錯的原刊登於一英國科普部落格的文章，其中就提到了口罩與「臉」的主體象徵性。她說：

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每隔幾天，就有歐美作者對世界發言，他們聲稱亞洲人詭異的戴口罩習慣是一種文化規範或社會團結的顯現。言下之意，就是戴口罩不可能是科學的，因此它必然是文化性的。標準的「科學的西方，文化的非西方」場景。直到最近美國轉向口罩政策以前，某些西方媒體一而再、再而三的將口罩呈現為一種不科學的、錯誤的，但是有「象徵意義」的「迷思」，是可憐的亞洲人用來心理安慰的東西。

真相是，西方人就跟非西方人一樣的具有文化性。現代人的自我構成幾乎無法脫離以臉的辨識為中心的著迷（國家必須要看見「你」），臉是自由主體的終極自然象徵。一種根深蒂固的戀臉主義，一種讚頌臉部的裸露並厭惡遮臉，將遮臉等同於主體被壓迫的符號意識形態。戴上口罩或眼罩以後你就不是完整的你了，是被刪減的你（或是被擴增的你，如果你是蝙蝠俠的話）。不管是哪一種方式，臉罩如魔法般具備著改變一個人身份的能力。

更不用提到口罩外交、口罩的政治經濟學、全球口罩供應與商品鍊。

病毒進逼每個社會最脆弱的區塊，宛如攻擊人體抵抗力最弱的部分，令每個政治體收緊主權可及的邊界，「以任何其它力量不可能做到的方式叫停了這個世界。」病毒攻擊醫療體系、老年照護、人的聚集、移動與往來、全球經濟體系，以人的生命為代價。生命以主權政體為單位計量，透過每日滾動的數字呈現。病毒既遙遠（抽象的統計數字）又臨在（無形的威脅就在身邊）。無論是生命政治或者死亡政治的概念都難以圈限病毒以及隨之而來的「日常之中斷」。位處於帝國的邊緣，我們看到病毒所到之處，所突顯出的癥狀都不同──在義大利、西班牙、美國、英國、法國、新加坡、香港、台灣、土耳其、伊朗……。病毒改變著我們的生存狀態──是法國哲學家Nancy所說的，病毒「共有化 （communize）了我們，也是印度作家阿南達蒂洛伊所說的：「從歷史上看，大瘟疫迫使人類與過去決裂，想像一個重新開始的世界……它是一個傳送門（portal），一個連接這個世界和下一個世界的門戶（gateway）。」

儘管，置身於擴張中的帝國邊緣，我總覺得此種想像過於樂觀（儘管我很尊敬他們）。但我也沒有悲觀的權利。

其實口罩是種安全、保護、抵抗。它是個罩在個人獨特性上的象徵（自然，也有走向獨特性的風格化口罩），削減了個別的可辨識性。在愈來愈高壓的治理性面前，它匿名化了不服從的行動者，在同一性下撐出了反抗與自由的空間──尤其是在有著人臉辨識監控系統的國家。我寧願有著戴口罩與隱匿身分的自由──對治理者而言，它象徵著阻隔，障蔽了治理性的穿透。對反抗者而言，它正因為阻隔而象徵著安全──儘管只是相對程度上的。

我自己沒排過口罩隊伍──身為口罩愛好者過敏患者，原本就囤有少量口罩，因此在前一陣子的口罩荒之中如如不動。或許因此而錯失了什麼。一位排過口罩的朋友跟我提過「瘟疫共同體」的經驗如下：

我家附近藥局發的口罩，最近都是豹紋的，結果現在上菜市場買菜或在路邊攤買麵，隨時都會跟帶著時尚豹紋口罩的歐巴桑或中年人擦肩而過，一個瘟疫搞到我們這個以退休人士居多的小城也時尚了起來，大概也是所有人始料未及。因為都戴著豹紋口罩，原本彼此不相干的陌生人也親近了起來，我想這就是瘟疫與共同體的關係——它使人相殺，也使人相愛；使人彼此隔離，也使人彼此親近；使人們發現彼此的相似，也發現彼此的相異。

朋友形容此種親近感：「知道彼此是戰友的感覺。」（其實應該說是難友吧！）更提醒我：「這個疫情，在將人們隔離開來的時候，其實也讓人們重新連結了，或者是說重新肯認了：原來我們不僅跟住在這個小城的彼此是相連的，我們跟世界的相連，也比我們自己想像的還要多。你自己不就是寄布口罩給美國的友人嗎？如果沒有這個瘟疫，你可能都不會想起他們。」

我大笑：「我常常想起他們，是他們很少想起我。」

※誌謝：謝謝陳雅馨耐心與我討論，使文章得以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