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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鄭宜農校園講唱會探究溝通的本質

2023-12-15 回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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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以2023年11月20日鄭宜農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講唱會《金黃色的種子》為觀察場域,試著透過講者對自己創作歷程與認同的整理中,提出幾點創作與溝通本質的觀察,分別為「動機與目標閱聽眾」、「創作與溝通」和「標籤與符號」。而本文將溝通視爲一整個傳播(communication)過程,因此必須梳理傳播過程要素,並以此為基礎探究創作與溝通的本質。

 

傳播過程要素與接收分析

在談講唱會之前,先聊聊傳播領域中探討溝通的一些概念。傳播的過程要成立,傳播要素不能偏廢。會有傳播者(soruce)與接收者(reveiver),傳遞內容,即訊息(message),通道(channel),而這個過程發生的情境(context)也需要考量。最重要的是,在傳播者傳遞訊息時,是一種製碼(encoding),接受者接收訊息的時候需要解碼(decoding),當然在傳遞的過程中,會有不同程度阻擾或干擾訊息的事物,稱為噪音(noise),而談論的過程中最在乎的經驗範圍,一般來說指得是「共同性」,指得正是符碼的使用、文化和當時的情境。當然又不是每次傳播者和接收者都處與良好的狀態,因此能力(competence)和表現(performance)也需要考量,最後才是整個傳播的效果,並將接收者的回饋(feedback)考量進去,以及傳播者所提早處理的前饋(feedforward)。

探究傳播過程要素需要同時考量,傳播有個具突破性的研究理論「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於1980年代中期出現。「接收分析」視閱聽人為主動解讀的主體,並強調文本的意義是來自文本與閱聽人的研究(翁秀琪,1992,頁135)(1)。也就是說,傳播過程的兩端需要同時考量。接收分析強調閱聽人主動形象,卻又不完全忽略正文本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避免唯心主義(idealism)(Dahlgren, 1988: 291)(2)。這裡唯心主義所指的是,媒介文本的取決全由閱聽人的解讀所決定。

所以當溝通發生的時候,需要考量整個傳播過程情境,以及每個情境中的傳播者、文本、接收者和符碼、文化,當時情境是什麼,傳播者傳遞內容文本的力量是什麼,並將閱聽人的個體差異考量進去。

以Morley的《全國觀眾(The 'Nationwide' Audience)》一書的研究來看(3),他將閱聽人區分為優勢(dominate)、協商(negotiated)和對立(oppositional),則可以指出不同閱聽人對於文本會有全然不同的解讀。優勢指得是解讀的時候完全接收其中的意識形態,協商則是接收與反對兼具,對立就是解讀是完全反對的一群。這樣的區分或許簡化了而形成一種不自然的分類,但理論即是對複雜現象做了系統化的一種方式,可是在看到每份文本和接收者的回饋時,其實都應該進行盡可能的比較與分析,尤其是針對媒介文本產生的論域和閱聽人端的論域。

動機與目標閱聽眾

鄭宜農在講座開始時提及,成立《邊走邊聽有限公司》初衷是因為理解自己正在開始上升的名氣,會有比較多人願意聽講話,但總不一定是這樣,認為至少可以因此做點事,才決定辦《金黃色的種子》校園巡迴講唱會。每次說話的方式會依據目標閱聽眾而有所差異,也為了找到能夠產生共鳴的語彙而努力,因為閱聽眾被觸動的方式是不同的。

她所談的動機與講唱會形式的建立,以及產生共鳴,正是溝通本質的樣貌。在講唱會的傳播情境中,傳播者處理的前饋,是因爲試著理解閱聽眾的差異,進行這些理解,則是希望將核心思想傳遞出去,因而調整內容的形式,找到不同的語彙。她在談及不同語彙時,是以年紀,如高中、大學,以及學科領域差異而訂定。這也正是溝通過程中所謂的「共同性」,一種經驗範圍,如符碼使用和當時情境差異。

除了現場的溝通之外,她也提及將創作視為溝通的經驗。《給天王星》是群體,談人與世界的關係。《冥王星》則談置之死地爾後生。每張專輯都有溝通的內容與對象。在《水逆》發行之前的其他專輯概念都是後續衍生,然而《水逆》不同,是概念先行,使用的語言也並非熟悉的,因此在這樣的轉換上非常辛苦。她也在創作過程中發現,目標閱聽眾從剛開始發行專輯時男女比例的9:1,樂團時期比例的5:5,到現在女性較多。她也提出當代是分眾的。筆者認為這是傳播要素中,通道差異造成的,由於串流音樂平臺興起,演算法使得分眾愈趨明確。

創作與溝通的關係

她在談內在溝通時,提及自己與創作的關係。在創作《水逆》之前,認為語種轉換創作的必要性是需要論述的,而在讀了吳明益作品《苦雨之地》中〈人如何學會語言〉章節後,才確知自己創作的脈絡,因為這整張專輯主要聚焦的,是和語言(台語)溝通的過程。這一點正是創作過程中,創作者主體藉由音樂展現的一種方式。

然而創作與溝通的關係,必然與社會共鳴,並與閱聽眾有所關聯。因此,在傳播過程中,閱聽眾與作品的關係,也會影響傳播(作品)產生的效果。如同接收分析理論中將閱聽眾的主動形象提升,也同時認同文本會和閱聽眾的關係。講者提及創作到此刻已不再只是抒發,而是統整與概念化,這所謂的統整與概念化,即是在創作過程中,把溝通當成核心,並與社會產生共鳴。

藝人,作為一種身分的標籤,正是將自己商品化的過程。講者認為正面看待這個過程,能夠幫助創作者找到將自己商品化的脈絡,以完整的企劃,包含宣傳、視覺、文案等各個節點,連同音樂而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這樣閱聽眾凝視的效果,使得創作者試著對焦商業利益,並藉由這樣與閱聽眾溝通的過程,獲得閱聽眾回饋,進而理解作為藝人和創作者兩者角色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是因為這樣,意識到了標籤的存在,以及符號選擇的動機。

 

溝通過程的標籤與符號

《金黃色的種子》講唱會尾聲,鄭宜農談及標籤、身份、認同與做自己。她說有些標籤無法去除,也因此就接受各種標籤,並且能讓符號掛在身上,而認為這是容易適應環境的個性造成的,因為她是溫和且理性的人。標籤的撕貼或許都有其不同意義,撕貼的過程與方式有需要探討,這是因為任何詞彙在各種時代的不同脈絡中,實際有不同的傳播情境需要思考。

創作者在表演的過程中,因為藝人的標籤,有了商品化的過程,儘管有創作者思維中的核心概念希望傳遞,但卻為了和閱聽眾產生關係,進行整合與行銷,因此有了符號選擇與行為。這是講者在本次講唱會中最希望傳遞的。她說,時常有人為了做自己,開始去想如何做自己,將自己商品化賺取商業利益,也因為帶來流量,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選擇」做自己,「選擇」符號。

然而,如果發現自己並不是真的做自己,又會如何呢?鄭宜農認為,如果自我就是這麼複雜,而面對的世界也是這麼複雜,自己能不能確立角色是困惑的,但因為在乎,所以努力去找到,這整個過程正是一種屬於她的做自己。這個概念也是本篇文章試著談論的,什麼是創作的本質?如果創作的目的是賺取流量,獲得利益,那藉由創作的溝通本質即是標籤與符號的過程;如果創作的目的是找自己,那藉由創作的溝通本質即是「溝通」的過程。

溝通本質即是溝通過程

這場講唱會,鄭宜農說她最想談的即是關於角色,那些原生、後天與成長過後的選擇,因為她發現自己不小心就寫出療癒的歌,是個性,也就成為這樣的創作者。並談及大家在爭執時會發現,觀點本來就是共存的,這樣議題才能完整,才有前進的可能,這就回到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在乎但我有我溫和的講話方式。

在筆者聽完整場講唱會後發現,這是一場以溝通談溝通的演出,鄭宜農用「創作談溝通」的這個議題,在不同校園巡迴中「表演溝通」,並鼓勵閱聽眾在這之後在社群平臺上,以訊息方式給予回饋,使得溝通得以延續。溝通本質即是溝通本身,是反思這場講唱會時最重要的獲得。過去研究創作時,總認為創作是溝通的方式,目的是產生共鳴,給予共同性,作品本身會與閱聽眾產生關聯,進而也會理解創作過程中,閱聽眾的回饋會緩慢地影響創作者自己,這是目標,也是所謂的溝通,也因為太在意這些目標與獲得,忘了溝通的本質其實是溝通過程。

這次從90分鐘在臺藝《金黃色的種子》講唱會中,看見了一場「溝通」演出,那是時間性的,因為緩慢而且需要延續的,那也是空間性的,因為溝通的兩造,傳播者與接收者需要待在同個場域,那是標籤與符號的,因為溝通有內容。這些看得見的,而且實體存在的傳播要素,讓溝通得以具體化,進而理解原來溝通的本質並非任何目標,就是溝通的過程,或許複雜,卻是一種前進的動能。

參考資料

(1)翁秀琪(1992)。《大衆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

(2)Dahlgren, Peter (1988).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Viewer's Plural Sense-Making of TV New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0(3): 285-301.

(3)Morley, David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London: B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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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果葶 從鄭宜農校園講唱會探究溝通的本質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node/7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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