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進入田野時，隨著各種關係的建立，往往能獲得新的身份，而立即伴隨這個身份而來的會是一個新的名字，不論是基於擬親關係而來的稱謂、能融入社會文化體系中的語彙、或只是田野情境中的親暱日常綽號。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的狀況，在一次重大事件之後被賦予了新的名號，從而破冰產生新的關係。我們或許能控制這個名字（請叫我某某某），但大部分時間這是當地人給我們貼的標籤、試圖理解我們是誰、來做什麼的方式。無論如何，人類學家田野中的名字都有自己的生命，以及相伴的情感、責任與故事。

儘管不若《純淨與危險》以及她後來關於商品與「風險文化」的著作出名，《自然象徵》反思六零年代學運、民權、反戰到嬉皮的「反儀式」世代，卻蘊藏著跨越時空的意義。到了八零年代，道格拉斯重新開展群格理論，以此分析為什麼不同的群體對於核能、終止懷孕、同性婚姻、氣候變遷、槍械管制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以及哪些團體可能在哪些議題上有共識，但在其他議題上會分道揚鑣。其中，道格拉斯也將低群高格的特色描繪成「原子化的從屬」。某種意義而言，低群高格意味著社會的價值觀深度內化到個人身心靈之中，但個人必須獨自面對自己的人生。我認為，這種「原子化的從屬」，正是我們憂鬱時代的精確表述。